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日前發生高三學生大考前晚自習墜樓的事件,目前社交媒體上一片探討高中生壓力來源的聲音,當然,也是僅聚焦在該校或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學生的壓力來源,而忽視就讀其他公私立高中或國中的學生,吾人以為不夠全面。
從社會學的角度看,臺灣高中生,甚或國中生等中學生,目前的壓力會是來自於本身行使之社會角色本身的規範或期待,以及這些社會角色所衍生的社會關係,包含子女或其他卑親屬、(堂表)兄弟姊妹、同學、朋友、學生,若有在外打工的話,還有工讀生這項社會角色。
在子女或其他卑親屬方面,有些父母或其他同住的親戚長輩,除了課業要求之外,還會要求子女或其他卑親屬回家分擔家務、農務勞動或生意,若是家裡是所謂的家庭工廠,也可能會被要求擔任相當於工人的角色,有的父母或長輩,則可能在課業要求之外,還要子女或晚輩再去學習其他才藝,甚或學習交際應酬等,又或者是課業要求極度高標準、嚴苛,有少一分打一下或不給吃飯之類的狀況。
倘若父母或其他同住尊親屬彼此關係不和,長期屬於對立或敵對關係,那麼夾在中間處在青少年階段,身為其子女或其他卑親屬的中學生,心理壓力也是不容忽視,這可能會影響他們在學校的行事作風、言行舉止,也會衝擊到他們的課業或其他方面的表現,若家中尊親屬還有對卑親屬家庭暴力的情事,則心理壓力就會更大。
在(堂表)兄弟姊妹方面,長兄或長姊可能特別常被要求要做(堂表)弟妹的榜樣,近似於美國心理學者哈利·蘇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所提,但社會學也廣泛運用來探討「社會化」(Socialization)相關議題的「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而且還要是具有正面影響的,或者就是犧牲自己的學業,而出去工作賺錢成就(堂表)弟妹的學業,這些角色期待也會對人造成一些壓力。
另外,倘若(堂表)兄弟姊妹在學校或其他地方惹事生非、作奸犯科、違法亂紀,自己也可能會被當事行為人或其尊親屬,透過家人情感關係予以情緒勒索、道德綁架地,強烈要求善後擦屁股,如此也會帶來難以忽視的壓力。
而同學或朋友,看似兩種不同的社會角色,但以臺灣來說,在小學、國中、高中甚或大學、研究所階段,同學關係轉變成朋友關係的比率似乎蠻大的,而這兩種社會角色,我發覺在臺灣的國中或高中裡面,其角色規範或期待也都蠻像的,像是課業、校園勞務互相幫忙,遇任何事皆須相挺等,處在青少年階段的中學生,在乎同學或朋友之看法,多於在乎父母或其他尊親屬、師長對自己看法者也大有人在,如此就會形成個人有時會無法察覺的同儕壓力,一言一行常需考慮同儕的看法、評價。
倘若同學之間形成「老大」或「校霸」與追隨者之類的權力支配關係,那麼受支配的一方也多少會感受到支配者的壓力,言行舉止也會受到來自「老大」或「校霸」的有形或無形監控。
至於學生,其角色期待可能來自師長、校方高層長官、教育單位官員,甚至來自大眾傳播媒體,國中生考上明星高中,或者高中生考上明星大學明星科系的人數、比率,每年都是大眾傳播媒體報導、比較的重點,也是學校校方高層對外宣傳的材料,且也會是師長教學表現評比的依據,這樣一來,這些可能與學生建立網絡連結的人,就多少會對學生施加學業成績的壓力。
此外,倘若與學生存在權力關係的師長、校方高層長官,會仗勢欺壓學生,如對學生性犯罪、霸凌,則在資源取得上當下只能仰賴特定師長或校方高層的青少年學生,內心的壓力也是可想而知,同時並衍生出同學之間學業成績的競爭,甚至導致同學之間在課業上,會像成人世界那樣地明爭暗鬥,其中一位學生的優秀表現,也可能造成其他學生的心理壓力。
另一方面,臺灣目前有些私立國中有寄(住)宿學校的性質,會包辦學生平日吃住,並為學生安排規律讀書作息,以及嚴謹規範電腦及其週邊、通訊和消費電子等3C產品的使用頻率,這也就意味著,目前於這類寄(住)宿學校過活的學生們,社交媒體、手機、電腦網路的使用,以及休閒項目的選擇或參與、日常生活作息等,都會受到校方一定程度的監控,如此便有點美國社會學者厄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所說「全控機構」(Total institution)的性質,這也會是學生的壓力源。
至於工讀生,除本身被工作單位分配的工作,會有一定的時效或績效壓力之外,還有一些工作單位之內部規範的壓力之外,有些不肖老闆會剝削工讀生、把工讀生當正職員工用,另外工作單位內的同事,也可能會在工作分配或人際關係上,給工讀生造成一些精神、心理壓力,而工作單位若官僚制、科層制、師徒制、前輩後輩制,或者全控機構的色彩越濃、麥當勞化的程度越高,則壓力就可能越大。
最後,還有一種無涉社會角色行使,但也算是一種社會關係且會產生一定壓力的身分,那就是鄰居,在同一個時代裡,相較於都會區、都市或城鎮而言,非都會區、農漁村或鄉村之中,鄰居之間的互動較為頻繁,社會關係相對緊密而全面,任一家戶之內有在國(初)中、高中就讀的青少年,無論在家或在校,其言行舉止也比較會受到來自鄰居的壓力,不過這方面的社會關係,整體上會隨著現代化、工業化或都市化程度的提升而淡薄,壓力也就可能有所消減。
上述各種社會角色或社會關係衍生出來的壓力,最終都是來自國家地區整體經濟、政治、社會、教育文化等面向的有形或無形、正式或非正式規範/制度的作用,而臺灣在這些面向上,在我看來,目前其實都還有集體先於個人的集體主義色彩,個人時而受到集體的壓力,負面情緒紓解或被接住的機會時而被扼殺,進而因負面情緒爆發促生一些悲劇或社會案件,這影響是全面的,而不只是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學生或中學生。
而近日這起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墜樓事件,校內師生及其他相關人員也可能因為心靈的衝擊或輿論的壓力,導致內心有些負面情緒,這也有必要給予能接住他們的紓解管道,方能避免悲劇或社會案件的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