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直沒得吃。他這次下鄉，是打算吃苦來的，預先有過一番思想上的準備，但是就沒有想到有這樣的事。有許多朋友曾經下鄉參加土改，不免有些洋洋得意，滿口經驗之談。他們給了他許多忠告。「農民是天真的，」他們說。「他如果對你有好感，也說不定就會把他咬過一口的大餅送給你吃，你不吃可是要得罪人的。你到農民家裏去，也許他們用一塊稀髒的尿布抹凳子，請你坐，你要是皺著眉不敢坐，那也要得罪人的。」顧岡並不覺得農民像他們說的那樣天真得近於傻氣。至於大餅，在鄉下就沒有見過這樣東西。這裏的人一日三餐是一鍋稀薄的米湯，裏面浮著切成一寸來長的一段段的草。

當然這件事是不便對別人說起的，對王同志尤其不能說。因此也無法打聽這到底是這幾個縣份的局部情形，還是廣大的地區共同的現象。報紙上是從來沒有提過一個字，說這一帶地方——或是國內任何地方——發生了飢饉。他有一種奇異的虛空之感，就像是他跳出了時間與空間，生活在一個不存在的地方。

飢餓的滋味他還是第一次嘗到。心頭有一種沉悶的空虛，不斷的咬嚙著他，鈍刀鈍鋸磨著他。那種痛苦是介於牙痛與傷心之間，使他眼睛裏望出去，一切都成為夢境一樣的虛幻——陽光靜靜的照在田野上，山坡上有人在那裏砍柴，風裏飄來咚咚的鑼鼓聲……這兩天村子上天天押著秧歌隊在那裏演習。(頁94–95)

案：顧岡是文藝工作者，到鄉下來體驗生活，經由安排，住在農民家裏。農民吃甚麼，顧岡就吃甚麼。農民怎麼住，顧岡就怎麼住。但農民實在吃得太差，顧岡會每隔一段時間藉口到鎮上郵局寄信，買一些吃的東西，趁沒人注意時，偷偷地吃。因為張愛玲《秧歌》主要寫的是飢餓，所以抄錄上列段落。《秧歌》比較激烈的情節是，農民以借糧為由，與村幹部王霖及民兵衝突，王霖及民兵向農民開槍，屠殺農民。王霖沉重的說「我們失敗了」，然後他又重複了一遍，就像他還是第一次說這話，「我們失敗了。」「我們對自己的老百姓開鎗，」王同志惘惘的說。(頁169–170)

案：張愛玲《秧歌》值得一讀，比起張愛玲的《金鎖記》及其他作品來，更具時代意義及社會價值。此系列到此篇結束。希望能起到讀者把此書找來一讀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