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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白睿文（Michael Berry）的《字裡行間：華人作家對談錄．中國及海外卷》
2026/03/02 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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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白睿文（Michael Berry）的《字裡行間：華人作家對談錄．中國及海外卷》
書名：字裡行間：華人作家對談錄．中國及海外卷
作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
出版社：釀出版
出版日期：2025/05
知名華語電影研究學者白睿文從2000年代初即開始訪談各個領域的創作人，對象從導演到作家，又從音樂家到藝術家，二十餘年間，漸漸累積成為一個宏大的文化口述史。「白睿文訪談錄」就是從這些訪談中萃取出來的精華。
【Excerpt】
〈閻連科：為文學服務〉
閻連科1958年出生於河南洛陽嵩縣田湖瑤溝，1978年入伍分別擔任戰士、排長、幹事、秘書等。I985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1991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92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代表作包括《年月日》、《日光流年》、《為人民服務》、《受活》、《丁莊夢》、《四書》、《炸裂志》、《日熄》等小說。其作品曾獲得多項國內和國際的獎項和榮譽，包括香港紅樓夢獎、老舍文學獎、卡夫卡文學獎（Cena Franze Kafky）、紐曼華語文學獎（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皇家文學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國際作家終身榮譽獎等。他也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任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2014年4月11日閻連科來到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進行文學對談，這次對談錄的一半內容來自於當天的公開活動，另一半是當晚錄製的一對一談話。
[為吃飽飯而開始的寫作]
您是1949年之後出生的，可以說您是在「激情燃燒的歲月」裡長大的。能不能簡單地談談您的成長背景？小時候您閱讀什麼樣的書，接觸什麼樣的讀物？
我出生於1958年。在很小的時候就聽說中國的四大名著——《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在這四部偉大作品中，我最喜歡的是《紅樓夢》和《西遊記》。但是到了聖芭芭拉之後，昨天跟著白老師進行了一次非常美妙的爬山活動，就忽然覺得《西遊記》的故事是發生在那裡，不是在中國；今天上午我們在校園走了走，我發現《紅樓夢》「大觀園」裡的故事也不是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我們的校園中。中國的大觀園非常美好，但卻充滿了憂傷；你們這裡比那兒好，充滿了喜悅和歡樂。現在我的年齡不允許我這樣、那樣了，如果允許，是像你們的年齡一樣——二十歲左右——我將非常願意到你們學校做一名清潔工，呼吸這裡新鮮的空氣，欣賞美妙的自然風光。但是我在你們這個年齡的時候，卻是生存在中國一個非常偏僻、荒野、貧窮的鄉村。
