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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疾病與文學：台日韓作家研討會論文集》
2025/12/01 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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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疾病與文學：台日韓作家研討會論文集》
書名：疾病與文學：台日韓作家研討會論文集
編者：紀大偉、陳佩甄、羅詩雲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25/03
2023年，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舉辦了「疾病與文學──台日韓作家研討會」，以「疾病」為主題，邀請多位作家與學者探討「疾病與文學」的交織。將「疾病」視為閱讀策略，觀察「身體」、「心理」、「精神」等疾病，並探討其背後的社會文化隱喻成因──殖民遺產、性別規訓、資本主義勞動、現代化生活等。
本書集結研討會成果，收錄國內外學者的文學與疾病相關論文，並邀請日韓作家分享其創作作品與書寫經驗，共同探究身體、話語如何想像疾病？社會、疾病又帶來什麼樣的群／己距離？
【Excerpt】
〈「反」療癒：《間隙》與《病從所願》中的情感政治與時間性〉
陳佩甄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文以平路的《間隙》（2020）與隱匿的《病從所願》（2022）探討疾病的時間性（temporalities），並提出兩部作品中的「反療癒」書寫、來回應現代化病理學中強調的治癒暴力與線性時間觀。［……］據此，我不將這兩部散文作品視為「療癒書寫」，而是帶有強大的修復功能，能夠將現代日常生活中被擱置的自我時間重新調撥，甚至朝向真正地與病共存的未來想像。
一、治癒的暴力：疾病的情感政治
……
「治癒的暴力」指的是「治療」與「痊癒」被普遍認知為一種「好的」表現，而這會帶來象徵性與物質性的暴力。金恩靜借用了巴特勒（Judith Butler，2004）的「規範性暴力」（normative violence）概念，提出「治癒的暴力」以強調：「治療實際上將殘疾的存在視為一個問題，並最終在治療過程中摧毀治療主體。」巴特勒的「規範性暴力」揭示了權力運作的複雜面向，規範（norm）本身既是暴力的，也會使暴力正常化。因為當規範成為一種常態模式，且被理解為是自然的、客觀的、非歷史的和普遍的（而不是文化的、建構的和偶然的），就會使暴力合法化。從女性主義視角來看，「治癒的暴力」就表現在將優生學、母性和生殖生命政治結合在一起，且在消除遺傳性殘疾時，強加規範於女性身上，並將這樣的「強加」合理化、正當化。金恩靜正是在提醒，當我們毫不懷疑地接受、慾望「痊癒」，也經常是參與了、同時也是受害於醫療理性論述帶來的暴力。因為「治癒論述和意象在政治、道德、經濟和情感領域中發揮作用，超越了個人對醫療、對治癒的渴望。」
「治癒」概念帶來的暴力，平路與隱匿在兩部作品中討論「病因」時都已提及，也從朋友、家人、醫者、他人的態度中深刻體驗過。如平路在《間隙》中提及自己罹病後與友人對話的經驗，他在「告知近親發現腫瘤時，這位近親沒隔一秒，手機中立即反應是：我之前就告訴過你，你作息方式有問題。我早就跟你說過，不聽啊，這一回是嚴重的警告！」（《間隙》，頁221）這段話直指「罹病」是生活方式「有問題」，是個人行為導致的結果；對話者也言之鑿鑿「我之前就告訴過你」，似乎對於生活作息才是導致癌症的認知深信不疑。對於理解「病因」，這段日常談話中缺席的是「醫療觀點」，真正的病因「惡性腫瘤」也未被討論，而這正是我在上方提及的，從醫療論述發展至生活常規後形成的規範性暴力。
