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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閱讀還有未來嗎？：斯坦納訪談錄》-2
2026/04/09 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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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閱讀還有未來嗎？：斯坦納訪談錄》-2
書名：閱讀還有未來嗎？：斯坦納訪談錄
作者：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拉明·賈漢貝格魯（Ramin Jahanbegloo）
譯者：顧曉燕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6/1
通過對話的形式，本書不僅全面回顧了斯坦納在動盪的20世紀的個人成長、流亡、求學經歷，以及成為“閱讀之師”的思想歷程；同時也展現了他對西方文化傳統的深刻解讀，尤其是對當代社會“文化與野蠻共存”的危機現狀的憂思與批判。
通過思考“閱讀”作為一種生存方式的意義，斯坦納堅決捍衛了精神生活與個體自由的可能性。
【Excerpt】
〈文學熱情〉
賈漢貝格魯：您非常謙遜，這一直讓我印象深刻。
斯坦納：我的謙遜來自極度的自負。因為我並不覺得表現得謙遜很重要，我不在意這些事。但失望同樣來自自負。我向我的學生講一些特別簡單的知識，進展得很緩慢。我一向以專斷出名。但“autorite”（權威）一詞也包含了“作者”（auteur）之意，因此我不知道一個人如果不使用權威該如何當作者或老師。在課程研討會開始的時候我總是笑著對學生說，我有個好消息向他們宣佈：“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會被後世永遠記住，因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會收藏所有的電話號碼簿。冷靜點，大家都會留名。但現在，我們要來讀讀彌爾頓、克萊斯特或契訶夫。這些人無須出現在電話簿上，他們已經不朽。如果你們理解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我們接下去就會相處融治，我們會給彼此帶來一些新的東西。”我相信學生們很清楚我們與這些偉人之間的差距：我們只是他們的門房或僕人。這段距離永遠不可能消弭。在我看來，在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裡存在一種道德的污點和天真的自戀，因解構主義說：“文本只是一個‘前-文本’（pre-texte），它有幸被我解構和閱讀而已。”文本不是“前-文本”，沒有我，它依然璀璨。當然，我有可能通過翻譯和傳遞為其服務。這個文本也可能會被遺忘，但我是瓦爾特．本雅明的擁護者，我記得他說過任何偉大的文本都不會消失，因為它在等待，哪怕歷經千年之久。因此我對這個在任何方面都早於我的文本應有感恩之情。它不是一個“前-文本”，除非它的前綴“pre"取“初始”“至上”“源頭”之意。這種“泛文本主義”（pantextualisme）取消了這一差異，因此在我看來很蠢，是“傲慢”（bybris）的體現，是一種可悲的混合，猶如一個演員大喊哈姆雷特因他的表演而存在。《哈姆雷特》每晚都在上演，可能莎士比亞的悲劇因這個演員的演技而得到了豐富。但我堅持認為，翻譯和闡釋是一種推動力，但需要遵從偉大原作的秩序。亞里士多德早就知道不能混淆範疇。我們應該知道自己的位置，即便只是彈丸之地，我們也應心滿意足。能夠在信箱裡投下美好的消息，確保它們能飛向收信人，這已經是莫大的快樂了！
