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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第五屆紅樓夢獎評論集：黃碧雲《烈佬傳》》
2023/02/09 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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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第五屆紅樓夢獎評論集：黃碧雲《烈佬傳》》
讀完黃碧雲的《烈佬傳》，才又發現這一本評論集。
關於這本小說，顯然還有許多自己未曾注意或理解的部分，需要重新回顧。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30556
第五屆紅樓夢獎評論集：黃碧雲《烈佬傳》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出版社：天地圖書
出版日期：2016/09/30
語言：繁體中文
《烈佬傳》與其說是成長於賭檔毒檔酒吧充斥的舊灣仔的黑社會小混混的故事，小人物經歷的歷史變遷，更準確是，小說寫一個普通人如何被巨大的歷史與命運力量所推使，即使難以抗拒，他還有他小小的喜樂，卑微的尊嚴，殘酷的生活給予他活下去的力量，並且得知人活着不為甚麼，不完成甚麼，我們苦苦追索，未必會得到的，生活智慧。
【Excerpt】
〈遺忘之必要，理性之必然，微笑之必須——歷史與小説的寬容〉/ 黃碧雲
……
我們經過，事物退到身後，漸遠漸小，然後我們以為我們遺忘。
我們見過在亡夫之前，傷心欲絕的寡婦，不多久有新的婚姻生活。她最好將亡夫忘掉，如果不是，她的新房子會很擠，説不定亡夫還帶來幾個亡魂，他也有過去，也有幾個沒忘記他，陰魂不散的情感餓鬼。
最可怕是我們會知道，我們其實沒有忘記。我們會在一個轉角陰暗處，一天下雨，沒有打傘，抬頭望天的一刻，或午夜收到一個口訊，醒過來，打開口訊，都是亂碼，我們無法再入睡，望着黯黃的街燈，忽然想起，一種氣味，一人的微笑，我們曾經做過的承諾，曾經聽過的指責「你是那麼自私的人，你為了自己而不惜犧牲任何人」、「你以你是誰」或所有曾經令我們發噩夢，後來慢慢淡忘的事情一我們都記得。
過去是我們最大的懲罰。我年輕時誤以為是老去。老去的可怕是，在我面前只有過去，並且愈為清晰，無法再有謊言與誤會去掩飾。
遺忘成為藥物，暫時減輕情感與意識帶來的痛苦。
……
我們總是急於書寫歷史，「歷史不會忘記」，我們説，好像我們的記憶，憤怒，哀痛，都活進歷史裏面。但我們知道並不。歷史冷酷無情，我們以為很大，「創造歷史」的事情，經過時間與當代人的死亡，如果幸運的話，有幾十字，有一篇節的記述，人們也不過是「是呀，有這樣的事情呀」的讀着。
這也是必然。我們之前發生那麼多事情，現在這一時一刻，發生那麼多事情，能夠記下的，只是很小很小的部份。
我們經過的，知道的，聽到的，因為缺乏時間與空間的距離，並不是歷史。如果我們知道的事情，成為歷史，我們很可能已經不在了。
歷史即不在。不在場，不在時。或我不在。
……
逼近人類命運的小說，讀者只被逼近，但無法親近小說。讀者不會認為，自己就是《卡拉瑪佐夫兄弟》，《賭徒》，《死屋手記》的囚犯，《生命與命運》那個軟弱無能的核物理學家斯特魯姆，甚至不會是《非關命運》的少年，不因為他們的處境獨特，而是我們不會想見到自己——如果這些角色都有我們自己——那麼軟弱醜惡，令自己難堪與羞愧的一個自己。
因此我心目中的小說是理性的，表面看來是無情的。
並不是「歷史小說」。那些以歷史人物和事件構成的小說。那不過是賦予歷史感錯覺的小說：歷史人物和事件，不足以讓小說有歷史感。