在那個鄉村，我成長的兩大背景是：飢餓和革命。當然，你們無法體會那個時候中國鄉村人的飢餓。簡單地說就是，一個人有一天能獨自吃一盤炒雞蛋，那是我少年最大的夢想。但在今天，革命卻給我留下了奇而歡樂的印象。之所以歡樂，是因為革命不需要讀書。我的小學時代，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只要背夠一定數量的毛主席語錄，就可以升級到下一個年級，不會像今天中國的孩子，不會像你們一樣，要背著沉重的書包，穿行在少年毫無樂趣可談的分數高低的小道上。那時候，小學只有兩本書：一本語文課本，一本算術課本，而且這兩本書上學的時候是可以不帶的，只要把毛主席語錄裝在口袋裡。我想這樣講，你們已經知道我的成長背景是多麼荒涼又多麼愉快，多麼扭曲又多麼糟糕了，這成長——如長成麻花狀的綠皮樹枝一樣。
更具體地說，你們讓英語，我也希望我能講英語，哪怕會幾個單詞也很好。但是我一生中間就遇到過一個英語老師，她給我上了一節課，上了四十五分鐘。那是我小學的時候，那節英語課她給我們講的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她並沒教我們去背ABC，第一節課就教我們要如何用英語講「毛主席萬歲」。四十五分鐘以後，下一個禮拜再講課的時候，她已經到醫院裡去生孩子了，我從此就再也沒有見過英語老師了。那時候，我想會這一句也很好。這一句我可以講遍全中國——「Long Live Chairman Mao」。可今天，我發現這句話到哪裡都沒人愛聽了。我如果還像少年一樣到處邊走邊叫喚，所有人都會說我是神經病。這就是成長，這就是我成長的時代。當年我的河南同鄉曾因此在那個時候給中國的領袖毛澤東寫過一封信。她寫道：「我們是中國人，何必要學習ABC？」從此我們就再也不學這個了。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悲劇也好，幸運也好——我的大姊，因為她從小生病，每天躺在床鋪上，不知道怎麼打發時間，於是她每天就在看小說。所以我姊姊的炕頭其實是我少年時期的一個圖書館。我生活的少年時期看的全部都是中國的革命小說，我大約能講出五十部中國的革命小說來。可以肯定的是，可能你們一部也沒看過。那些革命小說，我想今天也在中國不斷地被閱讀，就像垃圾成了食品一樣，年輕的孩子們不得不哼哧哼哧地去閱讀。在那時，我一直以為全世界的小說都是那樣兒，都是革命、英雄和戰鬥。一直到二十多歲後，1978年底，我當兵到了部隊的第二年，才有幸讀到了第一本外國小說。它就是美國的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這時我才忽然發現《飄》這部小說，它的故事是如此地美好，愛情是如此地美好，原來和中國的革命故事完全不一樣。《飄》在中國翻譯成上、中、下三卷，這三卷書，我是用三天時間讀完的。也就從此，我再也不喜歡中國的革命文學了，開始喜歡外國小說了。因為二十歲正是對愛情充滿憧憬的時候，繼《飄》之後，開始閱讀《安娜．卡列尼娜》、《復活》、《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等19世紀的一些偉大的作品。所以說，說到成長和閱讀，要感謝《飄》的作者瑪格麗特．米切爾(Margaret Mitchell) 。
您後來走上了文學這條路，當了作家。我很好奇是什麼因素讓您走上了文學這條路？這樣一個決定是經過長時間的思索，還是由一個決定性事件導致的？例如在一瞬間突然發生了什麼事讓您大開眼界，決定要做這一行？
前面有人介紹我，好像是說我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其實情況恰恰相反。當年我選擇文學道路的誘因非常地低俗。因為少年時期充滿著飢餓，充滿著對革命的複雜情感，因此我人生的理想就是背叛土地，逃離鄉村，到城裡去做一個有吃有穿的城裡人。
我家住在離河南洛陽有六十公里的地方。少年時期，因為糧食不夠吃，我經常把鄉村的細糧運到洛陽去換洛陽市民的粗糧吃。我們可以用一斤的小麥換洛陽人的三斤地瓜干，這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也讓我從小就有了一個理想，那就是長大一定要做一個城裡人，不能做農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1974還是1975年前後，我讀到了一個中國作家寫的一個革命小說。這個作家是中國杭州人，是下鄉的知識青年。似乎是別人告訴我，這個作家寫了這部小說後，就從下鄉的東北齊齊哈爾的鄉村調到了省會哈爾濱。這對我是一個巨大的啟發，如同上帝給我指明了人生的道路，我想：既然寫一本小說就能從一個鄉村到省會去工作，那我為什麼不寫一本小說呢？！也就從此開始寫作了。我想我走上文學的道路應該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完全是為了逃離士地到城裡去。我青少年時期的內心非常像是司湯達（Stendhal）的小說《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中的于連一樣，要從巴黎的郊區到巴黎去，要在那裡有自己的妻子、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吃飽穿暖的生活。也就這樣開始寫作了。
