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臺北市一名清潔員在執行資源回收勤務時，因為將一個別人送來，當下已送上清潔隊回收車的電鍋私自挪用，結果被檢舉貪污、公器私用，儘管後來司法人員宣稱很想放過他，但礙於法令不得不辦，後續很有效率地將清潔員起訴，並判刑3個月、緩刑2年、褫奪公權1年。

這是目前我所聽聞的貪污或公器私用案中，調查、偵辦、審判效率特別好的一件。

回想之前吵得沸沸揚揚的力暘光電弊案、臺鹽綠能光電弊案、華亞科技園區弊案、監察委員公務車私用案，司法人員對於涉案官員的偵辦卻是進行了比最近這位清潔員都還要久的時間，目前除了臺鹽綠能的涉案人陳啟昱被判刑，其餘案件的人最多就是被起訴，而其它臺灣新聞媒體有報導，到篇幅比較沒那麼大的官員貪污案，司法人員偵辦的效率，我印象中也沒有一件，是好過辦最近這位基層清潔員的。

最近這位黃姓清潔員的電鍋案，從Threads等社交媒體上一些網友的說法看來，案主的供詞也疑點重重，像是無法證明拾荒老婦人的存在、無法證明案主有再去買新電鍋並將原本私自挪用的回收電鍋歸還，且電鍋殘值僅32元，但檢察官仍舊迅速起訴、法官依舊迅速判刑，而相較之下，力暘光電弊案、華亞科技園區弊案之中，涉案官員貪汙的金額都大得多，但卻都辦(拖？)了很久也未見法官判刑。

而中油三接二期工程採購弊案，是民國111年(2022年)就被檢舉踢爆，偵辦到現在仍是相關涉案人士無保請回的狀態，而民國101、102年(2012、2013年)被踢爆的陳宗彥性招待案目前是近日涉案人獲判無罪，兩案的偵辦、審理效率也遠不及從檢舉到判刑，中間似乎花不到一個月的黃姓清潔員32元電鍋案。

而情節嚴重得多、偵辦效率卻遠不及電鍋案，性質同屬貪污的力暘光電弊案、臺鹽綠能光電弊案、華亞科技園區弊案、監察委員公務車私用案、陳宗彥性招待案，共同點就是涉案人的官位，都比偵辦效率超好的黃姓清潔員32元電鍋案都高得多。

這樣看來，也許是因為在臺灣的公家單位或國營事業機構之中，官職越高、越大者，往往會因為職權而有較雄厚的社會資本、人脈，也可能因為其權力或其資源的不可替代性，而令大都與其有社會關係甚或熟識的人，檢舉其弊端前須再三考慮。

如此一來，涉案人比較有管道得知如何跟調查偵辦或審判的人員應對，進行印象管理，也比較有管道去理解相關法令規章，或者因為其本職學能可能涵蓋一個單位、一個機關或一個機構，如此文化資本也比較雄厚，還有就是官職越高，薪資收入也越高、若再加上不法所得，經濟資本也是更加可觀，如此也比較能夠聘請較厲害的律師來協助打官司、應付調查偵辦人員。

除了比較不清楚或沒有管道得知法庭攻防技巧、比較沒有錢請厲害、資深的律師幫忙打官司、檢舉其弊端比較不用考慮負面後果外，又或許在慣習因素方面，黃姓清潔員就覺得自己挪用一個別人送回收、殘值不高的基本民生物資沒什麼，再加上也許自己職位低、沒升官或選舉計畫、非國家考試錄取的公務員，因此被檢舉了也可能比較會覺得無所謂，就會在做筆錄時說出自己認為不怎麼樣，但其實會構成犯罪要件的話。

而大官在被檢舉弊端後，由於涉案情節大都較為重大，故比較害怕自己被起訴、判刑，且又不想丟官、失去權位，因此就比較會不擇手段地求生存，運用自己較為雄厚的資本，包含財力、人脈，或者知識、資訊、技術、謀略、應對技巧等，來應付自己涉入的貪污或公器私用弊案，這樣就往往會增加檢方、警方或調查官偵辦查處案件的技術難度和精神壓力，執法人員也比較可能畏於涉案人的權勢而不敢辦。

反之呢，沒錯，有些市井小民被舉報也會害怕自己被罰、覺得自己所涉案件情重大，也會用盡手段規避處罰，但這群社會經濟地位SES普遍比高官權貴們低的群體，經濟、社會、文化資本均較貧弱，如此仍相對不利於進行法庭攻防或應付檢警調查，也就比較會被迅速起訴、判刑。

儘管黃姓清潔員是有緩刑且已減輕許多，但有些高官的案件辦得比他久得多，情節也誇張、嚴重得多，但卻仍未被判刑、起訴，反倒是還有無保請回或交保，而至今沒下文，甚至還有像行政院前發言人陳宗彥民國101、102年性招待案，調查、偵辦加審理弄了10幾年到現在，卻是判無罪的狀況。

有些網友會說，法律是絕對客觀、理性，但法律終究是由不能脫離社會而獨立的人來執行、審判，且人只有相對客觀理性，沒有絕對客觀理性，再宣稱客觀也必定會有主觀意識，加上臺灣仍是個講關係、有錢就是大爺的社會，這就仍難以避免來自外界社會關係網絡之人為操作、介入或干預的影響。

而且，臺灣目前的法律有一些任人解釋的不確定法律概念，這就更使得臺灣的司法審判無法絕對地理性、客觀。

也正因為如此，對於最近這起黃姓清潔員挪用殘值32元電鍋被依【貪汙治罪條例】判刑的事件，社交媒體Threads上面好多網友義正詞嚴地說，臺灣是個理性法治的社會，我要說，即使很多人不願面對、不想承認，但臺灣的法律就是有一些人為主觀操作、干預、介入的空間，而且真正保護的，就是資本雄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