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忙族薪光幫」的系列報導對「窮者越忙，富者越閒」、「五大窮忙產業」、「平均收入與婚姻、生育之關係」和「富忙族危機感」的敘述，在我看來，大概是反映以下幾種社會趨勢：第一，是之前就已討論過的貧富差距擴大；第二，是多數人感覺工作漸漸不穩定、收入漸漸無法滿足基本生活需求，且休閒時間減少。

首先，就「窮者越忙，富者越閒」的報導來看，不用說，造成此種趨勢的社會因素為：收入、工作時間、職業類別。基此，「窮忙族」揭示的社會人口統計特性為：收入可能在全國的後10%，工作時間在半天以上且有增加之趨勢，並多半從事體力勞動為主的職業類別，相反，「富閒族」反應的社會人口統計特性，則是收入多半在全國的前10%，工作時間相對較少，多從事管理勞心為主的職業類別。

就這個部份而言，新聞報導引述了經濟學者李誠於1980至2005年間，25歲上64歲以下每週平均工時和收入的調查報告來描述，歸納出富者已經進入知識經濟時代，而貧者尚在勞動時代的結論。就此，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此趨勢表面上是反應個人經濟資本的累積會連帶地影響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的累積，亦即，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的富人，可能以其經濟資本來換取、累積自身的社會資本以及文化資本。

其中，社會資本係可能提供個人專業知識、訊息，或者告知專業知識、訊息所有可能獲取管道的人或團體，至於文化資本，則是個人在工作剩餘時間當中，從事的教育訓練、證照考試、管理訓練等活動當中累積的知識與眼界，以及從中塑造的個人競爭力，這些社會和文化資本又可能回過頭來促進經濟資本的累積；然而，經濟資本缺乏，亦即工作平均收入少、平均工時長的窮人，則無從累積這兩種資本。

只是，我擔心這種「窮者越忙，富者越閒」或李誠的研究調查指出的類似趨勢，在深層上，可能代表富人與窮人的隔閡的加深，因為，平均收入和工時的長短，將會影響個人的生活模式(特別是休閒模式、生活欲望滿足)，而富人與窮人工作時間和收入之差距的擴大，也意謂著雙方的生活模式隨而漸行漸遠，最後，可能真的會演變到新聞報導所描述的「知識經濟時代Vs.勞動經濟時代」的社會經濟差距。

其次，就「五大窮忙產業」的敘述來看，我認為其實還是有必要考量「部份工時工」(part-time workers)、「定期契約工」(fixed-term or short term hirers)、「派遣工作者」(dispatched workers or temporary help agency workers)和「外包工」(subcontractors)的平均收入、平均工時和工作福利的狀況，我不確定新聞報導描述的五大窮忙產業當中有沒有這四類非典型工作者，如果有的話，那麼他們的窮忙程度可能更高。

就這個部份而言，儘管媒體只比較這五大窮忙產業(其實，我認為用「行業」稱之會更恰當)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工時，不過我覺得，這五大行業當中的聘雇關係、勞資關係、不同階層幹部人員之間的關係，以及可能的核心或正職工作人員與上述四種非典型工作人員之間的關係，或者雇主、老闆與這兩種不同工作型態之員工之關係的差異，都是可以進一部描述並加以比較研究的，希望日後有媒體描述這些。

至於「平均收入與婚姻、生育的關係」，新聞報導是以個案的方式呈現，但考量之前新聞報導對一般現象的描述，平均收入偏低、工作時間偏長的群體，亦即「窮忙族」，似乎普遍對婚姻、生育存有程度不等的恐懼感，只是，我有一個疑問：「這是否代表，工作時間短、平均收入高的群體，建立婚姻家庭關係的意願就比較高呢？」很可惜，這一塊無法從這回貧富的勞動市場趨勢系列報導當中體察。

最後，關於「富忙族危機感」的敘述，我個人認為，其內容似乎有些偏離這回的主軸，又或許，這個群體的生活模式，係介於「窮忙族」和「富閒族」之間。顧名思義，這個社會群體的社會人口統計特性為：工作時間長、收入高、多半擔任勞心兼勞力的職業類別，例如業務經理、高級主管等。就生活模式而言，這個群體最大的特性，大概就是休閒時間被壓縮至所剩無幾，大都投入工作或子女教育活動。

綜合上述，我倒認為，就台灣目前的狀況來看，「富閒族」和「富忙族」的客觀條件，例如生活滿意、生活水準、工作待遇，可能就都比「窮忙族」好得多；然而，我認為這「窮忙族」的處境，正職與非正職可能又會存在差異。基此，勞委會在研擬「窮忙族」的勞動市場政策時，務須關注此群體內不同工作保障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