我的一生中有兩次難忘的經歷。一次是福克納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在普林斯頓做講座。當時要見他一面很難，但我運氣特別好，我兒子出生那天我和他一起吃了午飯。我和他一起乾了一杯酒，慶祝小兒誕生。當晚有一場學術招待會，這位大作家覺得在一大批教授中間很無聊。福克納是一個嚴肅的人，很內向。那天晚上，他腦子裡想的應該是很多別的事情。他有點像海德格爾——小小的眼睛，外表看上去像個農民。他們兩個都是內向的田裡人，話和動作都少得出奇，但他們的文字都精妙絕倫，所以他們都避免讓話語侵佔空間。席間進來了一個小個子的法語教授。福克納站起身來，用19世紀的禮儀向他鞠躬致敬。他說他致敬的是一個創造了威廉．福克納的人。這是對小個子法語教授的大回報，他值得這樣的褒獎。他用才智為福克納作品的法文版的翻譯和出版做出了貢獻。這些法譯本是我們閱讀英文版時不可或缺的參考。同樣，莫里斯-埃德加．寬德羅的翻譯無限地引領我傾聽福克納的內心聲音，我因此得以擁有美好的閱讀體驗。今天，每個美國初中生都讀過喬伊斯、普魯斯特和福克納的書。這得益於一個叫埃德蒙．威爾遜的年輕評論家，是他推薦人們閱讀這些書。在我退居邊緣的孤獨生活中，能為一本書的聲望而戰，沒有什麼比這更好的獎賞了。所以，在布洛赫的《維吉爾之死》的封底上我寫了一句話，希望提醒讀者去看他的英譯本。同樣，我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寫了第一篇關於列維-斯特勞斯的非專業文章，題目是“俄耳甫斯和他的神話”，後來收錄進了《語言與沈默》一書中。數年後，我參加了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在倫敦舉辦的一次講座。當時我坐在教室後排，他發現了我，表示說如果他的演講不夠精彩，那只能歸咎於我：正是因為我他才站到了此處。他的幾句話令我觸動。列維-斯特勞斯的《憂鬱的熱帶》和其他著作可能深受一些文化層次較高的讀者喜愛，因為我指出過這些著作是繼蒙田和普魯斯特之後，探討內心的領域裡最重要的成果。我必須承認我有時候會犯錯誤，但這是一種必然的缺點。如果有人對這種可能性畏首畏尾的話，我只能建議他們另謀高就了，因為擔心丟臉的人不可能享受到文學的激情與愛。人難免會犯錯，所以我看有些作家的第一部作品時會激動不已，但覺得他們後來的作品索然無味。與其噤聲不語，遠離新的啓迪，還不如犯錯，因為我們不過是個小人物，文字對我們而言只是一個“前-文本”。很明顯，評註和文本並不在一個層面上。雖然我很喜歡關於普魯斯特的文學評論以及帕斯捷爾納克翻譯的莎士比亞作品，但我們還是應該遵從原作之偉大。偉人執一把火炬走在前面，我們隨行其後是多麼快樂！每一天，我都能讀到新的詩歌；每一天，我都聽到最新的音樂。到我這個歲數，我們內心的“耳朵”會變得頑固，沒有什麼事情比存有偏見更可怕。有些人面對明早即將成熟的思想果實懷疑不定，我至死都會和這種怯儒做鬥爭，我們要滿懷激情地採摘這些果實。對於能點燃我激情的詩人，我可能會弄錯他們的價值，但這不重要，我用愛發現了他們，即便錯了，我也要為之喝彩。
書名：閱讀還有未來嗎？：斯坦納訪談錄
作者：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拉明·賈漢貝格魯（Ramin Jahanbegloo）
譯者：顧曉燕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26/1
通過對話的形式，本書不僅全面回顧了斯坦納在動盪的20世紀的個人成長、流亡、求學經歷，以及成為“閱讀之師”的思想歷程；同時也展現了他對西方文化傳統的深刻解讀，尤其是對當代社會“文化與野蠻共存”的危機現狀的憂思與批判。
通過思考“閱讀”作為一種生存方式的意義，斯坦納堅決捍衛了精神生活與個體自由的可能性。
【Excerpt】
〈文學熱情〉
賈漢貝格魯：您非常謙遜，這一直讓我印象深刻。
斯坦納：我的謙遜來自極度的自負。因為我並不覺得表現得謙遜很重要，我不在意這些事。但失望同樣來自自負。我向我的學生講一些特別簡單的知識，進展得很緩慢。我一向以專斷出名。但“autorite”（權威）一詞也包含了“作者”（auteur）之意，因此我不知道一個人如果不使用權威該如何當作者或老師。在課程研討會開始的時候我總是笑著對學生說，我有個好消息向他們宣佈：“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會被後世永遠記住，因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會收藏所有的電話號碼簿。冷靜點，大家都會留名。但現在，我們要來讀讀彌爾頓、克萊斯特或契訶夫。這些人無須出現在電話簿上，他們已經不朽。如果你們理解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我們接下去就會相處融治，我們會給彼此帶來一些新的東西。”我相信學生們很清楚我們與這些偉人之間的差距：我們只是他們的門房或僕人。