美國已故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其經常被引用的疾病論著《疾病的隱喻》中亦曾以「神秘化」來描述這一規範性暴力。他寫道：
儘管疾病的神秘化是被放在新的背景中，但疾病（曾經是結核病，現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卻是一種全然古老的恐懼。任何一種被視為神秘之物，並確實令人感到恐懼的疾病，即使事實上不具有傳染性，也會在道德上具有傳染性。
……
二、間隙狀態：疾病的「時間性」
……
平路在2019年下半年經歷兩個癌症確診（肺腺癌與乳癌）、接受了兩次手術，隱匿則在2013年罹患乳癌、後經歷一次復發；手術後的治療更是數年起跳，年度的、半年的術後追蹤檢查、每三個月的長期處方籤、每個月拿藥、每天吃藥，時間感就圍繞著疾病重新度量。但這些屬於疾病的「外在時間」，帶來的是兩位作者人生與身體內在時間的「暫停」，如平路寫道：
「時間斷裂開來，凜然於衝擊肉身的巨大力量。」這個「斷裂」從癌症患者身分確立後開始，「接著進入醫療程序，與正常運轉的世界……彷彿拉起一道簾幕。明天、下個月、明年、後年，不敢想下去。」（《間隙》，頁174）
平路此段描述的全然是受疾病牽動、由疾病支配的「外在時間」；雖然以科學理性的「醫療程序」為軸，但在患者感受中卻與「正常運轉的世界」區隔開來。
據此，可以進一步檢視我在上節討論「治癒的暴力」時質疑的，「正常化」與「規範性」之間的共謀關係。「暴力」在此是透過另立疾病的時間秩序來展現，並強迫患者進入這一時間秩序，同時以醫療理性使之正當化。而透過平路細緻的文字感受，我覺察到病者並非在「正常/疾病」兩個時間軸間二選一，而是更強調「暫停」的時間感與其不可預測、共量的可能性。平路自問：「這樣的被迫中斷，莫非藏著珍貴的禮物？」（《間隙》，頁174）將帶有正負面感受的「被迫」與「禮物」組合在一起的提問，正是擾動了「正常/疾病」之間的二元對立關係。這種多重複雜（而非二元）的感受，在隱匿的書寫中亦有十分詩意的呈現：
因為病，我們群聚於此，像是進入一種永恆。在苦澀和痛楚中，一束光從窗口進來，穿過無盡的長廊，照亮了我們，燃燒了我們，讓我們突然想起，那些被拋棄在外的事物。此刻，它們的珍貴性變得可疑，連帶的也讓我們懷疑起此時此刻，呆坐在這裡的我，我，是真實的嗎？（《病從所願》，頁64）
兩位作者同時在描述被告知罹病時有的複雜感受時使用了「珍貴」一詞，但在我觀察中並非為了「正向」思考，而是因為暫停、中斷的特殊時間感，突顯了在「正常運轉」的生命過程中難以辨識的「當下性」。這一當下性非常貼近平路對「間隙」的描述：「當過去的思緒過去，而未來的思緒還沒有升起，中間有一個空檔時間，那是「間隙』。」（《間隙》，頁94）兩位作者進而更轉向不同思考資源，思索時間哲學。
……
三、朝向修復：重思疾病的隱喻
……
已故美國酷兒理論家賽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1950–2009）在其心理諮商手記《與愛對話》（A Dialogue on Love，1993）中，將乳癌疾病的敘事由醫療的身體延伸至心理領域。他在治療乳癌的過程中陷入憂鬱，因而開始看心理醫師，並將治療過程中的對話、私語、情感、思考、詩意寫成此書。而接在上方引言之後，心理治療師夏儂問他：「這就是你說的真正的憂鬱嗎？」賽菊寇回答道：「從某些方面來說，這個癌症診斷結果來的時機可是不能再好了。」然而熟悉賽菊寇理論生涯的讀者不免會注意到此書出版的1993年，是美國八〇年代愛滋恐慌尚未平息的歷史時刻，賽菊寇更在那波瘟疫中失去許多親密友人。這些歷史事件與個人經驗在同一時期發生，也促使他將酷兒理論由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轉向情感政治（affective politics），特別是「羞恥」的情感。
