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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近代史的墮落：民國文人卷（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
2023/04/30 0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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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近代史的墮落：民國文人卷（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
多次聽聞阿姨劉仲敬的大名，這次終於下定決心借閱他的作品《近代史的墮落：民國文人卷》。
或許語不驚人死不休並不是他的本意，但以嘲諷的方式，甚至鞭撻這些民國文人的力道總是令人咋舌：他提到魯迅是被包裝成革命文學的主將和暢銷書作家；錢鍾書在英國文學方面是一種裝逼學的造詣，並以水蜘蛛稱呼他；甚至還直接用「投機小粉紅」來點評金庸……
以下摘要分享錢鍾書和余光中這兩位民國文人的部分書摘，讀友們可以試讀看看阿姨的觀點究竟如何與眾不同？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8783
近代史的墮落：民國文人卷（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
作者：劉仲敬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8/06/06
語言：繁體中文
在劉仲敬看來，這些民國知識分子都是泛中華主義本身的產物，而泛中華主義衍生出的弱點，並非個人所能改變。正如建築藍圖的承重牆如果有問題，包工頭再廉潔也救不了房客的性命。所以即使如余英時般再有才能，也無法改變虛無的宿命；才能不佳者如余光中，更是只能仰賴政治勢力搏取其地位。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便深陷在所謂「中華」的迷思當中，而輕視「諸夏」的地方主義與小共同體精神。正是這種迷思，斬斷了鄉土根源的知識分子，只能落入虛無與失敗的窠臼之中。
透過銳利如手術刀般的史筆，劉仲敬為在這場荒謬卻又無奈的歷史大戲中演出的諸位腳色，一一安排了他們所該有的歷史定位。
作者簡介
劉仲敬
四川資中人，生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目前旅居美國。著有《經與史》、《遠東的線索》、《中國窪地》、《民國紀事本末》、《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卷／國共卷》等書。譯有大衛‧休謨的《英國史》、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所著的《麥考萊英國史》等書。
【Excerpt】
〈靈巧的水蜘蛛——錢鍾書〉
……
錢鍾書離開牛津以後，沒有得到教席，於是轉到巴黎，繼續吃獎學金度日，整天翻書和遊覽。學位對他並不重要，他連已經到手的英國學位都懶得去領。這種生活方式其實可以無限期延續下去，巴黎的終身學生為數不少。巴黎的女房東、雜貨店主和妓女對國際浪人都非常友好，甚至希特勒都沒有破壞他們的安樂窩，但錢鍾書已有家庭，不能一直玩下去。他接受了西南聯大的邀請。這段經歷以改頭換面的方式，寫進了《圍城》的許多段落。宗璞後來用藏頭露尾的類似方法，描繪錢鍾書夫婦當時的形象。錢鍾書為了享受秀機智的樂趣，無情地犧牲他的同儕。楊絳看到丈夫伶牙俐齒，一臉得意的表情。他加入了毛澤東作品的英譯工作，因此得以免遭共產主義者對士大夫的多次整肅，但他無法改掉口角輕靈的習慣，還是沒能完全逃避人事糾葛。