我以為歷史小說不過是荷里活電影的伎倆，讓小說——說得好聽一點，有重量感，說得明白一點，更加容易推銷售賣——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裏寫拿破崙，馬奎斯《迷宮裏的將軍》寫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波利維——文學作者一樣會寫歷史小說，但托爾斯泰説《戰爭與和平》「不是小說，不是詩，更不是歷史敍述」。
荷里活電影很有效的將歷史上的個人或事件，變成有視覺效果，有戲劇衝突的娛樂。
小說不是娛樂，我們閱讀小說，有情感的騷動，有知性的啟發，有同情的愉悦，但不會忘記現實，並且因為忘記現實而得享娛樂。
相反，小說時常將我們逼向一個秘密深藏，我們很願意無視的，殘酷的現實。
對我來說，「歷史小說」缺乏現實感，因此只能娛樂，未能逼近。
我們在場的，記得的，聽見的，知道的，寫下，記下，以現實虛構故事與人物，時間終會讓我們成為過去，我們的當時亦會成為過去。
小說不是歷史。《生命與命運》不是記述史太林格勒戰役，《非關命運》也不記述納綷（粹）集中營屠殺史。我們可以從此得知，《戰爭與和平》也不記述拿破崙攻打俄羅斯的歷史。小說也從來不希望取代歷史。
當我們寫下的，成為過去，如果還有人閱讀，就成了過去的敍述。我們讀過去的作品，讀到那個時代的氣息，那些事情沒有發生，那些人物並不存在，氣息就是記憶，不是做人的因每一個人已經死去，而是時代的記憶——個人遗忘書寫記下，後人閲讀，並且記起——我們的文明，就這樣一點一點的累積，壞死又更新。
個人生命的單薄感，也令我在歷史之中尋求重量。好像人多了，就不會死，就不會飄起來。
當然我是錯的。慢慢明白，就不那麽急於寫進歷史，或呼喊「歷史不會忘記」。
明白了就可以抗拒，所謂「歷史事件」，進入小說；書寫香港，從「南京條約」簽訂講起，1925年省港大罷工，怎樣寫進小說裏？中國難民湧入香港，香港電台電視劇《香江歲月》不是拍了嗎？就是將舊報紙的大新聞，執藥一樣執入故事情節裏，成為人物遭遇。1967年香港暴動，還有當事者在世，可以做幾個訪問，當然少不了七四年廉署成立，八二年中英會談，八四年中英草簽，1997年的政權轉移了，小說可以跟着香港年報寫。年輕一點沒想到這些，這樣寫六四集會吧，這些「大是大非」的「歷史事件」，寫香港「回歸」吧，我不會說「回歸」，我會說「主權轉移」，「回歸」是大中國收回小香港，「政權轉移」是一個政治現實，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但事件不足以讓作品有歷史感。
小說寫的是人。我們讀到老女子回到史太林格勒城，看着自己毁壞的家，想到的關於人的事情。我們讀到斯特魯姆寫悔過書還是不寫悔過書，簽抗議信還是不簽抗議信，心裏的掙扎，自責，凄涼，孤寂，戰爭期間在俄羅斯，知識分子所受到的壓迫，不過一個歷史現象，過去了，會以別的形式出現——今日的俄羅斯已經並不是林太史（史太林）統治時期的俄羅斯——但個人在強權之下的恐懼與掙扎，尊嚴與羞辱，並沒有變，我們讀着完全理解——因為我們會遺忘，歷史有所選擇，非常粗疏，小說的歷史或現實背景，其實並不重要。
2004年我開始想寫一個香港監獄史的故事。當時我以為歷史事件進入小說就是歷史感，就是時代記憶。我開始做資料搜集，閱讀剪報與檔案，約見曾服刑者。大約兩年後我覺得我不想寫，因為我無法有現場感，我不是他們。
但我繼續我的探訪，我不知道為甚麽。
到現在我明白，為甚麽我當時不想寫，又或者，開始寫了以後，覺得並不理想－因為我想寫歷史，而不是解釋歷史的工具。
試了很多次，直到寫到故事可以觸動我——那個人，可以是我，我就將這個版本的故事交出去。
那個人我叫他做「周未難」。
報紙及檔案紀錄，香港監獄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七三年的赤柱監獄暴動。但最後一個版本的故事，只有幾句關於赤柱監獄暴動，因為對於阿難來說，這不是一件甚麽大事，他當時又不在。
