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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李有成的《離開漁村以後》
2026/01/22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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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李有成的《離開漁村以後》
書名：離開漁村以後
作者：李有成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5/03/21
內容簡介
他來自馬來半島北部一個偏遠的小漁村，經過在臺灣求學、扎根，現在是著作豐碩、育才無數的權威學者。從一個在檳城泡圖書館的文藝少年，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博學長者，超過六十年的文學奧德賽之旅，李有成人生的重要篇章與際遇，在在是一個時代的文人精神的見證。
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敘述李有成在馬來西亞時期的文學經驗，包含他初識文學及閱讀興趣的養成，還有他在指標性的《蕉風》月刊擔任編務的歷程，其中述及白垚與陳瑞獻這兩位文藝先鋒。
第二部分追憶李達三、齊邦媛、朱炎、王文興、陳祖文、李永平、陳鵬翔等幾位師長與老友，記述跟隨詹明信學習理論的過程，以及回顧七○年代的文學生活。李有成與這些人物的交錯匯聚，呈現出橫跨中西、代代相承的人文薪傳。一篇篇情真意摯的散文，流露出文學家、教育家、小說家等知識分子的風骨與神采。
【Excerpt】
〈啟蒙者：齊邦媛老師〉
靜靜地聽著她侃侃而談自己的寫作計畫，可以感受到
她身上散發著一股生命力，彷彿有某種使命在背後驅策著她。
有一陣子我恍然想起我當學生時那位在「文學批評」班上講課的齊老師。
一
一九七四年，大學最後一個學年，我上了一門「文學批評」，記憶中這是一學年的必修課，每週兩堂，每學期兩個學分，修課的同學不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到了大三就得分組：文學組與語言學組。因此修「文學批評」這門課的必然是文學組的同學。那年秋天開學，第一週某一天上午，因為是第一次上課，同學們早在課室裏坐定了位子。我記得那是英語系所屬的A1教室，侷促在工業教育大樓旁的一棟單層樓房；A1教室面積較大，約可容納四五十人，左右兩旁相隔的是較小的A2和A3教室。這棟樓房很多年前就被拆掉了。上課鐘響後，一位年約五十的女士走進教室。臺北的九月天，天氣還有些悶熱。她身穿一襲素色的寬身旗袍，顯得高雅脫俗。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齊邦媛老師。那時我已經是大四的學生，英語系教文學的老師我多半認識，可是卻從沒聽過齊老師的大名，當然也不可能見過她。
……
「文學批評」是一門重課，不若其他文類，文學與美學理論多屬抽象，倘若缺乏興趣，讀來恐怕多感枯燥乏味。我不知道其他同學是何心得，我上齊老師的課卻感到趣味盎然，上課前我真的細讀了每一篇指定的課文，因此齊老師的講解我多能心領神會。她上課認真不在話下，解說有條不紊，看得出來課前做足了準備，對若干重要概念的意義與其流變尤其分析得相當通透。我自己後來在碩、博士班也教過文學理論，要能夠將某些理論的內容與界說，以及理論之間的系譜關係，用自己理解的語言向學生解釋，確實是不小的挑戰。英語系的課非有必要，老師都以英語授課。齊老師也不例外。我記得開學之後我們最先上的就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Poetics），在談到catharsis 一詞時，齊老師首先以英語解說悲劇如何對在場觀眾所帶來的心理衝擊，繼之以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里斯的悲劇《伊底帕斯王》為例，說明此用語所隱含的情緒效應，最後她補上一句中文：「盪滌心胸」。這個譯法十分傳神，我日後若談到catharsis，也多襲用齊老師的翻譯。大約十年之後，齊老師在其講座紀錄〈文學與情懷〉中把這個用詞譯為「滌蕩」，譯法相近。她這麼解釋這個用詞的意涵：「悲劇運用戲劇的矛盾與衝突，沖激人的內心，使人因恐懼翻騰，心生悲憫，從而獲得淨化的效果。」