近年來十分重要的酷兒研究著作都回溯到賽菊蔻在八〇年代提出的「修復式閱讀」（reparative reading），並將之視為一種批判上的引導，提出以回望過去（及歷史）來有效地理解當下。確實這個「過去的歷史」對於賽菊蔻來說即是愛滋恐慌帶來的、對於罹病治療的各種資訊與陰謀論產生的「偏執妄想」（paranoia），也因此有眾多二十一世紀的酷兒理論家、研究者重訪賽菊寇的論述背景。我則希望在此進一步將賽菊寇的洞見延展到本文的主題，不侷限在指向特定性／別經驗的酷兒式批判閱讀（queer reading），而是從賽菊寇稍早的桑塔格延續此處的討論，思索疾病與醫療的「偏執」如何強化了疾病的隱喻，在肺結核、癌症、愛滋病，到當代的乳癌以及2020年後全球社會對於新冠病毒（COVID-19）的討論中，我們總能觀察得到對於疾病的偏執應對與恐懼。
……
但就如我在前兩節不斷重申的，《間隙》與《病從所願》在承認有治癒的暴力、疾病偏執的前提下，提供了更深層的思考與感受，近似於賽菊寇透過愛滋病論述的偏執歷史，提出了「修復式」（reparative）路徑來閱讀當下的危機。以酷兒研究為例，「修復性閱讀」並非是要另闢蹊徑、提出不同的批判模式，而是朝向以酷兒主體生命中經驗的情感、結盟和愛，來挑戰或取代回應常態性規範時出現的導正、拒絕、憤怒等經驗，以此重新形構批判方式，更重要的是，彌補酷兒主體日益受損的自主性。賽菊寇的《與愛對話》即見證了因癌症治療陷入憂鬱後，在心理治療系統裡他如何對於依賴、脆弱、慾望和死亡這些議題深化思考、正視其感受。這就如前述隱匿在投身思考病因、治療與人生經歷的偏執閱讀後，更深化了這些舉動的意義：
在疾病之後反省過去種種，並在其中找到啟示與意義，這是人之常情，甚至可以說是天賦人權。就算最後證實，癌真的只是單純病因，與環境或性格無關，那也不妨礙我們在其中找尋意義。（《病從所願》，頁109）
……
以揭露抵抗「疾病的隱喻」，於我來說即是一種反療癒的實踐。因其追尋的路線並非僅是否認，而是轉化。如平路在閱讀《好走》這部作品後說到：
以切近患者的語言來說，罹患過重症的人都盼望著有療癒的可能。至於什麼是「療癒」？什麼是英文裡的healing？《好走》由healing的字根找源頭，意思是恢復完整的過程。《好走》書中定義的療癒就是恢復每個人原有的完整性，「心智與心靈在圓滿漫溢的時刻復歸平衡的現象」。（《間隙》，頁189）
引文中所指的「恢復完整」，正如金恩靜提醒的，治癒並不意味著罹病的恥辱感消失、也不意味著殘疾的終結，而是將其轉變為其他需要不同治療方法的物質狀態。賽菊寇的《與愛對話》即見證了，因癌症治療陷入憂鬱後，他在心理治療系統裡如何對於依賴、脆弱、慾望和死亡這些議題深化思考、正視其感受。如隱匿疾呼的：
疾病的意義應該由病人自身來思索與挖掘，那就像是對病情種種的重新整理，若由他人來強加於病人頭上，比如斷言是因為祖先造孽或者因為生育而罹病——那就是對病人的二次傷害，不僅是白目而已，更是極為卑劣的行為。（《病從所願》，頁110）
前述所有作者、研究者都在提醒，辨識治癒的暴力、專注於偏執與修復的感受，我們就可以在危機之中重構出新的連結與關係。金恩靜在揭開治癒的暴力與虛假承諾時，直面治療的詞彙、精神和時間邏輯，以召喚多個視野，不僅是未來的，也是現在的。就如同平路對於「間隙」與當下的掌握，隱匿寫下〈時間之病〉：
平常的時候
我把每一天
都放在未來
……生病的時候