他記得他第一次坐監在芝麻灣，他阿妹來探他。這我寫下。
我們只能回到人，這一個有感受有思想的人。
而且遠離情感。故事可以觸動我，但我並不在現場，沒有參與，我只能安靜聆聽，並且同情。
這種距離，我以為就是小説的歷史性質。它是理性的，承受遺忘而不對抗它；他記得，但他覺得他最好忘記，因為這其實都不重要，微乎其微。
我説小説是寬容的，它既反歷史，又容納它。
我希望《烈佬傳》能夠保留他在歷史上，微妙之點，既在又不在，欲言又止。小説用男人語言，直接，簡單，無華采，但小説又只能是我的：婉轉柔靜，將定不定。
……
〈或此或彼——讀黃碧雲的《烈佬傳》、《烈女圖》或個人的選擇〉/ 黃念欣
不做決定本身就是一個決定，不做選擇本身就是一種選擇。
——齊克果
《烈佬傳》的原書名是《此處，那處，彼處》，有心水清的編輯朋友問黃碧雲這是不是來自齊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 的《或此或彼》(Either/Or)，她也不否認。後來作者思前想後，身邊朋友如我輩推波助瀾，還是覺得當初一句戲言想出來的書名《烈佬傳》，也沒有甚麽不好。如果我們還記得1999年有《烈女圖》，可以簡單比對一下：《烈女圖》是「圖」，強調空間、寫群像、三章分為「我婆」「我母」「妳」；《烈佬傳》是「傳」，強調時間、寫黑社會周未難的一生，三章分「此處」「那處」「彼處」。《烈女圖》的用心在於「小寫的歷史」，但畢竟有個沉重的「歷史」的影兒，《烈佬傳》連那麽一點卑微的反抗也不見得重要，我們就是讀到一場又一場，不同面貌和內容的「受」。
「受」在小說裹上解入冊，坐牢，但也可以解作周未難一生選擇的態度和歷程：被動的承受，主接的接受，就如《或此或彼》裏反覆申辯探尋的：甚麽是真正的、個人選擇，而非為世所逼，他人影響或條件限制下的結果。《烈佬傳》比《烈女圖》更平淡，人物的倫理更曖昧，我們更難找出一個讀「傳」的理由，然而讀下去，我們就會發現這是一場既及普遍又及個人，體驗完整的「烈」之旅程。因為，正如沒有一個人的感情不是千瘡百孔，沒有一個人的人生，不是由一連串千瘡百孔的選擇所做成。
一、此處：尖沙咀還是灣仔？
都説《烈佬傳》在語言上洗盡鉛華，把風格壓至最低，連一般想像中，黑社會題材中暴熱的粗口横飛，幾乎也沒有。這當然可以有寫實主義上的解釋，小學二年級輟學，怕握筆寫字的黑社會、表達淺白有限亦是常情。然而，細讀會發現，周未難的聲音，非常安靜，白話與廣東口語夾雜之間，有一種訴說的克制與莊重，竟是斯文的。
……
二、那處：灣仔還是赤柱、芝麻灣，或其他？
周未難入黑社會，那個在英國唸書，記得英國玫瑰開得好大，才二十幾歲的大佬跟他說過：「小心行自己要行的路，記着所有發生的事情，有一天，你會發覺你一無所有。」他的虛無因此是飽滿的。「那處」表面上還是周未難的江湖故事，但重點在各個監房之間，赤柱、芝麻灣、域多利、荔枝角、塘福，太陽谷、大欖、馬坑，比「此處」稍稍更集中於監房內外的反思，以及與他人建立的一種倫理關係，這裹指的當然不是社團常見的兄弟手足之俗套，反而是一次一次次無味又疑點重重但最終都無人理會的退縮與背叛。讓周未難穿行於身邊各人而摸索抉擇的內容的，是他谈说的白粉糖。-森都是他整個生活的校心，工作、友義、自我定位。然而盜亦有道，癮亦有道，別人眼中的白粉友周未難有許多原則，並且在「那處」一章開首即清楚表明一種自主與自我實現的堅定……
三、彼處：夜晚還是天明？
……