楊絳後來說，命運待錢鍾書不薄。他畢生愛書，在這方面沒有留下缺憾。這話本身沒錯，只是另一方面的契合可能更加重要。人的性格和他所在的微環境需要長期的共同演化，才能接近相互契合的境界。錢鍾書的微環境沒有經過撕裂性和斷裂性的突變，始終維持了中學時代的格局。他除了粉絲——同儕和嫉妒者以外，很少需要應付其他類型的角色。他所在的時代和階級雖然動盪，但他的個人世界只是隨波逐流而已，猶如船裡的旅客坐在緩衝墊上，只能感覺到船外滔天巨浪的一小部分。他雖然經歷了二戰和冷戰，但沒有留下什麼戲劇性的紀錄。個人生活所受的衝擊，也比大多數同儕小。遠方觀眾眼中的大變局，接觸到他身邊的小環境，就變成了一系列瑣事，跟其他時代的瑣事沒有明顯區別。錢鍾書的興趣太多，不容易在某一個小項目上停留太久。他的機智太容易獲得回報，缺乏降低投資—效益比的精耕細作動機。他的閃光點如果交給勤勉的學究，大概能夠做成精密的學術，猶如周星馳電影當中，陳近南的一屋子《絕世武功秘笈》；留在他自己手中，就是可靠程度參差不齊的一系列靈感紀錄，猶如周星馳電影當中，韋小寶手中的一本《絕世武功秘笈目錄》。比較刻薄的人說他的書像卡片集合，當然並不恰當。他的書更像艾克曼的《歌德談話錄》，只是由他自己兼任了歌德和艾克曼的角色。他改編尼采的話，說世界上凡是有價值的著作，都有相當於麵包的部分，本身談不上好吃，但沒有麵包就不成為一頓像樣的飯。其實，他自己的著作就非常缺乏相當於麵包的成分。他的地位介於腸胃不好的品酒師和嘗百草的神農氏之間，面前擺滿了琳琅滿目的獵奇食品，輕重口味和強弱藥性都不缺乏，就是沒有普普通通的麵包。
世界的表象背後，必定隱藏著規則。這種觀念可以稱為價值界的一神論，並不是所有人天然和必然具備的信仰。價值界的多神論者看到現象層面的混亂，並不會感到不適，只要色彩足夠美麗和豐富，他們就會像嬰兒一樣興高采烈。錢鍾書就是屬於這種人，總是生活在色彩最豐富的表層，對於層次、結構和機制沒有什麼興趣，在涉及這些因素的學術問題上，他的判斷力和直覺非常軟弱，而且完全不是知識量不足的原因。他屬於開爾文爵士『看不順眼的那種「集郵愛好者」，留下的遺產也是一大堆珍奇郵票。他生活在歷史當中，對自己的生活卻沒有歷史感，這也是原因之一。或者不如說，對他而言，生活不是歷史的一部分，而是歷史的反面。所謂「過小日子」，就隱含了這層意思。
撇開學術或才智，錢鍾書的性格其實是吳越人當中最常見的類型。我們都熟悉這種人：精打細算，得過且過，在外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心裡不是沒有自己的想法。許多周邊粉絲對他盲目崇拜，以為他有什麼苟全性命於亂世的錦囊妙計。其實，他的處世之道就是順著自己的性格和習慣走。他軟弱、世故，習慣於被動，僅此而已。他有虛榮，但他的虛榮有知識上的階級性。他心目中的學問，跟妙玉心目中的品茶差不多，只適合極少數知趣知味的人。他強調知識分子的話要根據知人論事的世故智慧，而非根據硬考據的功夫，分別對待兩種情況：一種是作者在孤獨狀態下的真實意見，他稱之為「夜氣」（夜深無人時的初衷）；另一種是作者作為社會名流，為敷衍場面而留下的社交辭令。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這話簡直就是在說他自己，但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使得後人很難在他身上區分二者。敷衍的極端形式，就是《見證》所謂的「貢賦」：政治高壓之下，不得不說一些違心的話。錢鍾書由於壽命太長，晚年名聲太大，受柔性敷衍所累的程度，反而超過了政治性的「貢賦」。
〈五四文學的窘境——余光中〉
……