我知道每一天
都是今天（《病從所願》，頁109-110）
由這樣的時間性重構，兩部散文作品示範了文學具有的修復功能：不著力於對疾病的對抗，而是強調病者的內在經驗，贖回被擱置的陰性時間、人生時刻、以及親密關係。甚至是真正的，與病共存。
書名：疾病與文學：台日韓作家研討會論文集
編者：紀大偉、陳佩甄、羅詩雲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25/03
2023年，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舉辦了「疾病與文學──台日韓作家研討會」，以「疾病」為主題，邀請多位作家與學者探討「疾病與文學」的交織。將「疾病」視為閱讀策略，觀察「身體」、「心理」、「精神」等疾病，並探討其背後的社會文化隱喻成因──殖民遺產、性別規訓、資本主義勞動、現代化生活等。
本書集結研討會成果，收錄國內外學者的文學與疾病相關論文，並邀請日韓作家分享其創作作品與書寫經驗，共同探究身體、話語如何想像疾病？社會、疾病又帶來什麼樣的群／己距離？
【Excerpt】
〈「反」療癒：《間隙》與《病從所願》中的情感政治與時間性〉
陳佩甄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本文以平路的《間隙》（2020）與隱匿的《病從所願》（2022）探討疾病的時間性（temporalities），並提出兩部作品中的「反療癒」書寫、來回應現代化病理學中強調的治癒暴力與線性時間觀。［……］據此，我不將這兩部散文作品視為「療癒書寫」，而是帶有強大的修復功能，能夠將現代日常生活中被擱置的自我時間重新調撥，甚至朝向真正地與病共存的未來想像。
一、治癒的暴力：疾病的情感政治
……
「治癒的暴力」指的是「治療」與「痊癒」被普遍認知為一種「好的」表現，而這會帶來象徵性與物質性的暴力。金恩靜借用了巴特勒（Judith Butler，2004）的「規範性暴力」（normative violence）概念，提出「治癒的暴力」以強調：「治療實際上將殘疾的存在視為一個問題，並最終在治療過程中摧毀治療主體。」巴特勒的「規範性暴力」揭示了權力運作的複雜面向，規範（norm）本身既是暴力的，也會使暴力正常化。因為當規範成為一種常態模式，且被理解為是自然的、客觀的、非歷史的和普遍的（而不是文化的、建構的和偶然的），就會使暴力合法化。從女性主義視角來看，「治癒的暴力」就表現在將優生學、母性和生殖生命政治結合在一起，且在消除遺傳性殘疾時，強加規範於女性身上，並將這樣的「強加」合理化、正當化。金恩靜正是在提醒，當我們毫不懷疑地接受、慾望「痊癒」，也經常是參與了、同時也是受害於醫療理性論述帶來的暴力。因為「治癒論述和意象在政治、道德、經濟和情感領域中發揮作用，超越了個人對醫療、對治癒的渴望。」
「治癒」概念帶來的暴力，平路與隱匿在兩部作品中討論「病因」時都已提及，也從朋友、家人、醫者、他人的態度中深刻體驗過。如平路在《間隙》中提及自己罹病後與友人對話的經驗，他在「告知近親發現腫瘤時，這位近親沒隔一秒，手機中立即反應是：我之前就告訴過你，你作息方式有問題。我早就跟你說過，不聽啊，這一回是嚴重的警告！」（《間隙》，頁221）這段話直指「罹病」是生活方式「有問題」，是個人行為導致的結果；對話者也言之鑿鑿「我之前就告訴過你」，似乎對於生活作息才是導致癌症的認知深信不疑。對於理解「病因」，這段日常談話中缺席的是「醫療觀點」，真正的病因「惡性腫瘤」也未被討論，而這正是我在上方提及的，從醫療論述發展至生活常規後形成的規範性暴力。
美國已故文化評論家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其經常被引用的疾病論著《疾病的隱喻》中亦曾以「神秘化」來描述這一規範性暴力。他寫道：