《烈女圖》當年的用心是從女性角度寫出 「小寫的歷史」，打破線性時序、男性中心，一人英雄主義的「傳記」，代之以戰時女性、工廠女工、新世代知識分子的香港女子群像「圖景」，意義鮮明，亦赢得應有的肯定。然而《烈女圖》「我婆」 「我母」「你」之間的三代史模式與百年跨度，畢竟是宏大的，「小寫之可能」自有其弔詭處，因此黃碧雲稍後對《烈女圖》為弱小發聲的意義有過不少猶豫與反省。她的《沉默。暗啞。微小。》曾被作者自己戲稱為「打工仔血淚史」，我認為此書是延續《烈女圖》賦權與弱勢 (empowerment) 與小寫的重要思考，但迴響遠不如《烈女圖》。《烈佬傳》這次不但洗盡了文藝美學上的鉛華，在倫理道德方面也不輕易為讀者留下一個欣賞的立足點，但在黃碧雲的作品系譜中，緊扣的仍是她小説中的兩大命題：自由的本質、小寫的可能。一個年老的黑社會，吸毒、藏毒、運毒、戒毒，回顧一生，他可以有多少真誠與自由選擇的道德空間？而黑社會作為香港文化中的一種題材甚至文類，我亦期待《烈佬傳》可以引發一種平實的另類思考：如果黑社會是必要之惡，如果對某些人而言它是唯一的選擇，如果黑社會是一份工，一個人可以怎樣做好這份工？傷害最少的人、做最小的影響、最暗啞的角色，以及最少的抉擇？讓自己被一切通過，像過濾器一樣每天艱難地篩選的周未難，也許是一個從未被描畫出的寫照與可能。
原刊於《字花》39期 2012年9月
讀完黃碧雲的《烈佬傳》，才又發現這一本評論集。
關於這本小說，顯然還有許多自己未曾注意或理解的部分，需要重新回顧。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30556
第五屆紅樓夢獎評論集：黃碧雲《烈佬傳》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文學院
出版社：天地圖書
出版日期：2016/09/30
語言：繁體中文
《烈佬傳》與其說是成長於賭檔毒檔酒吧充斥的舊灣仔的黑社會小混混的故事，小人物經歷的歷史變遷，更準確是，小說寫一個普通人如何被巨大的歷史與命運力量所推使，即使難以抗拒，他還有他小小的喜樂，卑微的尊嚴，殘酷的生活給予他活下去的力量，並且得知人活着不為甚麼，不完成甚麼，我們苦苦追索，未必會得到的，生活智慧。
【Excerpt】
〈遺忘之必要，理性之必然，微笑之必須——歷史與小説的寬容〉/ 黃碧雲
……
我們經過，事物退到身後，漸遠漸小，然後我們以為我們遺忘。
我們見過在亡夫之前，傷心欲絕的寡婦，不多久有新的婚姻生活。她最好將亡夫忘掉，如果不是，她的新房子會很擠，説不定亡夫還帶來幾個亡魂，他也有過去，也有幾個沒忘記他，陰魂不散的情感餓鬼。
最可怕是我們會知道，我們其實沒有忘記。我們會在一個轉角陰暗處，一天下雨，沒有打傘，抬頭望天的一刻，或午夜收到一個口訊，醒過來，打開口訊，都是亂碼，我們無法再入睡，望着黯黃的街燈，忽然想起，一種氣味，一人的微笑，我們曾經做過的承諾，曾經聽過的指責「你是那麼自私的人，你為了自己而不惜犧牲任何人」、「你以你是誰」或所有曾經令我們發噩夢，後來慢慢淡忘的事情一我們都記得。
過去是我們最大的懲罰。我年輕時誤以為是老去。老去的可怕是，在我面前只有過去，並且愈為清晰，無法再有謊言與誤會去掩飾。
遺忘成為藥物，暫時減輕情感與意識帶來的痛苦。
……
我們總是急於書寫歷史，「歷史不會忘記」，我們説，好像我們的記憶，憤怒，哀痛，都活進歷史裏面。但我們知道並不。歷史冷酷無情，我們以為很大，「創造歷史」的事情，經過時間與當代人的死亡，如果幸運的話，有幾十字，有一篇節的記述，人們也不過是「是呀，有這樣的事情呀」的讀着。
這也是必然。我們之前發生那麼多事情，現在這一時一刻，發生那麼多事情，能夠記下的，只是很小很小的部份。
我們經過的，知道的，聽到的，因為缺乏時間與空間的距離，並不是歷史。如果我們知道的事情，成為歷史，我們很可能已經不在了。
歷史即不在。不在場，不在時。或我不在。
……
逼近人類命運的小說，讀者只被逼近，但無法親近小說。讀者不會認為，自己就是《卡拉瑪佐夫兄弟》，《賭徒》，《死屋手記》的囚犯，《生命與命運》那個軟弱無能的核物理學家斯特魯姆，甚至不會是《非關命運》的少年，不因為他們的處境獨特，而是我們不會想見到自己——如果這些角色都有我們自己——那麼軟弱醜惡，令自己難堪與羞愧的一個自己。