余光中的作品數量龐大，但品類頗為單調。事實上，這正是五四新文學的共同特徵。他和現代派、白話派的論戰，沒有超出杯中風暴的範疇。雙方都位於同一道極為狹窄的光譜。余光中自己也明白，他批評的問題，與其說屬於某些特定的作品，不如說屬於新文學本身。「許多詩人用左手寫出來的散文，比散文家用右手寫出來的（散文）更漂亮。一位詩人對於文字的敏感，當然遠勝於散文家。理論上來說，詩人不必兼工散文，正如善飛的鳥不必善於走路，而鄧肯也不必參加馬拉松賽跑。可是，在實踐上，我總有一個偏見，認為寫不好（更不論寫不通）散文的詩人，一定不是一位出色的詩人。我總覺得舞蹈家的步態應該特別悅目，而聲樂家的談吐應該特別悅耳……（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最貧乏的是詩，最豐富的是散文。這種似是而非的論斷好像已經變成批評家的口頭禪，不再需要經過大腦了……文體和語氣愈變化多姿，散文的彈性當然愈大；彈性愈大，則發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至於迅趨僵化。現代散文當然以現代人的口語為節奏的基礎。但是，只要不是洋學者生澀的翻譯腔，它可以斟酌採用一些歐化的句法，使句法簡潔些，渾成些。有時候，在美學的範圍內，選用一些音調悅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語，反襯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顯得生動而突出。」（《剪掉散文的辮子》）這些煞有介事的技巧造成的差異，無非是將麵包片上的花生醬換成草莓醬。廚師和作者為此要在細節上花很多功夫，粗心的食客和讀者卻感覺不到多大的效果。
新文學真正的問題在於名實不符，國語（白話文）並不是真正的國語（民族語言）。「中國的文字欠缺謹嚴周密的文法，頗不便於邏輯思考，但有利於文學表現。免於繁瑣的動詞變化，省去主詞的交代，滅除前置詞的羈絆，中國的古典詩達到了至高無上的純樸和簡潔，同時又不失朦朧迷離之美。例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鵬，簡直不能再省，而無一字盲，無一字啞。文字的藝術，到了這種境界，已經可以超越語言而獨立存在。千載之後，這兩行詩中，沒有一個字不是充滿了生命。這正是中國文字的不朽美德，歐洲各國的文字沒有這樣長壽的……白話文學的信徒們，迷信現在的白話無遠弗屆，可以巨細靡遺無孔不入地表達現代人的一切情思。事實上，目前的白話，字彙既貧乏，句法也單調，根本不夠表達……白話的貧乏和單調，一旦面臨翻譯，立刻暴露無餘……我們當然贊成推行國語，統一白話，可是在文學創作上，僅僅在文學創作上，不是還可以留一點自由，給作家們去發揮文字的彈性麼？」（《鳳‧鴉‧鶉》）真假國語（民族語言）的辨析，並不是無聊的正統論。民族語言真正的意義在於接通愚夫愚婦日常體驗組成的資訊庫，解放語言的自發秩序。後者的演化方式，無異於歷史中的習慣法和市場經濟，內容不可設計，路徑不可重複。精密的文法和豐富的詞彙產生於演化的過程，而非名垂青史的國語發明家。方塊字有其特殊問題，但就已知的歷史經驗而言，影響不如余光中所言之甚，至少是不足以阻止活語言的自發修正和完善。
梁啟超時代的日本人很不容易理解今天的日本文學，因為一九六〇年以後才出現的詞語和習慣用法超過半數。事實已經證明英語外來詞和假名的結合，並不比普通法和沙利亞的結合更困難。梁啟超時代的語體文和今天的白話文相比，後者的詞彙量反而更少，可見你即使堅持把木材叫樹木，也不能讓你的「樹木」和別人的樹木一樣開花結果。余光中的「文白相輔」根本不是什麼新東西，至多能使「國語」恢復到梁啟超語體文的「文白夾雜」。翻譯家即使充分發揮這種可憐的自由，也只是將七巧板變成了七十七巧板。例如狄更斯小說素以詞彙貧乏著稱，然而上述的翻譯技巧，是堅持不到《艱難時世》的第二章就會捉襟見肘的。新土耳其語的翻譯家多半會稍微修改幾個首碼和尾碼的字母，就把大段的原文放進他的產品當中，然後以錯別字的形式落入君士坦丁堡的計程車司機口中，用在作者和譯者都沒有想到的錯誤對象上。