儘管疾病的神秘化是被放在新的背景中，但疾病（曾經是結核病，現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卻是一種全然古老的恐懼。任何一種被視為神秘之物，並確實令人感到恐懼的疾病，即使事實上不具有傳染性，也會在道德上具有傳染性。
……
二、間隙狀態：疾病的「時間性」
……
平路在2019年下半年經歷兩個癌症確診（肺腺癌與乳癌）、接受了兩次手術，隱匿則在2013年罹患乳癌、後經歷一次復發；手術後的治療更是數年起跳，年度的、半年的術後追蹤檢查、每三個月的長期處方籤、每個月拿藥、每天吃藥，時間感就圍繞著疾病重新度量。但這些屬於疾病的「外在時間」，帶來的是兩位作者人生與身體內在時間的「暫停」，如平路寫道：
「時間斷裂開來，凜然於衝擊肉身的巨大力量。」這個「斷裂」從癌症患者身分確立後開始，「接著進入醫療程序，與正常運轉的世界……彷彿拉起一道簾幕。明天、下個月、明年、後年，不敢想下去。」（《間隙》，頁174）
平路此段描述的全然是受疾病牽動、由疾病支配的「外在時間」；雖然以科學理性的「醫療程序」為軸，但在患者感受中卻與「正常運轉的世界」區隔開來。
據此，可以進一步檢視我在上節討論「治癒的暴力」時質疑的，「正常化」與「規範性」之間的共謀關係。「暴力」在此是透過另立疾病的時間秩序來展現，並強迫患者進入這一時間秩序，同時以醫療理性使之正當化。而透過平路細緻的文字感受，我覺察到病者並非在「正常/疾病」兩個時間軸間二選一，而是更強調「暫停」的時間感與其不可預測、共量的可能性。平路自問：「這樣的被迫中斷，莫非藏著珍貴的禮物？」（《間隙》，頁174）將帶有正負面感受的「被迫」與「禮物」組合在一起的提問，正是擾動了「正常/疾病」之間的二元對立關係。這種多重複雜（而非二元）的感受，在隱匿的書寫中亦有十分詩意的呈現：
因為病，我們群聚於此，像是進入一種永恆。在苦澀和痛楚中，一束光從窗口進來，穿過無盡的長廊，照亮了我們，燃燒了我們，讓我們突然想起，那些被拋棄在外的事物。此刻，它們的珍貴性變得可疑，連帶的也讓我們懷疑起此時此刻，呆坐在這裡的我，我，是真實的嗎？（《病從所願》，頁64）
兩位作者同時在描述被告知罹病時有的複雜感受時使用了「珍貴」一詞，但在我觀察中並非為了「正向」思考，而是因為暫停、中斷的特殊時間感，突顯了在「正常運轉」的生命過程中難以辨識的「當下性」。這一當下性非常貼近平路對「間隙」的描述：「當過去的思緒過去，而未來的思緒還沒有升起，中間有一個空檔時間，那是「間隙』。」（《間隙》，頁94）兩位作者進而更轉向不同思考資源，思索時間哲學。
……
三、朝向修復：重思疾病的隱喻
……
已故美國酷兒理論家賽菊寇（Eve Kosofsky Sedgwick，1950–2009）在其心理諮商手記《與愛對話》（A Dialogue on Love，1993）中，將乳癌疾病的敘事由醫療的身體延伸至心理領域。他在治療乳癌的過程中陷入憂鬱，因而開始看心理醫師，並將治療過程中的對話、私語、情感、思考、詩意寫成此書。而接在上方引言之後，心理治療師夏儂問他：「這就是你說的真正的憂鬱嗎？」賽菊寇回答道：「從某些方面來說，這個癌症診斷結果來的時機可是不能再好了。」然而熟悉賽菊寇理論生涯的讀者不免會注意到此書出版的1993年，是美國八〇年代愛滋恐慌尚未平息的歷史時刻，賽菊寇更在那波瘟疫中失去許多親密友人。這些歷史事件與個人經驗在同一時期發生，也促使他將酷兒理論由身分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轉向情感政治（affective politics），特別是「羞恥」的情感。
