廢死聯盟在今年農曆春節連假期間，在臉書粉絲專頁貼文指責臺灣社會普遍不關心加害人的處境，國際社會上的夥伴都在給臺灣比倒讚、發噓聲，認為臺灣必須廢除死刑才能在國際社會起示範作用，並強調願與社會持續溝通，可是該聯盟卻限制臉書粉絲專頁留言的權限。

首先，我就問：「光想到加害人的處境？你們有沒有想到被害人的處境？你們有沒有想到被害人家屬的處境？你們有沒有想到廣大善良老百姓的處境？」

接著我又想起，廢死聯盟執行長林欣怡之前被記者問到，若被害人是自己的家人親友會如何，她回說：「我不知道！」倘若臺灣，甚至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每個廢死聯盟的人都這麼回答，那就坐實、足可證明，廢死聯盟就跟一些躲在網路後面、躲在海外，或者確定不用當兵打仗的人們，鼓勵臺灣仇中國、反中國、跟中國一戰一樣，都是「死道友不死貧道」、「別人的兒子死不完」，這種毫無同理心的心態。

廢死聯盟或其他諸多名義的人權團體，都說死刑違反人權，且無法遏止犯罪，可是我還是要說，若是沒有死刑，又沒有終身監禁或其他嚴苛的刑罰，則偏差或犯罪行為的成本就會偏低，而以臺灣來說，過輕的刑責，必定會藉著新聞媒體、社群媒體廣為放送，而接受資訊的人，也可能會再對家人親友等社會關係網絡中人放送，如此多少便會產生影響，這將讓有心犯罪的人蠢蠢欲動，益發膽大妄為。

臺南湯姆熊隨機殺童案的兇手，明顯就是因為民主進步黨政府朝廢死邁進，而變得囂張跋扈。

反過來看，嚴苛的刑罰，在臺灣也可能廣為流傳，透過家庭、學校、同儕、新聞媒體、社群媒體等社會化機構散播，如此也多少能讓有心犯罪的人比較知所警惕，比較會再三考慮犯罪、違法的成本與代價。

再說犯罪的預防與受刑人的矯治，談論前者的人或團體，如廢死聯盟與部分公眾人物，總流於對個別重大殺人案、傷害案或性侵案行為人的護航，後者常見於臺灣各級法院的法官，常以「有教化可能」、「不能排除教化可能性」而給兇犯判可假釋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可是臺灣的入獄教化機制、更生或精神鑑定至今都仍不夠健全，專業人手也不夠，法官的判決行為，形同沽名釣譽，把鍋甩給別人。

相對地，日本社會學教授岡本茂樹《教出殺人犯Ⅰ：你以為的反省，只會讓人變得更壞》、《教出殺人犯Ⅱ：「好孩子」與犯罪的距離》、《教出殺人犯Ⅲ：治好心裡的傷，才是真正的教育》這三本書，對於犯罪預防、入獄教化的論述就有建設性得多。

對於犯罪預防，岡本茂樹指出日本社會習於壓制個人心聲的表達、負面情緒的抒發，積壓久了勢必會大爆發，而去犯罪、自殺，或者發瘋，我認為這可能是因為，日本就是個集體主義的社會，重集體而輕個人，臺灣目前也依舊是這樣。

對於入獄教化，岡本茂樹認為日本監獄流於形式、只叫受刑人按表操課，而未充分引導受刑人面對自己的過錯，這也就是美國社會學者莫頓(Robert K. Merton)所說的儀式主義、目標錯置，臺灣目前也是如此，臺灣新聞媒體過往的社會案件報導中，便不乏出獄後再犯的例子，在在顯示臺灣入獄教化的機制也有問題、不健全。

關心個別案件加害人的處境，就犯罪預防的討論來說，我認為是見樹不見林、容易把焦點帶偏，比較重要的，還是關注犯罪或偏差行為的相關影響因素。

綜合我所看過的國內外社會案件報導，我認為個人的經濟、文化、社會資本，還有自幼兒、青少年，再到青年、壯年、中年、老年等社會化、人格與認知發展的過程中，受家人親友、學校師長、同儕、鄰居、新聞或社群媒體影響之下，所形成的價值觀、態度、生活習慣、品格等，都是犯罪或偏差行為基本的相關影響因素。

上述些因素，我還認為會去影響，岡本茂樹所強調的負面情緒抒發之表現(這畢竟也是一種實踐的行為)，譬如高社會經濟地位SES者，或者屬於政商名流、資本家、資產階級(布爾喬亞階級)、達官貴人者，負面情緒抒發的正當管道可能就比非屬這些群體者多，又或者，自小便被教導有負面情緒就要找家人親友抒發，而對方也確實能屢屢接住其負面情緒者，內心也可能比較不會，累積過多的負能量。

想起多年前曾在臉書FB上看到有住在歐洲聯盟國家內的人說，他這邊沒有死刑，但治安仍很好，我也要問：「您所處的國家地區是集體主義社會嗎？日常生活中，個人心聲、負面情緒的表達會受到壓制或壓抑嗎？政府的入獄教化機制僅流於形式嗎？所居鄰里社區是高社會經濟地位者的聚居地嗎？」

臺灣目前主政的民主進步黨政府，還有廢死聯盟等人權團體，僅止於對加害者人權的爭取，汲汲於加害者刑責的減輕，卻不思檢討並修正漏洞百出的更生、精神鑑定，還有入獄教化的機制，也不思為市井小民擴增負面情緒抒發、心聲表達的正當且合法的管道。

而且在這當中，民主進步黨政府連農曆春節期間也光長一個心眼，要老百姓支持天價但細節模糊不清的軍購，持續讓人有資金外流、產業外移、稅金浪費、生計受損的驚慌感。

如此一來，臺灣的治安是很難好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