……
齊老師在其晚年回憶錄《巨流河》中關有專章詳述一九七七年她重返臺大宅專任教職的經過，其中以不少篇幅留下她講授「英國文學史」與「高級英文」的回憶。甚至在散文〈一生中的一天〉裏，她寫下了退休之日在臺大最後一堂課的點滴與感受。只是我讀過了《巨流河》，發現這部皇皇巨著竟無一字提到她在師大英語系為我們開設「文學批評」的往事。甚至書末所附的〈齊邦媛紀事〉繫年裏，連這一年也省略了，可卻不忘記下一九七〇年她「開始在臺大外文系兼任教授」這件事，甚且還註明「講授文學院高級英文課程」。齊老師年少時經歷中國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一生遭遇起伏跌宕，身經大風大浪，也看盡人世冷暖，在教育與著述事業上成就斐然；一九七四年秋天至一九七五年夏天的「文學批評」課也許只是她的教學生涯中無關緊要或微不足道的一段插曲，卻毫無疑問是影響我一生學術工作至巨的一年。這些年來——尤其自《巨流河》出版以後——討論其人其著述的文章汗牛充棟，卻從未見有人談到這段往事，齊老師應該也不太可能對別人提起這段經歷。我寫下這段回憶並非要為《巨流河》補上這麼一段鮮為人知的章節，我想記述的，無非是齊老師與我半個世紀師生情誼的一個起點，一個生命敘事中遺失的連結（the missing link），也是一段終我一生不敢或忘的陳年舊事。
二
我很難描述我和齊老師之間的師生關係。她絕對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師，我們一度住得很近，偶爾會在師大附近的人行道上不期而遇。反倒是我在臺大讀書與教書期間，儘管都在外文系，我們卻不常見面。見面時反而多半在學術研討會的場合。一九九〇年七月，齊老師的第一本文集《千年之淚》由爾
雅出版社出版，我應現已停刊的《中時晚報》副刊編輯黃素卿之邀，以〈五〇年代臺灣文學的鄉愁——讀齊邦媛的《千年之淚——當代臺灣小說論集》〉為題，寫了一篇書評，發表於當年八月十九日該報第十五版的「時代」副刊。這恐怕是齊老師所有著作中最早的評論之一。文如其人，我認為「《千年之淚》是一本誠摯的書，處處可見作者感同身受的真情與誠意。」我更在齊老師所論不同時代的臺灣小說中「清楚看到文學生產與政治、社會、經濟活動之間的複雜關係，也看到意識形態環境如何影響文學的生產活動與文學系統的變遷。」
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最令我訝異的是，原來我往後數十年所秉持的文學信念與批評立場早已見諸年輕時所寫的這篇評論。書評見報後，我依稀記得齊老師與我通過電話，當然話題圍繞著她的文集與我的書評，只是事隔三十多年，談話內容我如今記憶已經一片空白。
……
二〇〇五年春節過後不久，齊老師就住進桃園龜山的長庚養生村，她說那是她最後的書房。她在那裏專心寫作《巨流河》，那是大家都已知道的事。我身邊留有幾張照片，那是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拍的，那天上午我和單德興與趙綺娜去養生村探視齊老師。德興和綺娜自二〇〇二年十月開始，對齊老師做了十七次訪談，是最早催生《巨流河》這部大書的人——遺憾的是，綺娜已於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八日未及退休即與世長辭。《巨流河》就是以這十七次訪談謄清稿為基礎，用齊老師的話說，她決定將訪談稿「從改寫到重寫」，才有今日我們所見的《巨流河》。那天去看齊老師是我請德興幫忙聯絡的，我其實沒有什麼特別要事，那幾年我的日常生活幾乎深陷於行政、研究及教學之中，其他時間就在演講、座談、行政會議、學術研討會、學術審查，以及其他所謂的專業服務中度過，只不過偶爾聽德興談到齊老師正全心全意投身撰寫回憶錄中，而且我已有好幾年沒跟她見面了，在不妨礙她的寫作情形之下，只想去看看她。