因此我心目中的小說是理性的，表面看來是無情的。
並不是「歷史小說」。那些以歷史人物和事件構成的小說。那不過是賦予歷史感錯覺的小說：歷史人物和事件，不足以讓小說有歷史感。
我以為歷史小說不過是荷里活電影的伎倆，讓小說——說得好聽一點，有重量感，說得明白一點，更加容易推銷售賣——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裏寫拿破崙，馬奎斯《迷宮裏的將軍》寫南美洲的「解放者」西蒙‧波利維——文學作者一樣會寫歷史小說，但托爾斯泰説《戰爭與和平》「不是小說，不是詩，更不是歷史敍述」。
荷里活電影很有效的將歷史上的個人或事件，變成有視覺效果，有戲劇衝突的娛樂。
小說不是娛樂，我們閱讀小說，有情感的騷動，有知性的啟發，有同情的愉悦，但不會忘記現實，並且因為忘記現實而得享娛樂。
相反，小說時常將我們逼向一個秘密深藏，我們很願意無視的，殘酷的現實。
對我來說，「歷史小說」缺乏現實感，因此只能娛樂，未能逼近。
我們在場的，記得的，聽見的，知道的，寫下，記下，以現實虛構故事與人物，時間終會讓我們成為過去，我們的當時亦會成為過去。
小說不是歷史。《生命與命運》不是記述史太林格勒戰役，《非關命運》也不記述納綷（粹）集中營屠殺史。我們可以從此得知，《戰爭與和平》也不記述拿破崙攻打俄羅斯的歷史。小說也從來不希望取代歷史。
當我們寫下的，成為過去，如果還有人閱讀，就成了過去的敍述。我們讀過去的作品，讀到那個時代的氣息，那些事情沒有發生，那些人物並不存在，氣息就是記憶，不是做人的因每一個人已經死去，而是時代的記憶——個人遗忘書寫記下，後人閲讀，並且記起——我們的文明，就這樣一點一點的累積，壞死又更新。
個人生命的單薄感，也令我在歷史之中尋求重量。好像人多了，就不會死，就不會飄起來。
當然我是錯的。慢慢明白，就不那麽急於寫進歷史，或呼喊「歷史不會忘記」。
明白了就可以抗拒，所謂「歷史事件」，進入小說；書寫香港，從「南京條約」簽訂講起，1925年省港大罷工，怎樣寫進小說裏？中國難民湧入香港，香港電台電視劇《香江歲月》不是拍了嗎？就是將舊報紙的大新聞，執藥一樣執入故事情節裏，成為人物遭遇。1967年香港暴動，還有當事者在世，可以做幾個訪問，當然少不了七四年廉署成立，八二年中英會談，八四年中英草簽，1997年的政權轉移了，小說可以跟着香港年報寫。年輕一點沒想到這些，這樣寫六四集會吧，這些「大是大非」的「歷史事件」，寫香港「回歸」吧，我不會說「回歸」，我會說「主權轉移」，「回歸」是大中國收回小香港，「政權轉移」是一個政治現實，不管你喜歡不喜歡——但事件不足以讓作品有歷史感。
小說寫的是人。我們讀到老女子回到史太林格勒城，看着自己毁壞的家，想到的關於人的事情。我們讀到斯特魯姆寫悔過書還是不寫悔過書，簽抗議信還是不簽抗議信，心裏的掙扎，自責，凄涼，孤寂，戰爭期間在俄羅斯，知識分子所受到的壓迫，不過一個歷史現象，過去了，會以別的形式出現——今日的俄羅斯已經並不是林太史（史太林）統治時期的俄羅斯——但個人在強權之下的恐懼與掙扎，尊嚴與羞辱，並沒有變，我們讀着完全理解——因為我們會遺忘，歷史有所選擇，非常粗疏，小說的歷史或現實背景，其實並不重要。
2004年我開始想寫一個香港監獄史的故事。當時我以為歷史事件進入小說就是歷史感，就是時代記憶。我開始做資料搜集，閱讀剪報與檔案，約見曾服刑者。大約兩年後我覺得我不想寫，因為我無法有現場感，我不是他們。
但我繼續我的探訪，我不知道為甚麽。
到現在我明白，為甚麽我當時不想寫，又或者，開始寫了以後，覺得並不理想－因為我想寫歷史，而不是解釋歷史的工具。
試了很多次，直到寫到故事可以觸動我——那個人，可以是我，我就將這個版本的故事交出去。
那個人我叫他做「周未難」。
報紙及檔案紀錄，香港監獄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七三年的赤柱監獄暴動。但最後一個版本的故事，只有幾句關於赤柱監獄暴動，因為對於阿難來說，這不是一件甚麽大事，他當時又不在。