意象式抒情詩所謂形式的獨特性，明顯源於常見的認知謬誤。希臘、拉丁和現代美國的詩歌，都有同樣的品類，只是跟山水詩一樣地位甚低，不入主流法眼而已。近體詩（格律詩）的相應品類地位崇高，主要原因在於，西方文學傳統中地位最高的幾大品類，在東亞文學傳統中根本不存在。至於造詣或感受的獨特性，倒是頗有見仁見智的餘地，而且語言自發性的價值就在於保存獨特的體驗，防止資訊庫的存量流失和供給淤塞。資訊、財富和秩序在地面以上的部分似乎沒有直接的關聯，地面以下的部分卻是一水相通，以自古以來未有系統性地刪除資訊，而能指望財富豐盈和秩序生長的。
諸歐如果堅持以圭恰爾蒂尼“時代的新拉丁語為「國語」，在廢除西塞羅拉丁語的同時，抑制真正民族語言的分化生長，就會形成和國語（白話文）同樣的「不朽美德」。然而這樣的「長壽」要以吞食子孫為代價，也就是說必須盡可能減慢「迷因」代謝更替的速度，結果新舊拉丁語和白話文言文都會變成死語言，只有法老木乃伊和列寧木乃伊那點區別。死語言只有用於簡短的公文、政論和史論，才不比活語言差。拿破崙時代的匈牙利貴族和奧斯曼帕夏見面無法交流，通過新舊拉丁文書信，卻輕易找回了奧古斯都威脅克萊奧佩特拉、馬基雅維利遊說凱撒‧博吉亞的同樣感覺。宋子文和伍廷芳開會只能用英語溝通，但文言或白話的公文足以保證他們順利完成南京國民政府和廣州國民政府的談判。歷史散文和政論詩歌在西方不過小宗左道，卻變成了新文學最成熟的部分。余光中最優秀的作品，其實就是《哀江南賦》的現代版。
「回伊色佳，回伊色佳去……雖然伊色佳不是希臘，不是從前的希臘，不是完完整整的希臘真正的希臘。」（《優力西士》）這個完完整整的希臘（中國），「從西湖到太湖，到多鷓鴣的重慶」（《當我死時》），正如全世界文化泛民族主義者的鼻祖，一八二六年的希臘主義者心目中，從布加勒斯特到君士坦丁堡，到橄欖之鄉賽普勒斯的大希臘一樣，從來不曾在現實中屬於他們，而且在排滿（奥斯曼）革命後的一百多年裡，離他們愈來愈遠了。從萊茵河到復活節島的拉丁民族，從大西洋到印度洋的阿拉伯民族，從永動機和喀邁拉（Chimera）安度殘年的同一個歷史養老院，向它們留在遠東的後生晚輩招手。
如果說國民民族主義像蘊藏樹根的土壤長出的樹木，奥斯曼主義像斧頭砍倒的木材，文化泛民族主義就像森林和木材上空漂浮的雲彩，只能統治海涅所謂「夢想的空中王國」。余光中生於這個空中王國，死於這個空中王國。他嚴格模仿西方同行的詩歌嘗試，文學品質和讀者影響力都不值一提。他無論生前還是身後，得到的評價和留下的遺響產，與其說是文學的，不如說是政治的，而且這不僅是他個人的特徵，而是五四新文學作家共同的命運。
多次聽聞阿姨劉仲敬的大名，這次終於下定決心借閱他的作品《近代史的墮落：民國文人卷》。
或許語不驚人死不休並不是他的本意，但以嘲諷的方式，甚至鞭撻這些民國文人的力道總是令人咋舌：他提到魯迅是被包裝成革命文學的主將和暢銷書作家；錢鍾書在英國文學方面是一種裝逼學的造詣，並以水蜘蛛稱呼他；甚至還直接用「投機小粉紅」來點評金庸……
以下摘要分享錢鍾書和余光中這兩位民國文人的部分書摘，讀友們可以試讀看看阿姨的觀點究竟如何與眾不同？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8783
近代史的墮落：民國文人卷（劉仲敬點評近現代人物）
作者：劉仲敬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8/06/06
語言：繁體中文
在劉仲敬看來，這些民國知識分子都是泛中華主義本身的產物，而泛中華主義衍生出的弱點，並非個人所能改變。正如建築藍圖的承重牆如果有問題，包工頭再廉潔也救不了房客的性命。所以即使如余英時般再有才能，也無法改變虛無的宿命；才能不佳者如余光中，更是只能仰賴政治勢力搏取其地位。
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知識分子便深陷在所謂「中華」的迷思當中，而輕視「諸夏」的地方主義與小共同體精神。正是這種迷思，斬斷了鄉土根源的知識分子，只能落入虛無與失敗的窠臼之中。