齊老師那時已高壽八十，那天她身著紫色方格薄外套，配上淺黑色寬鬆長褲，除了年齡，仍然保留著我印象中的優雅從容。齊老師帶我們到她在養生村的住房，待我們坐定後，她就忙不迭地告訴我們她在養生村的生活，話題最後當然難免圍繞著她正在進行中的回憶錄。齊老師把部分手稿攤開在她的書桌上，我趁她在書桌前坐下為我們展示手稿時趕忙幫她留影，然後靜靜地聽著她侃侃而談自己的寫作計畫，可以感受到她身上散發著一股生命力，彷彿有某種使命在背後驅策著她。有一陣子我恍然想起我當學生時那位在「文學批評」班上講課的齊老師。隨後她還領著我們到養生村的圖書室，並隨手從書架上抓了一本有關聞一多的著作——當然那是她的贈書之一。齊老師大部分的藏書已送給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該所也關有「齊邦媛圖書室」珍藏這些贈書。老師九十歲時另將手稿、書信、照片、獎項等捐贈臺大收藏。
……
此後我大概只有利用重要的公開場合去看齊老師。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齊老師獲頒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終身成就獎，頒獎儀式就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會議廳舉行。我和德興都去觀禮，聆聽齊老師發表獲獎感言。儀式結束後她接受記者簡短訪談，我們聊了幾句後就送她上車離去。我最後一次去看齊老師應該是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那個上午她的母校柏魯明頓校區的印第安那大學借用臺大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由該校校長孟世安（Michael McRobbie）親自來臺頒發榮譽博士學位證書給齊老師。那個早上我見到好些師長與好友，時齡九十五歲的齊老師始終笑容可掬，精神矍鑠，可知她心情應該十分愉悅。她以英語致謝，依然字詞清晰，條理清楚，以其耄耋之年，真不容易。那個早上很多人圍著她合影，我見人多，只匆匆趨前向她賀喜，然後就與一群人隨伴著她送她離去。我萬萬想不到那年年底新冠疫情就開始肆虐全球，臺灣也無法倖免，當然我也料想不到，那竟是齊老師給我留下的最後的身影。
其實我和齊老師多年來一直斷續保持著連繫。她每有出書，總不忘簽名送我一本，有時郵寄，有時託德興帶回給我。我當然也會把小書寄上請她指正。我偶爾會收到她的來信或卡片，她字如其人，一筆不苟，工工整整，即使人到耆壽，其字體始終如一。最早的一張卡片是她入住養生村後第二年郵寄到中央研究院給我的，卡片印的是莫内（Claude Monet）中年時期的油彩作品〈法任澤村的漁人之家〉（“Fisherman’s House at Varengeville”）。我之前應該是寄了兩本小書給齊老師：評論集《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與詩集《時間》。卡片上齊老師是這麼寫的：
有成賢棣：
收到你的兩本新書已三星期了。酷暑雖非讀詩季節，我先讀你的「年輕時」的詩集時間。在詩心中我似仍年輕。歲月也有不能征服的區域。這許多年來，我竟只看到學術的你。詩集中「檳城」和「龍泉街日記」引我憶往。詩和學術至今影響我隱居的日子，心中似有一泓活泉從未覺得荒涼。盼你日後仍有偶回詩裡的心情。謝謝你的記憶中有我。寄去祝福！
齊邦媛
二〇〇六年九月
齊老師此後似乎一直注意我的創作，特別是我在報紙副刊發表的作品。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自由副刊》刊登了我的長篇散文〈沖七繩的戰爭記憶〉，她讀後竟以限時專送來信問我能否給她提供沖繩和平公園的照片，並向我透露「近日將去與兒子同住，但想到與我書有關的事仍是活著」。信末則期許我「多寫些如此深度遊記」。最令我感動的是，她在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的《聯合副刊》讀到我的詩作〈讀阿多尼斯的〈奧德修斯〉有感〉後，竟然將剪報託德興帶回給我，我看到齊老師在詩旁以紅色畫筆寫下眉批：「我讀此詩 思潮澎湃」。老師熟讀荷馬史詩《奧德賽》（The Odyssey），這首小詩可能引發她對奧德修斯（Odysseus）漂泊命運的感歎。《巨流河》中千千萬萬中國人流離失所的悲慘命運其實遠甚於奧德修斯，我的小詩竟然能夠觸動齊老師的感懷，詩雖小道，卻也未必沒有撼動人心的力量。
