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爆出的楊珍妮霸凌顏慧欣及其他數名下屬、俞大㵢及其妻子霸凌外交單位官員、亞太棒球場房仲業儲備經理掌摑工讀生、苗栗崇光醫院副院長性騷擾女性員工等偏差行為事件，看起來態樣不同，但在我看來，卻仍有些共同點。

這四起事件，共同點便是加害人的權力比被害人大，或者地位比被害人高，所以我認為都算是仗勢欺人的事件。

楊珍妮、俞大㵢、苗栗崇光醫院副院長性騷擾女性員工，類似的狀況在於他們對被害人都有實質的，法律或制度所賦予的權力，存在著一定的法理權威，再講白一點，就是他們三人被害人的飯碗、考績分數、薪資或其他的工作權益，都有一定的決定權，而有一些影響力，再加上他們在機關單位內的社會資本，也許同樣比被害人來得雄厚，這也就可能成為，他們欺負部屬的底氣。

俞大㵢妻子類似的欺負外交單位官員(基層事務官？)的行為，跟俞大㵢本人也一點類似，就是他們是所謂的「皇親國戚」，就是大頭、老闆、首長的社會關係網絡中人，可能是這類人的親友、同學等，進而可能以這相對關鍵、特殊的社會資本，在機關單位內橫著走，這跟之前霸凌下屬也鬧很大的謝宜容差不多，也跟公家單位內常見的，那些因為憑「關係」入職且連年持續獲得續聘，而講話較大聲的，甚至會對經國家考試入職的正式人員，頤指氣使的約聘或臨時人員類似。

苗栗崇光醫院副院長的行為，我想可能不是第一次，只是更早之前的沒被踢爆，而亞太球場掌摑工讀生的房仲業儲備經理，從相關報導看來確實是前科累累，前者能夠在性騷擾女性員工之後仍未獲得實質、有力的處罰，後者早先有不只一筆犯罪紀錄而仍能獲得房仲公司雇用，這次掌摑工讀生還有親友團幫忙搖旗吶喊、對發出譴責的網友道德綁架，讓我也都懷疑，這兩人的社會資本可能也都不容忽視，而成了他們偏差行為的底氣。

畢竟，臺灣目前依舊是一個，「有關係就沒關係」的社會，同樣一件偏差或犯罪行為，行為人的社會資本或社會關係網絡，常常能決定行為人會付出的代價、會受到的懲罰。

而使楊珍妮、俞大㵢、苗栗崇光醫院副院長得以欺負下屬的社會因素，除了法令或制度白紙黑字所給的職權以外，可能還有華人社會傳統五大社會關係秩序觀(五倫)之中，「君臣倫」所衍生的上司下屬倫理觀、「長幼倫」所衍生的前輩後輩倫理觀、學長學弟制、學姊學妹制等等之類的職場社會關係秩序，或者說職場權力結構觀的作用，這兩大華人傳統五大倫理觀衍生的臺灣現代職場社會關係秩序觀，可能造成有些人被長官、老闆、前輩、學長或學姊欺負了、霸凌了，卻仍不敢說出來。

楊珍妮、俞大㵢、苗栗崇光醫院副院長，也許就跟近日在亞太球場掌摑勸阻莫擋道之工讀生的蔣姓男子一樣，從小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可能未被充分灌輸尊重他人的觀念，或者從部分家人親友、鄰居、同學，或者初入職場從部分同事、長官等參考團體之處，學到了可任意欺負社會、經濟、政治或職場地位比自己低者的觀念。

在社會化的過程中養成這類慣習之後，當自己身居高位、有了一些社會資本、人脈，或者遇到職場地位低於自己者，或者僅只是自覺擁有影響眼前人之權力時，便可能欺負眼前人；再者，有這種慣習的人當有了一定的經濟資本、財力，或者當有了一些文化資本、專門知識、技術、經驗，掌握一些資訊管道等之後，也可能比較會去欺負別人。

行為人自認可運用自己的經濟、社會或文化資本來從其偏差行為的責難、懲處、懲戒、懲罰中脫身，也是使其較敢欺負人的原因。

有這樣情況的人，當自己的地位是機關單位、機構的長官或主管時，便可能會去欺負下屬，楊珍妮、俞大㵢、苗栗崇光醫院副院長等事件便是；當自己的地位是消費者、顧客、客戶時，也可能會展現「花錢大爺」的心態，而變奧客去欺負客服人員、店員、服務生、工讀生，近日亞太球場掌摑球場工讀生的蔣姓男子便是一例；抑或者，這類情況的人處在病患的地位，也可能會對醫護人員使用言語或肢體暴力，過往臺灣新聞媒體報導的多起醫療暴力事件即是。

所以說，同一類型的偏差行為之所以一再發生，我認為全然說是結構問題並不精確，因為在同樣的社會結構、系統或體系之下，以臺灣來說，人們的表現或實踐，就是不盡相同，相對之下，我認為應該說是做出相似、同類偏差行為的人們，本身可能在從小到大，從家庭、學校到職場，多個階段社會化的過程中，逐漸養成有些類似的、可謂異曲同工的偏差慣習，進而在他們自認經濟、社會或文化資本雄厚時，以實際的行為表現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