……
〈哈金：在非母語的語境下尋找寫作的自由〉
本名金雪飛的哈金1956年在遼寧出生。1969年，十四歲的哈金加入人民解放軍。文革後他考上黑龍江大學英語系，後來取得山東大學北美文學碩士的學位，八〇年代中旬赴美留學。1999年憑長篇小說《等待》（Waiting）榮獲美國國家書卷獎（National Book Award）。其作品包括短篇小說集《好兵》（Ocean of Words）、《光天化日：鄉村的故事》（Under the Red Flag）、《新郎》（Bridegroom: Stories）、《落地》（A Good Fall）和長篇小說《等待》、《瘋狂》（The Crazed）、《戰廢品》（War Trash）、《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背叛指南》（A Map of Betrayal）等書。
這次訪談是2004年在聖塔芭芭拉的一次公開對談紀錄，地點在一座老戲院。當時《戰廢品》剛出版不久，於是訪談從《戰廢品》展開，然後再去談《等待》和創作的理念。
……
[初入文壇]
我再跳到後來，您剛開始寫作的階段。作者剛出道的時候，經常要面對許許多多的挑戰。在美國出版界的一個例子就是羅伯特．梅納德．波西（Robert M. Pirsig）的《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台版又譯成《萬里任禪遊》），這本書曾經歷被二十一家出版社拒絕後才問世，而日後卻被看作「當代經典之作」。聽說您一開始是用中文寫作：被中國的述版社退稿之後，才在不得己的修況之下開始用英文寫作，是這樣嗎？
我沒有用中文去創作任何作品。我寫了一些中文詩歌，但沒有準備將它們拿去出版。在天安門事件以後，我大概花了一年時間去決定如何消耗我的生命，當然也考慮到，到了最後可能什麼都達不到、一事無成，所以我要把「失敗」也作為一個可能的結果。我猶豫了很長時間。
像《好兵》這樣的書，基本上到哪兒都被拒絕，我連續僱了兩個代理人，但到後來他們都失去了興趣，商業出版商不願意接收稿子，等於沒有機會賺錢。每一次被拒絕之後，我拿回來再努力去改寫，然後我自己送去那些規模小一點的獨立出版社。慢慢地，左蘭書屋——一家很小的出版商——決定出版我的第一本書。然後一步一步地，我出版的頭五本書，其中的三本是由左蘭出版的，其他兩本是大學出版社出版。《等待》是我的第六本書。換句話說，整個過程是充滿了挫敗感，但這能培養一個作家的耐力，也教育他如何面對失敗和挫敗。當你能夠挺起腰反抗這些失敗，就可以慢慢地把挫敗轉過來。
當您開始寫作的時候，沒有用您的本名「金雪飛」，而用了「哈金」這樣的一個筆名。熟悉中國文學的讀者，也許會聯想到現代著名作家巴金。「巴金」這個筆名是由兩個著名的蘇聯無政府主義者的名字組成的——巴枯寧 （Mikhall Alexandrovich Bakunin）和克魯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Kropotkin）。「哈金」這個筆名背後也有故事嗎？
差不多，金是我的本姓，所以在我筆名裡面有我自己的名字是很合週的。但我選這個名字是很偶然的。我第一篇英文詩歌是〈死去士兵的講話〉（The Dead Soldiers Talk），我把那篇詩歌交到弗蘭克．畢達（Frank Bidart）詩歌工作室，他非常喜歡那篇詩歌，他把這篇詩歌交了給《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主編約翰遜．加拉蒂 （Jonathan Galassi）。約翰遜．加拉蒂接納了這篇詩歌，但當時沒有把作者的名字加上，所以弗蘭克就找我，說要我提供作者的名字。他說那首詩有涉及到一些比較敏感的政治內容，問我確定要用本名嗎？那我就想，要不然就用一個筆名，問他「哈金」怎麼樣？「哈金」比較簡潔，他說不錯。其實當時是在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停車場決定下來的，（笑）我就決定用「哈金」的名字在詩歌上，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用了這個名字。