透過銳利如手術刀般的史筆，劉仲敬為在這場荒謬卻又無奈的歷史大戲中演出的諸位腳色，一一安排了他們所該有的歷史定位。
作者簡介
劉仲敬
四川資中人，生於一九七四年，畢業於華西醫科大學，目前旅居美國。著有《經與史》、《遠東的線索》、《中國窪地》、《民國紀事本末》、《近代史的墮落：晚清北洋卷／國共卷》等書。譯有大衛‧休謨的《英國史》、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所著的《麥考萊英國史》等書。
【Excerpt】
〈靈巧的水蜘蛛——錢鍾書〉
……
錢鍾書離開牛津以後，沒有得到教席，於是轉到巴黎，繼續吃獎學金度日，整天翻書和遊覽。學位對他並不重要，他連已經到手的英國學位都懶得去領。這種生活方式其實可以無限期延續下去，巴黎的終身學生為數不少。巴黎的女房東、雜貨店主和妓女對國際浪人都非常友好，甚至希特勒都沒有破壞他們的安樂窩，但錢鍾書已有家庭，不能一直玩下去。他接受了西南聯大的邀請。這段經歷以改頭換面的方式，寫進了《圍城》的許多段落。宗璞後來用藏頭露尾的類似方法，描繪錢鍾書夫婦當時的形象。錢鍾書為了享受秀機智的樂趣，無情地犧牲他的同儕。楊絳看到丈夫伶牙俐齒，一臉得意的表情。他加入了毛澤東作品的英譯工作，因此得以免遭共產主義者對士大夫的多次整肅，但他無法改掉口角輕靈的習慣，還是沒能完全逃避人事糾葛。
楊絳後來說，命運待錢鍾書不薄。他畢生愛書，在這方面沒有留下缺憾。這話本身沒錯，只是另一方面的契合可能更加重要。人的性格和他所在的微環境需要長期的共同演化，才能接近相互契合的境界。錢鍾書的微環境沒有經過撕裂性和斷裂性的突變，始終維持了中學時代的格局。他除了粉絲——同儕和嫉妒者以外，很少需要應付其他類型的角色。他所在的時代和階級雖然動盪，但他的個人世界只是隨波逐流而已，猶如船裡的旅客坐在緩衝墊上，只能感覺到船外滔天巨浪的一小部分。他雖然經歷了二戰和冷戰，但沒有留下什麼戲劇性的紀錄。個人生活所受的衝擊，也比大多數同儕小。遠方觀眾眼中的大變局，接觸到他身邊的小環境，就變成了一系列瑣事，跟其他時代的瑣事沒有明顯區別。錢鍾書的興趣太多，不容易在某一個小項目上停留太久。他的機智太容易獲得回報，缺乏降低投資—效益比的精耕細作動機。他的閃光點如果交給勤勉的學究，大概能夠做成精密的學術，猶如周星馳電影當中，陳近南的一屋子《絕世武功秘笈》；留在他自己手中，就是可靠程度參差不齊的一系列靈感紀錄，猶如周星馳電影當中，韋小寶手中的一本《絕世武功秘笈目錄》。比較刻薄的人說他的書像卡片集合，當然並不恰當。他的書更像艾克曼的《歌德談話錄》，只是由他自己兼任了歌德和艾克曼的角色。他改編尼采的話，說世界上凡是有價值的著作，都有相當於麵包的部分，本身談不上好吃，但沒有麵包就不成為一頓像樣的飯。其實，他自己的著作就非常缺乏相當於麵包的成分。他的地位介於腸胃不好的品酒師和嘗百草的神農氏之間，面前擺滿了琳琅滿目的獵奇食品，輕重口味和強弱藥性都不缺乏，就是沒有普普通通的麵包。
世界的表象背後，必定隱藏著規則。這種觀念可以稱為價值界的一神論，並不是所有人天然和必然具備的信仰。價值界的多神論者看到現象層面的混亂，並不會感到不適，只要色彩足夠美麗和豐富，他們就會像嬰兒一樣興高采烈。錢鍾書就是屬於這種人，總是生活在色彩最豐富的表層，對於層次、結構和機制沒有什麼興趣，在涉及這些因素的學術問題上，他的判斷力和直覺非常軟弱，而且完全不是知識量不足的原因。他屬於開爾文爵士『看不順眼的那種「集郵愛好者」，留下的遺產也是一大堆珍奇郵票。他生活在歷史當中，對自己的生活卻沒有歷史感，這也是原因之一。或者不如說，對他而言，生活不是歷史的一部分，而是歷史的反面。所謂「過小日子」，就隱含了這層意思。