我偶爾也會自責，何以自《巨流河》出版之後就不曾去養生村探視齊老師。忙碌不是原因，想想只能歸咎於自己的靦朝個性。我只是她眾多的學生之一，年輕時受惠於她的教導，可是半個世紀以來，除了為《千年之淚》寫過書評之外，我從未幫她做過任何事。她可能也不知道，我經常記掛著她，還不時向友人打聽她的近況。齊老師在悼念錢穆先生的至文中說，「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走筆至此，我大概可以了解齊老師的意思。不過我更永遠無法忘記的，是五十年前靜坐在教室後排的自己，而在講臺上為我們講解亞里斯多德的，正是日後以回憶錄《巨流河》傳世的齊邦媛老師。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八日於臺北
書名：離開漁村以後
作者：李有成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25/03/21
內容簡介
他來自馬來半島北部一個偏遠的小漁村，經過在臺灣求學、扎根，現在是著作豐碩、育才無數的權威學者。從一個在檳城泡圖書館的文藝少年，到一位德高望重的博學長者，超過六十年的文學奧德賽之旅，李有成人生的重要篇章與際遇，在在是一個時代的文人精神的見證。
全書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敘述李有成在馬來西亞時期的文學經驗，包含他初識文學及閱讀興趣的養成，還有他在指標性的《蕉風》月刊擔任編務的歷程，其中述及白垚與陳瑞獻這兩位文藝先鋒。
第二部分追憶李達三、齊邦媛、朱炎、王文興、陳祖文、李永平、陳鵬翔等幾位師長與老友，記述跟隨詹明信學習理論的過程，以及回顧七○年代的文學生活。李有成與這些人物的交錯匯聚，呈現出橫跨中西、代代相承的人文薪傳。一篇篇情真意摯的散文，流露出文學家、教育家、小說家等知識分子的風骨與神采。
【Excerpt】
〈啟蒙者：齊邦媛老師〉
靜靜地聽著她侃侃而談自己的寫作計畫，可以感受到
她身上散發著一股生命力，彷彿有某種使命在背後驅策著她。
有一陣子我恍然想起我當學生時那位在「文學批評」班上講課的齊老師。
一
一九七四年，大學最後一個學年，我上了一門「文學批評」，記憶中這是一學年的必修課，每週兩堂，每學期兩個學分，修課的同學不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到了大三就得分組：文學組與語言學組。因此修「文學批評」這門課的必然是文學組的同學。那年秋天開學，第一週某一天上午，因為是第一次上課，同學們早在課室裏坐定了位子。我記得那是英語系所屬的A1教室，侷促在工業教育大樓旁的一棟單層樓房；A1教室面積較大，約可容納四五十人，左右兩旁相隔的是較小的A2和A3教室。這棟樓房很多年前就被拆掉了。上課鐘響後，一位年約五十的女士走進教室。臺北的九月天，天氣還有些悶熱。她身穿一襲素色的寬身旗袍，顯得高雅脫俗。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齊邦媛老師。那時我已經是大四的學生，英語系教文學的老師我多半認識，可是卻從沒聽過齊老師的大名，當然也不可能見過她。
……
「文學批評」是一門重課，不若其他文類，文學與美學理論多屬抽象，倘若缺乏興趣，讀來恐怕多感枯燥乏味。我不知道其他同學是何心得，我上齊老師的課卻感到趣味盎然，上課前我真的細讀了每一篇指定的課文，因此齊老師的講解我多能心領神會。她上課認真不在話下，解說有條不紊，看得出來課前做足了準備，對若干重要概念的意義與其流變尤其分析得相當通透。我自己後來在碩、博士班也教過文學理論，要能夠將某些理論的內容與界說，以及理論之間的系譜關係，用自己理解的語言向學生解釋，確實是不小的挑戰。英語系的課非有必要，老師都以英語授課。齊老師也不例外。我記得開學之後我們最先上的就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Poetics），在談到catharsis 一詞時，齊老師首先以英語解說悲劇如何對在場觀眾所帶來的心理衝擊，繼之以古希臘劇作家索福克里斯的悲劇《伊底帕斯王》為例，說明此用語所隱含的情緒效應，最後她補上一句中文：「盪滌心胸」。這個譯法十分傳神，我日後若談到catharsis，也多襲用齊老師的翻譯。大約十年之後，齊老師在其講座紀錄〈文學與情懷〉中把這個用詞譯為「滌蕩」，譯法相近。她這麼解釋這個用詞的意涵：「悲劇運用戲劇的矛盾與衝突，沖激人的內心，使人因恐懼翻騰，心生悲憫，從而獲得淨化的效果。」
……