……
[成為一個作家]
聽眾｜您說小時候並沒有想當作家的願望，那麼當您成人之後，什麼使您變得想當作家呢？是什麼使您堅持了下來？
其實就算在念研究生的時候，我的重點是翻譯和成為一個評論專家，我從未想過會寫一本小說。我只想或許有一天可能會寫一本類似回憶錄的書，像每個人都希望寫一本回憶錄一樣，那很正常。（笑）我從未想過會成為一個寫小說的作家，這個距離比較遠。
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我找不到工作，因為我的論文是針對中國工作市場。但我決定為了我的兒子離開中國到了美國，當時他是六歲，我希望他成為美國人，離開那種暴力和苦難的惡性循環。我不知道如何去處理我自己的人生，但我有朋友從事教書的工作，他們教授創意寫作，又有兩、三本著作，我想如果我繼續寫詩詞，也許寫了三、四本書之後，我可以找到一份教書工作，但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我告訴我太太可能要八、九年，她說沒有問題，她可以等。很幸運地就在第二年，埃默里大學聘請了我教授詩歌寫 作。因為我的畢業論文是比較詩學（Comparative Poetics） ，同樣在那段時間我出版了一本詩歌的書籍，這兩件事情幫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作為一個所謂的詩人，其實那一刻的寫作不只是喜歡或者不喜歡，而是為了生存，純粹為了生存。我對學生需要言之有理，而同時教授學生寫作技巧，但我卻沒有參加過任何詩歌工作坊學習。因此我非常地投入去學習寫作技巧，由那時候開始，我越來越深入了。
因為我曾經學習文學，所以我希望創作文學作品。不管能否成功，我，確實渴望我的一輩子能活得有意義，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因此，我嘗試著開始去認真地寫故事和詩歌。
聽眾｜您最欣賞的作者是誰？給您帶來最大啟發的書籍又是什麼？
關於我最喜歡的作家，這恐怕要看我目前在閱讀什麼樣的書籍，因為這會隨著時間改變。像最近我看了很多斯坦貝克、納博科夫。我喜歡很多作家，奈波爾（V.S. Naipaul）、索爾·貝婁（Saul Bellow）、詩人路易絲· 葛綠珂（Louise Glück）還有伊莉莎白·畢曉普（Elizabeth Bishop） ，很多很多作家，真的要看我當時在寫哪一本書。例如《等待》這本書就從許多歐洲愛情小說中收穫了靈感，包括了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樓拜 的《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還有屠格涅夫的《父與子》 。這三本小說在寫作風格和文字上滋養了《等待》。所以這個問題真的很取決於我當時在做什麼。
……
書名：字裡行間：華人作家對談錄．中國及海外卷
作者：白睿文（Michael Berry）
出版社：釀出版
出版日期：2025/05
知名華語電影研究學者白睿文從2000年代初即開始訪談各個領域的創作人，對象從導演到作家，又從音樂家到藝術家，二十餘年間，漸漸累積成為一個宏大的文化口述史。「白睿文訪談錄」就是從這些訪談中萃取出來的精華。
【Excerpt】
〈閻連科：為文學服務〉
閻連科1958年出生於河南洛陽嵩縣田湖瑤溝，1978年入伍分別擔任戰士、排長、幹事、秘書等。I985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1991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92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代表作包括《年月日》、《日光流年》、《為人民服務》、《受活》、《丁莊夢》、《四書》、《炸裂志》、《日熄》等小說。其作品曾獲得多項國內和國際的獎項和榮譽，包括香港紅樓夢獎、老舍文學獎、卡夫卡文學獎（Cena Franze Kafky）、紐曼華語文學獎（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皇家文學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國際作家終身榮譽獎等。他也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兼任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