撇開學術或才智，錢鍾書的性格其實是吳越人當中最常見的類型。我們都熟悉這種人：精打細算，得過且過，在外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心裡不是沒有自己的想法。許多周邊粉絲對他盲目崇拜，以為他有什麼苟全性命於亂世的錦囊妙計。其實，他的處世之道就是順著自己的性格和習慣走。他軟弱、世故，習慣於被動，僅此而已。他有虛榮，但他的虛榮有知識上的階級性。他心目中的學問，跟妙玉心目中的品茶差不多，只適合極少數知趣知味的人。他強調知識分子的話要根據知人論事的世故智慧，而非根據硬考據的功夫，分別對待兩種情況：一種是作者在孤獨狀態下的真實意見，他稱之為「夜氣」（夜深無人時的初衷）；另一種是作者作為社會名流，為敷衍場面而留下的社交辭令。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這話簡直就是在說他自己，但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使得後人很難在他身上區分二者。敷衍的極端形式，就是《見證》所謂的「貢賦」：政治高壓之下，不得不說一些違心的話。錢鍾書由於壽命太長，晚年名聲太大，受柔性敷衍所累的程度，反而超過了政治性的「貢賦」。
〈五四文學的窘境——余光中〉
……
余光中的作品數量龐大，但品類頗為單調。事實上，這正是五四新文學的共同特徵。他和現代派、白話派的論戰，沒有超出杯中風暴的範疇。雙方都位於同一道極為狹窄的光譜。余光中自己也明白，他批評的問題，與其說屬於某些特定的作品，不如說屬於新文學本身。「許多詩人用左手寫出來的散文，比散文家用右手寫出來的（散文）更漂亮。一位詩人對於文字的敏感，當然遠勝於散文家。理論上來說，詩人不必兼工散文，正如善飛的鳥不必善於走路，而鄧肯也不必參加馬拉松賽跑。可是，在實踐上，我總有一個偏見，認為寫不好（更不論寫不通）散文的詩人，一定不是一位出色的詩人。我總覺得舞蹈家的步態應該特別悅目，而聲樂家的談吐應該特別悅耳……（五四以來的新文學）最貧乏的是詩，最豐富的是散文。這種似是而非的論斷好像已經變成批評家的口頭禪，不再需要經過大腦了……文體和語氣愈變化多姿，散文的彈性當然愈大；彈性愈大，則發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至於迅趨僵化。現代散文當然以現代人的口語為節奏的基礎。但是，只要不是洋學者生澀的翻譯腔，它可以斟酌採用一些歐化的句法，使句法簡潔些，渾成些。有時候，在美學的範圍內，選用一些音調悅耳表情十足的方言或俚語，反襯在常用的文字背景上，只有更顯得生動而突出。」（《剪掉散文的辮子》）這些煞有介事的技巧造成的差異，無非是將麵包片上的花生醬換成草莓醬。廚師和作者為此要在細節上花很多功夫，粗心的食客和讀者卻感覺不到多大的效果。
新文學真正的問題在於名實不符，國語（白話文）並不是真正的國語（民族語言）。「中國的文字欠缺謹嚴周密的文法，頗不便於邏輯思考，但有利於文學表現。免於繁瑣的動詞變化，省去主詞的交代，滅除前置詞的羈絆，中國的古典詩達到了至高無上的純樸和簡潔，同時又不失朦朧迷離之美。例如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鵬，簡直不能再省，而無一字盲，無一字啞。文字的藝術，到了這種境界，已經可以超越語言而獨立存在。千載之後，這兩行詩中，沒有一個字不是充滿了生命。這正是中國文字的不朽美德，歐洲各國的文字沒有這樣長壽的……白話文學的信徒們，迷信現在的白話無遠弗屆，可以巨細靡遺無孔不入地表達現代人的一切情思。事實上，目前的白話，字彙既貧乏，句法也單調，根本不夠表達……白話的貧乏和單調，一旦面臨翻譯，立刻暴露無餘……我們當然贊成推行國語，統一白話，可是在文學創作上，僅僅在文學創作上，不是還可以留一點自由，給作家們去發揮文字的彈性麼？」（《鳳‧鴉‧鶉》）真假國語（民族語言）的辨析，並不是無聊的正統論。民族語言真正的意義在於接通愚夫愚婦日常體驗組成的資訊庫，解放語言的自發秩序。後者的演化方式，無異於歷史中的習慣法和市場經濟，內容不可設計，路徑不可重複。精密的文法和豐富的詞彙產生於演化的過程，而非名垂青史的國語發明家。方塊字有其特殊問題，但就已知的歷史經驗而言，影響不如余光中所言之甚，至少是不足以阻止活語言的自發修正和完善。