這段距離永遠不可能消弭。在我看來，在德里達的解構主義理論裡存在一種道德的污點和天真的自戀，因解構主義說：“文本只是一個‘前-文本’（pre-texte），它有幸被我解構和閱讀而已。”文本不是“前-文本”，沒有我，它依然璀璨。當然，我有可能通過翻譯和傳遞為其服務。這個文本也可能會被遺忘，但我是瓦爾特．本雅明的擁護者，我記得他說過任何偉大的文本都不會消失，因為它在等待，哪怕歷經千年之久。因此我對這個在任何方面都早於我的文本應有感恩之情。它不是一個“前-文本”，除非它的前綴“pre"取“初始”“至上”“源頭”之意。這種“泛文本主義”（pantextualisme）取消了這一差異，因此在我看來很蠢，是“傲慢”（bybris）的體現，是一種可悲的混合，猶如一個演員大喊哈姆雷特因他的表演而存在。《哈姆雷特》每晚都在上演，可能莎士比亞的悲劇因這個演員的演技而得到了豐富。但我堅持認為，翻譯和闡釋是一種推動力，但需要遵從偉大原作的秩序。亞里士多德早就知道不能混淆範疇。我們應該知道自己的位置，即便只是彈丸之地，我們也應心滿意足。能夠在信箱裡投下美好的消息，確保它們能飛向收信人，這已經是莫大的快樂了！
我的一生中有兩次難忘的經歷。一次是福克納剛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他在普林斯頓做講座。當時要見他一面很難，但我運氣特別好，我兒子出生那天我和他一起吃了午飯。我和他一起乾了一杯酒，慶祝小兒誕生。當晚有一場學術招待會，這位大作家覺得在一大批教授中間很無聊。福克納是一個嚴肅的人，很內向。那天晚上，他腦子裡想的應該是很多別的事情。他有點像海德格爾——小小的眼睛，外表看上去像個農民。他們兩個都是內向的田裡人，話和動作都少得出奇，但他們的文字都精妙絕倫，所以他們都避免讓話語侵佔空間。席間進來了一個小個子的法語教授。福克納站起身來，用19世紀的禮儀向他鞠躬致敬。他說他致敬的是一個創造了威廉．福克納的人。這是對小個子法語教授的大回報，他值得這樣的褒獎。他用才智為福克納作品的法文版的翻譯和出版做出了貢獻。這些法譯本是我們閱讀英文版時不可或缺的參考。同樣，莫里斯-埃德加．寬德羅的翻譯無限地引領我傾聽福克納的內心聲音，我因此得以擁有美好的閱讀體驗。今天，每個美國初中生都讀過喬伊斯、普魯斯特和福克納的書。這得益於一個叫埃德蒙．威爾遜的年輕評論家，是他推薦人們閱讀這些書。在我退居邊緣的孤獨生活中，能為一本書的聲望而戰，沒有什麼比這更好的獎賞了。所以，在布洛赫的《維吉爾之死》的封底上我寫了一句話，希望提醒讀者去看他的英譯本。同樣，我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寫了第一篇關於列維-斯特勞斯的非專業文章，題目是“俄耳甫斯和他的神話”，後來收錄進了《語言與沈默》一書中。數年後，我參加了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在倫敦舉辦的一次講座。當時我坐在教室後排，他發現了我，表示說如果他的演講不夠精彩，那只能歸咎於我：正是因為我他才站到了此處。他的幾句話令我觸動。列維-斯特勞斯的《憂鬱的熱帶》和其他著作可能深受一些文化層次較高的讀者喜愛，因為我指出過這些著作是繼蒙田和普魯斯特之後，探討內心的領域裡最重要的成果。我必須承認我有時候會犯錯誤，但這是一種必然的缺點。如果有人對這種可能性畏首畏尾的話，我只能建議他們另謀高就了，因為擔心丟臉的人不可能享受到文學的激情與愛。人難免會犯錯，所以我看有些作家的第一部作品時會激動不已，但覺得他們後來的作品索然無味。與其噤聲不語，遠離新的啓迪，還不如犯錯，因為我們不過是個小人物，文字對我們而言只是一個“前-文本”。很明顯，評註和文本並不在一個層面上。雖然我很喜歡關於普魯斯特的文學評論以及帕斯捷爾納克翻譯的莎士比亞作品，但我們還是應該遵從原作之偉大。偉人執一把火炬走在前面，我們隨行其後是多麼快樂！每一天，我都能讀到新的詩歌；每一天，我都聽到最新的音樂。到我這個歲數，我們內心的“耳朵”會變得頑固，沒有什麼事情比存有偏見更可怕。有些人面對明早即將成熟的思想果實懷疑不定，我至死都會和這種怯儒做鬥爭，我們要滿懷激情地採摘這些果實。對於能點燃我激情的詩人，我可能會弄錯他們的價值，但這不重要，我用愛發現了他們，即便錯了，我也要為之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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