2014年4月11日閻連科來到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進行文學對談，這次對談錄的一半內容來自於當天的公開活動，另一半是當晚錄製的一對一談話。
[為吃飽飯而開始的寫作]
您是1949年之後出生的，可以說您是在「激情燃燒的歲月」裡長大的。能不能簡單地談談您的成長背景？小時候您閱讀什麼樣的書，接觸什麼樣的讀物？
我出生於1958年。在很小的時候就聽說中國的四大名著——《紅樓夢》、《西遊記》、《三國演義》、《水滸傳》。在這四部偉大作品中，我最喜歡的是《紅樓夢》和《西遊記》。但是到了聖芭芭拉之後，昨天跟著白老師進行了一次非常美妙的爬山活動，就忽然覺得《西遊記》的故事是發生在那裡，不是在中國；今天上午我們在校園走了走，我發現《紅樓夢》「大觀園」裡的故事也不是發生在中國，而是發生在我們的校園中。中國的大觀園非常美好，但卻充滿了憂傷；你們這裡比那兒好，充滿了喜悅和歡樂。現在我的年齡不允許我這樣、那樣了，如果允許，是像你們的年齡一樣——二十歲左右——我將非常願意到你們學校做一名清潔工，呼吸這裡新鮮的空氣，欣賞美妙的自然風光。但是我在你們這個年齡的時候，卻是生存在中國一個非常偏僻、荒野、貧窮的鄉村。
在那個鄉村，我成長的兩大背景是：飢餓和革命。當然，你們無法體會那個時候中國鄉村人的飢餓。簡單地說就是，一個人有一天能獨自吃一盤炒雞蛋，那是我少年最大的夢想。但在今天，革命卻給我留下了奇而歡樂的印象。之所以歡樂，是因為革命不需要讀書。我的小學時代，二年級、三年級、四年級，只要背夠一定數量的毛主席語錄，就可以升級到下一個年級，不會像今天中國的孩子，不會像你們一樣，要背著沉重的書包，穿行在少年毫無樂趣可談的分數高低的小道上。那時候，小學只有兩本書：一本語文課本，一本算術課本，而且這兩本書上學的時候是可以不帶的，只要把毛主席語錄裝在口袋裡。我想這樣講，你們已經知道我的成長背景是多麼荒涼又多麼愉快，多麼扭曲又多麼糟糕了，這成長——如長成麻花狀的綠皮樹枝一樣。
更具體地說，你們讓英語，我也希望我能講英語，哪怕會幾個單詞也很好。但是我一生中間就遇到過一個英語老師，她給我上了一節課，上了四十五分鐘。那是我小學的時候，那節英語課她給我們講的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毛主席萬歲」。她並沒教我們去背ABC，第一節課就教我們要如何用英語講「毛主席萬歲」。四十五分鐘以後，下一個禮拜再講課的時候，她已經到醫院裡去生孩子了，我從此就再也沒有見過英語老師了。那時候，我想會這一句也很好。這一句我可以講遍全中國——「Long Live Chairman Mao」。可今天，我發現這句話到哪裡都沒人愛聽了。我如果還像少年一樣到處邊走邊叫喚，所有人都會說我是神經病。這就是成長，這就是我成長的時代。當年我的河南同鄉曾因此在那個時候給中國的領袖毛澤東寫過一封信。她寫道：「我們是中國人，何必要學習ABC？」從此我們就再也不學這個了。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悲劇也好，幸運也好——我的大姊，因為她從小生病，每天躺在床鋪上，不知道怎麼打發時間，於是她每天就在看小說。所以我姊姊的炕頭其實是我少年時期的一個圖書館。我生活的少年時期看的全部都是中國的革命小說，我大約能講出五十部中國的革命小說來。可以肯定的是，可能你們一部也沒看過。那些革命小說，我想今天也在中國不斷地被閱讀，就像垃圾成了食品一樣，年輕的孩子們不得不哼哧哼哧地去閱讀。在那時，我一直以為全世界的小說都是那樣兒，都是革命、英雄和戰鬥。一直到二十多歲後，1978年底，我當兵到了部隊的第二年，才有幸讀到了第一本外國小說。它就是美國的小說——《飄》（Gone with the Wind）。這時我才忽然發現《飄》這部小說，它的故事是如此地美好，愛情是如此地美好，原來和中國的革命故事完全不一樣。《飄》在中國翻譯成上、中、下三卷，這三卷書，我是用三天時間讀完的。也就從此，我再也不喜歡中國的革命文學了，開始喜歡外國小說了。因為二十歲正是對愛情充滿憧憬的時候，繼《飄》之後，開始閱讀《安娜．卡列尼娜》、《復活》、《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等19世紀的一些偉大的作品。所以說，說到成長和閱讀，要感謝《飄》的作者瑪格麗特．米切爾(Margaret Mitchell) 。