齊老師在其晚年回憶錄《巨流河》中關有專章詳述一九七七年她重返臺大宅專任教職的經過，其中以不少篇幅留下她講授「英國文學史」與「高級英文」的回憶。甚至在散文〈一生中的一天〉裏，她寫下了退休之日在臺大最後一堂課的點滴與感受。只是我讀過了《巨流河》，發現這部皇皇巨著竟無一字提到她在師大英語系為我們開設「文學批評」的往事。甚至書末所附的〈齊邦媛紀事〉繫年裏，連這一年也省略了，可卻不忘記下一九七〇年她「開始在臺大外文系兼任教授」這件事，甚且還註明「講授文學院高級英文課程」。齊老師年少時經歷中國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一生遭遇起伏跌宕，身經大風大浪，也看盡人世冷暖，在教育與著述事業上成就斐然；一九七四年秋天至一九七五年夏天的「文學批評」課也許只是她的教學生涯中無關緊要或微不足道的一段插曲，卻毫無疑問是影響我一生學術工作至巨的一年。這些年來——尤其自《巨流河》出版以後——討論其人其著述的文章汗牛充棟，卻從未見有人談到這段往事，齊老師應該也不太可能對別人提起這段經歷。我寫下這段回憶並非要為《巨流河》補上這麼一段鮮為人知的章節，我想記述的，無非是齊老師與我半個世紀師生情誼的一個起點，一個生命敘事中遺失的連結（the missing link），也是一段終我一生不敢或忘的陳年舊事。
二
我很難描述我和齊老師之間的師生關係。她絕對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師，我們一度住得很近，偶爾會在師大附近的人行道上不期而遇。反倒是我在臺大讀書與教書期間，儘管都在外文系，我們卻不常見面。見面時反而多半在學術研討會的場合。一九九〇年七月，齊老師的第一本文集《千年之淚》由爾
雅出版社出版，我應現已停刊的《中時晚報》副刊編輯黃素卿之邀，以〈五〇年代臺灣文學的鄉愁——讀齊邦媛的《千年之淚——當代臺灣小說論集》〉為題，寫了一篇書評，發表於當年八月十九日該報第十五版的「時代」副刊。這恐怕是齊老師所有著作中最早的評論之一。文如其人，我認為「《千年之淚》是一本誠摯的書，處處可見作者感同身受的真情與誠意。」我更在齊老師所論不同時代的臺灣小說中「清楚看到文學生產與政治、社會、經濟活動之間的複雜關係，也看到意識形態環境如何影響文學的生產活動與文學系統的變遷。」
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最令我訝異的是，原來我往後數十年所秉持的文學信念與批評立場早已見諸年輕時所寫的這篇評論。書評見報後，我依稀記得齊老師與我通過電話，當然話題圍繞著她的文集與我的書評，只是事隔三十多年，談話內容我如今記憶已經一片空白。
……
二〇〇五年春節過後不久，齊老師就住進桃園龜山的長庚養生村，她說那是她最後的書房。她在那裏專心寫作《巨流河》，那是大家都已知道的事。我身邊留有幾張照片，那是二〇〇七年九月三十日拍的，那天上午我和單德興與趙綺娜去養生村探視齊老師。德興和綺娜自二〇〇二年十月開始，對齊老師做了十七次訪談，是最早催生《巨流河》這部大書的人——遺憾的是，綺娜已於二〇一三年三月十八日未及退休即與世長辭。《巨流河》就是以這十七次訪談謄清稿為基礎，用齊老師的話說，她決定將訪談稿「從改寫到重寫」，才有今日我們所見的《巨流河》。那天去看齊老師是我請德興幫忙聯絡的，我其實沒有什麼特別要事，那幾年我的日常生活幾乎深陷於行政、研究及教學之中，其他時間就在演講、座談、行政會議、學術研討會、學術審查，以及其他所謂的專業服務中度過，只不過偶爾聽德興談到齊老師正全心全意投身撰寫回憶錄中，而且我已有好幾年沒跟她見面了，在不妨礙她的寫作情形之下，只想去看看她。
齊老師那時已高壽八十，那天她身著紫色方格薄外套，配上淺黑色寬鬆長褲，除了年齡，仍然保留著我印象中的優雅從容。齊老師帶我們到她在養生村的住房，待我們坐定後，她就忙不迭地告訴我們她在養生村的生活，話題最後當然難免圍繞著她正在進行中的回憶錄。齊老師把部分手稿攤開在她的書桌上，我趁她在書桌前坐下為我們展示手稿時趕忙幫她留影，然後靜靜地聽著她侃侃而談自己的寫作計畫，可以感受到她身上散發著一股生命力，彷彿有某種使命在背後驅策著她。有一陣子我恍然想起我當學生時那位在「文學批評」班上講課的齊老師。隨後她還領著我們到養生村的圖書室，並隨手從書架上抓了一本有關聞一多的著作——當然那是她的贈書之一。齊老師大部分的藏書已送給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該所也關有「齊邦媛圖書室」珍藏這些贈書。老師九十歲時另將手稿、書信、照片、獎項等捐贈臺大收藏。
……