梁啟超時代的日本人很不容易理解今天的日本文學，因為一九六〇年以後才出現的詞語和習慣用法超過半數。事實已經證明英語外來詞和假名的結合，並不比普通法和沙利亞的結合更困難。梁啟超時代的語體文和今天的白話文相比，後者的詞彙量反而更少，可見你即使堅持把木材叫樹木，也不能讓你的「樹木」和別人的樹木一樣開花結果。余光中的「文白相輔」根本不是什麼新東西，至多能使「國語」恢復到梁啟超語體文的「文白夾雜」。翻譯家即使充分發揮這種可憐的自由，也只是將七巧板變成了七十七巧板。例如狄更斯小說素以詞彙貧乏著稱，然而上述的翻譯技巧，是堅持不到《艱難時世》的第二章就會捉襟見肘的。新土耳其語的翻譯家多半會稍微修改幾個首碼和尾碼的字母，就把大段的原文放進他的產品當中，然後以錯別字的形式落入君士坦丁堡的計程車司機口中，用在作者和譯者都沒有想到的錯誤對象上。
意象式抒情詩所謂形式的獨特性，明顯源於常見的認知謬誤。希臘、拉丁和現代美國的詩歌，都有同樣的品類，只是跟山水詩一樣地位甚低，不入主流法眼而已。近體詩（格律詩）的相應品類地位崇高，主要原因在於，西方文學傳統中地位最高的幾大品類，在東亞文學傳統中根本不存在。至於造詣或感受的獨特性，倒是頗有見仁見智的餘地，而且語言自發性的價值就在於保存獨特的體驗，防止資訊庫的存量流失和供給淤塞。資訊、財富和秩序在地面以上的部分似乎沒有直接的關聯，地面以下的部分卻是一水相通，以自古以來未有系統性地刪除資訊，而能指望財富豐盈和秩序生長的。
諸歐如果堅持以圭恰爾蒂尼“時代的新拉丁語為「國語」，在廢除西塞羅拉丁語的同時，抑制真正民族語言的分化生長，就會形成和國語（白話文）同樣的「不朽美德」。然而這樣的「長壽」要以吞食子孫為代價，也就是說必須盡可能減慢「迷因」代謝更替的速度，結果新舊拉丁語和白話文言文都會變成死語言，只有法老木乃伊和列寧木乃伊那點區別。死語言只有用於簡短的公文、政論和史論，才不比活語言差。拿破崙時代的匈牙利貴族和奧斯曼帕夏見面無法交流，通過新舊拉丁文書信，卻輕易找回了奧古斯都威脅克萊奧佩特拉、馬基雅維利遊說凱撒‧博吉亞的同樣感覺。宋子文和伍廷芳開會只能用英語溝通，但文言或白話的公文足以保證他們順利完成南京國民政府和廣州國民政府的談判。歷史散文和政論詩歌在西方不過小宗左道，卻變成了新文學最成熟的部分。余光中最優秀的作品，其實就是《哀江南賦》的現代版。
「回伊色佳，回伊色佳去……雖然伊色佳不是希臘，不是從前的希臘，不是完完整整的希臘真正的希臘。」（《優力西士》）這個完完整整的希臘（中國），「從西湖到太湖，到多鷓鴣的重慶」（《當我死時》），正如全世界文化泛民族主義者的鼻祖，一八二六年的希臘主義者心目中，從布加勒斯特到君士坦丁堡，到橄欖之鄉賽普勒斯的大希臘一樣，從來不曾在現實中屬於他們，而且在排滿（奥斯曼）革命後的一百多年裡，離他們愈來愈遠了。從萊茵河到復活節島的拉丁民族，從大西洋到印度洋的阿拉伯民族，從永動機和喀邁拉（Chimera）安度殘年的同一個歷史養老院，向它們留在遠東的後生晚輩招手。
如果說國民民族主義像蘊藏樹根的土壤長出的樹木，奥斯曼主義像斧頭砍倒的木材，文化泛民族主義就像森林和木材上空漂浮的雲彩，只能統治海涅所謂「夢想的空中王國」。余光中生於這個空中王國，死於這個空中王國。他嚴格模仿西方同行的詩歌嘗試，文學品質和讀者影響力都不值一提。他無論生前還是身後，得到的評價和留下的遺響產，與其說是文學的，不如說是政治的，而且這不僅是他個人的特徵，而是五四新文學作家共同的命運。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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