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柏森
從描述性翻譯(descriptive translation)觀點來看，國際新聞的來源語與譯成的目標語兩者的文化和意識型態都一定會有差異，加上目標語的媒體為滿足其國內特定立場讀者的需求、興趣和文化認同，常對原文有不同程度的補充、刪減、總結、修正等調整後才產出譯文，因此新聞編譯與一般文體的翻譯原則與策略有很大的差異。劉其中(2006)就界定新聞編譯為透過翻譯和編輯，將來源語寫成的新聞進行翻譯、加工、綜合，使之成為用目標語表達的新聞。李德鳳(2009)也認為翻譯與編譯都是新聞翻譯的方法，但是以編譯為主、全譯為輔。即使是全譯，也仍可對原稿結構作調整，例如合併段落、將直接引語改為間接引語等。而且考慮到新聞讀者為一般普羅大眾，新聞編譯的文字風格應力求淺白流暢。而鄭寶璇(2004)則主張新聞編譯需結合翻譯與編輯的技巧，根據個別新聞的語言特色和風格來譯寫，過程包括了摘取和搜集資訊、重新訂定主題、綜合文本和概括陳述、剔除累贅並重新整理句法結構、上下文的重新調節以及辭彙上的取代等。
但由於編譯常採取多種媒體和多篇稿件的新聞來源，再加上譯的編輯剪裁，不像單篇全文翻譯比較容易為翻譯同業或讀者檢驗譯文的正確性，因此編譯易受媒體操緃而滲入預設立場。羅彥潔、劉嘉薇、葉長城 (2010)的研究訪談國內四家主要報社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和蘋果日報的國際新聞中心譯者共八人，發現譯者面臨的組識控制來自報社老闆、報社科層制度和新聞產製流程，其受控制程度甚至高於記者。例如四家報社老闆都會影響國內外重大新聞處理方式，以獎懲制度控制編譯產製過程；而譯者編譯時就算不至於違背事實，但在同一新聞事件中，也都會選擇符合報社立場訊息加以放大強調，不符報社立場的內容就會縮減或省略。
另外，陳雅玫(2009)也曾檢視台灣三大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譯自New York Times和Washington Post的新聞譯文，發現同樣一則英文新聞在國內不同報紙卻呈現不同的譯文，證明新聞譯文必需符合報社政治立場，接近預期讀者的觀點，並以隱含方式傳遞其意識型態，因此必須對原文訊息作調整再產出譯文。而Tsai (2005)則是以自身執業的經驗說明台灣電視新聞的編譯過程，她指出譯者的工作包括翻譯(translating)、改編(adapting)、重寫(rewriting)和編輯(editing)，但無論譯者如何自由組織譯文，還是不能脫離原文的意義和事實。總言之，國際新聞的譯文與原文想要強調的新聞訊息和篇幅長短或有不同，甚至有些情況下可以重新訂定新聞主題、改變寫作結構風格或提出詮釋評析，以符合目標語讀者的閱讀需求興趣。但就算最後產出的譯文與原文大相徑庭，陳雅玫(2009)主張譯者在編譯時仍需以原文的訊息為依據，不應任意添加、演繹或是額外評價，以免掉入鄭寶璇(2004)所提的五種新聞編譯陷阱:竄改、武斷、消息涵蓋範圍與原文不符、重訂焦點、隨意增益。可見與其他文體相比，新聞編譯譯者確實具有較大的空間可操控譯文，這也就形成新聞編譯的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