您後來走上了文學這條路，當了作家。我很好奇是什麼因素讓您走上了文學這條路？這樣一個決定是經過長時間的思索，還是由一個決定性事件導致的？例如在一瞬間突然發生了什麼事讓您大開眼界，決定要做這一行？
前面有人介紹我，好像是說我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其實情況恰恰相反。當年我選擇文學道路的誘因非常地低俗。因為少年時期充滿著飢餓，充滿著對革命的複雜情感，因此我人生的理想就是背叛土地，逃離鄉村，到城裡去做一個有吃有穿的城裡人。
我家住在離河南洛陽有六十公里的地方。少年時期，因為糧食不夠吃，我經常把鄉村的細糧運到洛陽去換洛陽市民的粗糧吃。我們可以用一斤的小麥換洛陽人的三斤地瓜干，這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也讓我從小就有了一個理想，那就是長大一定要做一個城裡人，不能做農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1974還是1975年前後，我讀到了一個中國作家寫的一個革命小說。這個作家是中國杭州人，是下鄉的知識青年。似乎是別人告訴我，這個作家寫了這部小說後，就從下鄉的東北齊齊哈爾的鄉村調到了省會哈爾濱。這對我是一個巨大的啟發，如同上帝給我指明了人生的道路，我想：既然寫一本小說就能從一個鄉村到省會去工作，那我為什麼不寫一本小說呢？！也就從此開始寫作了。我想我走上文學的道路應該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完全是為了逃離士地到城裡去。我青少年時期的內心非常像是司湯達（Stendhal）的小說《紅與黑》（Le Rouge et le Noir）中的于連一樣，要從巴黎的郊區到巴黎去，要在那裡有自己的妻子、有自己的房子、有自己吃飽穿暖的生活。也就這樣開始寫作了。
……
〈哈金：在非母語的語境下尋找寫作的自由〉
本名金雪飛的哈金1956年在遼寧出生。1969年，十四歲的哈金加入人民解放軍。文革後他考上黑龍江大學英語系，後來取得山東大學北美文學碩士的學位，八〇年代中旬赴美留學。1999年憑長篇小說《等待》（Waiting）榮獲美國國家書卷獎（National Book Award）。其作品包括短篇小說集《好兵》（Ocean of Words）、《光天化日：鄉村的故事》（Under the Red Flag）、《新郎》（Bridegroom: Stories）、《落地》（A Good Fall）和長篇小說《等待》、《瘋狂》（The Crazed）、《戰廢品》（War Trash）、《南京安魂曲》（Nanjing Requiem）、《背叛指南》（A Map of Betrayal）等書。
這次訪談是2004年在聖塔芭芭拉的一次公開對談紀錄，地點在一座老戲院。當時《戰廢品》剛出版不久，於是訪談從《戰廢品》展開，然後再去談《等待》和創作的理念。
……
[初入文壇]
我再跳到後來，您剛開始寫作的階段。作者剛出道的時候，經常要面對許許多多的挑戰。在美國出版界的一個例子就是羅伯特．梅納德．波西（Robert M. Pirsig）的《禪與摩托車維修藝術》（Zen and the Art of Motorcycle Maintenance，台版又譯成《萬里任禪遊》），這本書曾經歷被二十一家出版社拒絕後才問世，而日後卻被看作「當代經典之作」。聽說您一開始是用中文寫作：被中國的述版社退稿之後，才在不得己的修況之下開始用英文寫作，是這樣嗎？
我沒有用中文去創作任何作品。我寫了一些中文詩歌，但沒有準備將它們拿去出版。在天安門事件以後，我大概花了一年時間去決定如何消耗我的生命，當然也考慮到，到了最後可能什麼都達不到、一事無成，所以我要把「失敗」也作為一個可能的結果。我猶豫了很長時間。
像《好兵》這樣的書，基本上到哪兒都被拒絕，我連續僱了兩個代理人，但到後來他們都失去了興趣，商業出版商不願意接收稿子，等於沒有機會賺錢。每一次被拒絕之後，我拿回來再努力去改寫，然後我自己送去那些規模小一點的獨立出版社。慢慢地，左蘭書屋——一家很小的出版商——決定出版我的第一本書。然後一步一步地，我出版的頭五本書，其中的三本是由左蘭出版的，其他兩本是大學出版社出版。《等待》是我的第六本書。換句話說，整個過程是充滿了挫敗感，但這能培養一個作家的耐力，也教育他如何面對失敗和挫敗。當你能夠挺起腰反抗這些失敗，就可以慢慢地把挫敗轉過來。
