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紀左右，透過傳教士傳回歐洲關於中國的大量報導與研究，歐洲知識分子知道了他們朝思暮想的東西：「一個強大且按理性標準行事的中央政府」，竟然在中國發生了。
此時，以萊布尼茲(1646-1716)為代表…等人，他們推崇中國有三大優點值得西方借鑑和學習，一，政統和道統相分離的開明與社會管制的寬鬆；二，權力開放給所有階層；三，倫理治國的理性與秩序。

自此歐洲學者對他們的政治和社會進行竭盡心力的探索求解後，康德（1724-1804）開闢出一條「概念自覺和反思」的哲學新路，自認他創立了「自由的權利法則」的政治真理，作為檢驗政治是否合理、正當的標尺。
依此標尺來評斷，他認為備受推崇的中國文化和政治已是不及格，毫無可取，不再值得參考借鑑。茲反駁康德如下：

一：
康德提出：任何國家的体制其「合法性」都要經受得起「自由的權利法則」的檢驗，他認為：「任何集行政、立法、司法權於一體的國家，都是背離『自由的權利法則』而不合法的專制國家」。
因為中國是專制國家，再如何開明，自由都是有限度的，不合乎「自由的權利法則」的標準和尺度。當然中國儒家開明專制的優點也就不存在了，再也無足稱道。

我們現在知道自由會受到濫用，是會造成政治和社會的紛爭和動亂。即使是現代的自由民主國家，自由的標準與尺度還是受到政府的限制。
是以康德把自由絕對化、合法化，視為不可違逆的「權利法則」，這只是未經實踐的假設，事實上是不成立的。

而且，中國百家爭鳴的戰國時代在思想學術上近乎絕對自由。即使是獨尊儒術的中國王朝，在漢唐宋這三個朝代在思想學術上自由的開明程度，也絕非是康德所能想像得到的。
再對照現代西方限縮自由尺度的措施，中國儒家專制政府的自由程度至多只是不完美而已，不能以此否定儒家專制的合法性。

二：
康德武斷地認為：「雖然中國的文官選拔制度使中國的權力集團對其他階層開放…，它(文官)實質上都將只是一個特權階層。
由於中國的權力集團依然是建立在少數人的特權和利益最大化的基礎之上，……，而置其他階層的利益於不顧，直至損害、剝奪其他階層的底線利益與底線權利。」

康德根本不知道中國的儒家專制有「民本思想」，不知道孟子的「民貴君輕」、以及荀子的「從道不從君」，以及《大學》一書的「大畏民志，此謂知本」。中國歷朝歷代選拔出來的文官從小就是這麼訓練出來的。
基本上中國帝王的權力是受到儒家思想的制衡，行仁政、照顧民生是王朝施政的宗旨。如同現代社會福利的「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收孤寡，補貧窮」的政策，到了宋朝已燦然具備。
中國的專制是在儒家思想的政治氛圍籠罩下，統治階級何有「置其他階層的利益於不顧，直至損害、剝奪其他階層的底線利益與底線權利」這回事？

可見康德對中國文化的認知膚淺，從他腦海中西方階級剝削和宗教愚民的情況出發，以為天下特權一個樣，得出中國統治階級也是追求「特權和利益最大化」的假想。

三：
中國君臣、父子、夫妻之間的倫理在康德看來，只不過是些經驗性，沒有通過概念的反思，屬於世故和功利的角色關係。還沒達到「概念的反思和自覺」所確立起的「超越性根據」，這種可靠的、最後的超越性根據，就是「自由」。
而正是基於這種自由的超越性，康德夸夸其談地說：才使得一切倫理規則獲得了絕對性與純潔性，才是真正理性的溫和品德，能保持差異與多元的和諧。所以在康德眼裡，中國的倫理是談不上有什麼優越之處。

然而，孔子說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各有其應守之道。推而至於夫婦兄弟朋友，也各有其道，此即五倫之教。
並且孔子說過：「…。故當(君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諍於父，臣不可以不諍於君。故當(君父)不義，則諍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孔子所說的話，這當中哪有世故功利的意涵在內？能說沒有「絕對性與純潔性」？

儒家在西漢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書才有了「三綱五常」的說法，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即：「仁、義、禮、智、信」。
三綱的具體內容是：「君為臣綱，君不正，臣投他國。國為民綱，國不正，民起攻之。父為子綱，父不慈，子奔他鄉。子為父望，子不正，大義滅親。夫為妻綱，夫不正，妻可改嫁。妻為夫助，妻不賢，夫則休之。」
董仲舒的三綱和五常並舉，是互為表裡的；再從三綱的解說內容來看，能算是出於世故功利？沒有「絕對性與純潔性」？

結論：
康德自認為他所創立的「概念的反思和自覺」，是通往真理之路的思考方式。這其實就只不過是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對一切舊有的概念要能夠經過批判性的思考之後才接受，並能精益求精，推陳出新。
而且，事實上，只要一個人沒有墨守成規的心性，哪一個人的思考方式不是屬於「概念的反思和自覺」？

以我們中國來講，孔子說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與《中庸》說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既然是「學而能思」、「慎思之，明辨之」，不就是運用到「概念的反思和自覺」？
就是主張：法禮(遵循效法禮)、足禮(充分地合於禮)，認為：「禮者，人道之極也」的荀子，他也說：「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這不就是「概念的反思和自覺」？絕非因為崇禮隆禮而盲目遵禮。
這只有在西方的宗教迷信下，一切教義至上，阻塞了他們的思維自由，所以康德推出的「「概念的反思和自覺」才有了革命性的價值和意義。

其實中西文化兩者存在的底氣和發展的方向完全不同，西方人在君權的壓迫下經濟飽受剝削，在神權的桎梏下思想毫無自由。歷史和社會的背景不同，所以他們政治與哲學的發展內容和路線就與我們完全不同。
西方一方面為了掙脫君王貴族的剝削與宗教思想的桎梏，另一方面望遠鏡的發明証實了〈太陽中心論〉，觸發了科學革命。因而動搖了基督教的思想壟斷，使得西方進入理性時代。

中國文化就在西方這個思想上乾坤倒轉的理性時代，恰逢其時傳了進來，在開明理性的中國文化的啟示下，激起了他們對自己的政治和社會体制的反思和自覺。
於是像盧梭（1712-1778）、康德…，這樣呼籲改革的啟蒙思想家就應運而生，依據他們的文化傳承、歷史經驗、社會背景，苦思冥想探索解方，開創出革命性的「自由、民主、共和」此類的概念，以促進体制的改良。

正如一位高人所指出的：「普世價值對西方是必須的，我們中國沒有法國大革命，沒有聯合國人權法案，我們中國也可以活得很文明。」(此人的網名是英文，當時沒錄，時日過久已忘了)
只是由於我們近代遠遠落後於西方，那些盲目崇洋，喪失了文化自信心的人，也就與貶斥中國的康德臭味相投。對「概念的反思和自覺」的知性思考崇奉有加，視其為揭櫫自由權利有「超越性根據」的先知和宗師。
對於近代中國思想界的崇洋份子來說，康德哲學不僅是理解西方哲學乃至西方文化的入門關口，甚至成了中國哲學、思想上重新發現自己、重新闡釋自己的一個可靠而便捷的橋梁。

參考文章：〈康德為什麽「不喜歡」中國？〉 2014 黃裕生，北京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https://www.sohu.com/a/228262014_788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