此後我大概只有利用重要的公開場合去看齊老師。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齊老師獲頒美國亞洲研究學會終身成就獎，頒獎儀式就在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會議廳舉行。我和德興都去觀禮，聆聽齊老師發表獲獎感言。儀式結束後她接受記者簡短訪談，我們聊了幾句後就送她上車離去。我最後一次去看齊老師應該是二〇一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那個上午她的母校柏魯明頓校區的印第安那大學借用臺大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由該校校長孟世安（Michael McRobbie）親自來臺頒發榮譽博士學位證書給齊老師。那個早上我見到好些師長與好友，時齡九十五歲的齊老師始終笑容可掬，精神矍鑠，可知她心情應該十分愉悅。她以英語致謝，依然字詞清晰，條理清楚，以其耄耋之年，真不容易。那個早上很多人圍著她合影，我見人多，只匆匆趨前向她賀喜，然後就與一群人隨伴著她送她離去。我萬萬想不到那年年底新冠疫情就開始肆虐全球，臺灣也無法倖免，當然我也料想不到，那竟是齊老師給我留下的最後的身影。
其實我和齊老師多年來一直斷續保持著連繫。她每有出書，總不忘簽名送我一本，有時郵寄，有時託德興帶回給我。我當然也會把小書寄上請她指正。我偶爾會收到她的來信或卡片，她字如其人，一筆不苟，工工整整，即使人到耆壽，其字體始終如一。最早的一張卡片是她入住養生村後第二年郵寄到中央研究院給我的，卡片印的是莫内（Claude Monet）中年時期的油彩作品〈法任澤村的漁人之家〉（“Fisherman’s House at Varengeville”）。我之前應該是寄了兩本小書給齊老師：評論集《文學的多元文化軌跡》與詩集《時間》。卡片上齊老師是這麼寫的：
有成賢棣：
收到你的兩本新書已三星期了。酷暑雖非讀詩季節，我先讀你的「年輕時」的詩集時間。在詩心中我似仍年輕。歲月也有不能征服的區域。這許多年來，我竟只看到學術的你。詩集中「檳城」和「龍泉街日記」引我憶往。詩和學術至今影響我隱居的日子，心中似有一泓活泉從未覺得荒涼。盼你日後仍有偶回詩裡的心情。謝謝你的記憶中有我。寄去祝福！
齊邦媛
二〇〇六年九月
齊老師此後似乎一直注意我的創作，特別是我在報紙副刊發表的作品。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七、二十八兩日，《自由副刊》刊登了我的長篇散文〈沖七繩的戰爭記憶〉，她讀後竟以限時專送來信問我能否給她提供沖繩和平公園的照片，並向我透露「近日將去與兒子同住，但想到與我書有關的事仍是活著」。信末則期許我「多寫些如此深度遊記」。最令我感動的是，她在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的《聯合副刊》讀到我的詩作〈讀阿多尼斯的〈奧德修斯〉有感〉後，竟然將剪報託德興帶回給我，我看到齊老師在詩旁以紅色畫筆寫下眉批：「我讀此詩 思潮澎湃」。老師熟讀荷馬史詩《奧德賽》（The Odyssey），這首小詩可能引發她對奧德修斯（Odysseus）漂泊命運的感歎。《巨流河》中千千萬萬中國人流離失所的悲慘命運其實遠甚於奧德修斯，我的小詩竟然能夠觸動齊老師的感懷，詩雖小道，卻也未必沒有撼動人心的力量。
我偶爾也會自責，何以自《巨流河》出版之後就不曾去養生村探視齊老師。忙碌不是原因，想想只能歸咎於自己的靦朝個性。我只是她眾多的學生之一，年輕時受惠於她的教導，可是半個世紀以來，除了為《千年之淚》寫過書評之外，我從未幫她做過任何事。她可能也不知道，我經常記掛著她，還不時向友人打聽她的近況。齊老師在悼念錢穆先生的至文中說，「因為對歷史的溫情與敬意，世界上仍有忘不了的人和事。」走筆至此，我大概可以了解齊老師的意思。不過我更永遠無法忘記的，是五十年前靜坐在教室後排的自己，而在講臺上為我們講解亞里斯多德的，正是日後以回憶錄《巨流河》傳世的齊邦媛老師。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八日於臺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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