當您開始寫作的時候，沒有用您的本名「金雪飛」，而用了「哈金」這樣的一個筆名。熟悉中國文學的讀者，也許會聯想到現代著名作家巴金。「巴金」這個筆名是由兩個著名的蘇聯無政府主義者的名字組成的——巴枯寧 （Mikhall Alexandrovich Bakunin）和克魯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Kropotkin）。「哈金」這個筆名背後也有故事嗎？
差不多，金是我的本姓，所以在我筆名裡面有我自己的名字是很合週的。但我選這個名字是很偶然的。我第一篇英文詩歌是〈死去士兵的講話〉（The Dead Soldiers Talk），我把那篇詩歌交到弗蘭克．畢達（Frank Bidart）詩歌工作室，他非常喜歡那篇詩歌，他把這篇詩歌交了給《巴黎評論》（Paris Review）的主編約翰遜．加拉蒂 （Jonathan Galassi）。約翰遜．加拉蒂接納了這篇詩歌，但當時沒有把作者的名字加上，所以弗蘭克就找我，說要我提供作者的名字。他說那首詩有涉及到一些比較敏感的政治內容，問我確定要用本名嗎？那我就想，要不然就用一個筆名，問他「哈金」怎麼樣？「哈金」比較簡潔，他說不錯。其實當時是在布蘭迪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停車場決定下來的，（笑）我就決定用「哈金」的名字在詩歌上，從那時候開始我就用了這個名字。
……
[成為一個作家]
聽眾｜您說小時候並沒有想當作家的願望，那麼當您成人之後，什麼使您變得想當作家呢？是什麼使您堅持了下來？
其實就算在念研究生的時候，我的重點是翻譯和成為一個評論專家，我從未想過會寫一本小說。我只想或許有一天可能會寫一本類似回憶錄的書，像每個人都希望寫一本回憶錄一樣，那很正常。（笑）我從未想過會成為一個寫小說的作家，這個距離比較遠。
在天安門事件之後，我找不到工作，因為我的論文是針對中國工作市場。但我決定為了我的兒子離開中國到了美國，當時他是六歲，我希望他成為美國人，離開那種暴力和苦難的惡性循環。我不知道如何去處理我自己的人生，但我有朋友從事教書的工作，他們教授創意寫作，又有兩、三本著作，我想如果我繼續寫詩詞，也許寫了三、四本書之後，我可以找到一份教書工作，但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我告訴我太太可能要八、九年，她說沒有問題，她可以等。很幸運地就在第二年，埃默里大學聘請了我教授詩歌寫 作。因為我的畢業論文是比較詩學（Comparative Poetics） ，同樣在那段時間我出版了一本詩歌的書籍，這兩件事情幫我找到了一份工作。作為一個所謂的詩人，其實那一刻的寫作不只是喜歡或者不喜歡，而是為了生存，純粹為了生存。我對學生需要言之有理，而同時教授學生寫作技巧，但我卻沒有參加過任何詩歌工作坊學習。因此我非常地投入去學習寫作技巧，由那時候開始，我越來越深入了。
因為我曾經學習文學，所以我希望創作文學作品。不管能否成功，我，確實渴望我的一輩子能活得有意義，做些有意義的事情。因此，我嘗試著開始去認真地寫故事和詩歌。
聽眾｜您最欣賞的作者是誰？給您帶來最大啟發的書籍又是什麼？
關於我最喜歡的作家，這恐怕要看我目前在閱讀什麼樣的書籍，因為這會隨著時間改變。像最近我看了很多斯坦貝克、納博科夫。我喜歡很多作家，奈波爾（V.S. Naipaul）、索爾·貝婁（Saul Bellow）、詩人路易絲· 葛綠珂（Louise Glück）還有伊莉莎白·畢曉普（Elizabeth Bishop） ，很多很多作家，真的要看我當時在寫哪一本書。例如《等待》這本書就從許多歐洲愛情小說中收穫了靈感，包括了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福樓拜 的《包法利夫人》 （Madame Bovary）還有屠格涅夫的《父與子》 。這三本小說在寫作風格和文字上滋養了《等待》。所以這個問題真的很取決於我當時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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