近年來十分重要的酷兒研究著作都回溯到賽菊蔻在八〇年代提出的「修復式閱讀」（reparative reading），並將之視為一種批判上的引導，提出以回望過去（及歷史）來有效地理解當下。確實這個「過去的歷史」對於賽菊蔻來說即是愛滋恐慌帶來的、對於罹病治療的各種資訊與陰謀論產生的「偏執妄想」（paranoia），也因此有眾多二十一世紀的酷兒理論家、研究者重訪賽菊寇的論述背景。我則希望在此進一步將賽菊寇的洞見延展到本文的主題，不侷限在指向特定性／別經驗的酷兒式批判閱讀（queer reading），而是從賽菊寇稍早的桑塔格延續此處的討論，思索疾病與醫療的「偏執」如何強化了疾病的隱喻，在肺結核、癌症、愛滋病，到當代的乳癌以及2020年後全球社會對於新冠病毒（COVID-19）的討論中，我們總能觀察得到對於疾病的偏執應對與恐懼。
……
但就如我在前兩節不斷重申的，《間隙》與《病從所願》在承認有治癒的暴力、疾病偏執的前提下，提供了更深層的思考與感受，近似於賽菊寇透過愛滋病論述的偏執歷史，提出了「修復式」（reparative）路徑來閱讀當下的危機。以酷兒研究為例，「修復性閱讀」並非是要另闢蹊徑、提出不同的批判模式，而是朝向以酷兒主體生命中經驗的情感、結盟和愛，來挑戰或取代回應常態性規範時出現的導正、拒絕、憤怒等經驗，以此重新形構批判方式，更重要的是，彌補酷兒主體日益受損的自主性。賽菊寇的《與愛對話》即見證了因癌症治療陷入憂鬱後，在心理治療系統裡他如何對於依賴、脆弱、慾望和死亡這些議題深化思考、正視其感受。這就如前述隱匿在投身思考病因、治療與人生經歷的偏執閱讀後，更深化了這些舉動的意義：
在疾病之後反省過去種種，並在其中找到啟示與意義，這是人之常情，甚至可以說是天賦人權。就算最後證實，癌真的只是單純病因，與環境或性格無關，那也不妨礙我們在其中找尋意義。（《病從所願》，頁109）
……
以揭露抵抗「疾病的隱喻」，於我來說即是一種反療癒的實踐。因其追尋的路線並非僅是否認，而是轉化。如平路在閱讀《好走》這部作品後說到：
以切近患者的語言來說，罹患過重症的人都盼望著有療癒的可能。至於什麼是「療癒」？什麼是英文裡的healing？《好走》由healing的字根找源頭，意思是恢復完整的過程。《好走》書中定義的療癒就是恢復每個人原有的完整性，「心智與心靈在圓滿漫溢的時刻復歸平衡的現象」。（《間隙》，頁189）
引文中所指的「恢復完整」，正如金恩靜提醒的，治癒並不意味著罹病的恥辱感消失、也不意味著殘疾的終結，而是將其轉變為其他需要不同治療方法的物質狀態。賽菊寇的《與愛對話》即見證了，因癌症治療陷入憂鬱後，他在心理治療系統裡如何對於依賴、脆弱、慾望和死亡這些議題深化思考、正視其感受。如隱匿疾呼的：
疾病的意義應該由病人自身來思索與挖掘，那就像是對病情種種的重新整理，若由他人來強加於病人頭上，比如斷言是因為祖先造孽或者因為生育而罹病——那就是對病人的二次傷害，不僅是白目而已，更是極為卑劣的行為。（《病從所願》，頁110）
前述所有作者、研究者都在提醒，辨識治癒的暴力、專注於偏執與修復的感受，我們就可以在危機之中重構出新的連結與關係。金恩靜在揭開治癒的暴力與虛假承諾時，直面治療的詞彙、精神和時間邏輯，以召喚多個視野，不僅是未來的，也是現在的。就如同平路對於「間隙」與當下的掌握，隱匿寫下〈時間之病〉：
平常的時候
我把每一天
都放在未來
……生病的時候
我知道每一天
都是今天（《病從所願》，頁109-110）
由這樣的時間性重構，兩部散文作品示範了文學具有的修復功能：不著力於對疾病的對抗，而是強調病者的內在經驗，贖回被擱置的陰性時間、人生時刻、以及親密關係。甚至是真正的，與病共存。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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