他記得他第一次坐監在芝麻灣，他阿妹來探他。這我寫下。
我們只能回到人，這一個有感受有思想的人。
而且遠離情感。故事可以觸動我，但我並不在現場，沒有參與，我只能安靜聆聽，並且同情。
這種距離，我以為就是小説的歷史性質。它是理性的，承受遺忘而不對抗它；他記得，但他覺得他最好忘記，因為這其實都不重要，微乎其微。
我説小説是寬容的，它既反歷史，又容納它。
我希望《烈佬傳》能夠保留他在歷史上，微妙之點，既在又不在，欲言又止。小説用男人語言，直接，簡單，無華采，但小説又只能是我的：婉轉柔靜，將定不定。
……
〈或此或彼——讀黃碧雲的《烈佬傳》、《烈女圖》或個人的選擇〉/ 黃念欣
不做決定本身就是一個決定，不做選擇本身就是一種選擇。
——齊克果
《烈佬傳》的原書名是《此處，那處，彼處》，有心水清的編輯朋友問黃碧雲這是不是來自齊克果 (Søren Kierkegaard) 的《或此或彼》(Either/Or)，她也不否認。後來作者思前想後，身邊朋友如我輩推波助瀾，還是覺得當初一句戲言想出來的書名《烈佬傳》，也沒有甚麽不好。如果我們還記得1999年有《烈女圖》，可以簡單比對一下：《烈女圖》是「圖」，強調空間、寫群像、三章分為「我婆」「我母」「妳」；《烈佬傳》是「傳」，強調時間、寫黑社會周未難的一生，三章分「此處」「那處」「彼處」。《烈女圖》的用心在於「小寫的歷史」，但畢竟有個沉重的「歷史」的影兒，《烈佬傳》連那麽一點卑微的反抗也不見得重要，我們就是讀到一場又一場，不同面貌和內容的「受」。
「受」在小說裹上解入冊，坐牢，但也可以解作周未難一生選擇的態度和歷程：被動的承受，主接的接受，就如《或此或彼》裏反覆申辯探尋的：甚麽是真正的、個人選擇，而非為世所逼，他人影響或條件限制下的結果。《烈佬傳》比《烈女圖》更平淡，人物的倫理更曖昧，我們更難找出一個讀「傳」的理由，然而讀下去，我們就會發現這是一場既及普遍又及個人，體驗完整的「烈」之旅程。因為，正如沒有一個人的感情不是千瘡百孔，沒有一個人的人生，不是由一連串千瘡百孔的選擇所做成。
一、此處：尖沙咀還是灣仔？
都説《烈佬傳》在語言上洗盡鉛華，把風格壓至最低，連一般想像中，黑社會題材中暴熱的粗口横飛，幾乎也沒有。這當然可以有寫實主義上的解釋，小學二年級輟學，怕握筆寫字的黑社會、表達淺白有限亦是常情。然而，細讀會發現，周未難的聲音，非常安靜，白話與廣東口語夾雜之間，有一種訴說的克制與莊重，竟是斯文的。
……
二、那處：灣仔還是赤柱、芝麻灣，或其他？
周未難入黑社會，那個在英國唸書，記得英國玫瑰開得好大，才二十幾歲的大佬跟他說過：「小心行自己要行的路，記着所有發生的事情，有一天，你會發覺你一無所有。」他的虛無因此是飽滿的。「那處」表面上還是周未難的江湖故事，但重點在各個監房之間，赤柱、芝麻灣、域多利、荔枝角、塘福，太陽谷、大欖、馬坑，比「此處」稍稍更集中於監房內外的反思，以及與他人建立的一種倫理關係，這裹指的當然不是社團常見的兄弟手足之俗套，反而是一次一次次無味又疑點重重但最終都無人理會的退縮與背叛。讓周未難穿行於身邊各人而摸索抉擇的內容的，是他谈说的白粉糖。-森都是他整個生活的校心，工作、友義、自我定位。然而盜亦有道，癮亦有道，別人眼中的白粉友周未難有許多原則，並且在「那處」一章開首即清楚表明一種自主與自我實現的堅定……
三、彼處：夜晚還是天明？
……
《烈女圖》當年的用心是從女性角度寫出 「小寫的歷史」，打破線性時序、男性中心，一人英雄主義的「傳記」，代之以戰時女性、工廠女工、新世代知識分子的香港女子群像「圖景」，意義鮮明，亦赢得應有的肯定。然而《烈女圖》「我婆」 「我母」「你」之間的三代史模式與百年跨度，畢竟是宏大的，「小寫之可能」自有其弔詭處，因此黃碧雲稍後對《烈女圖》為弱小發聲的意義有過不少猶豫與反省。她的《沉默。暗啞。微小。》曾被作者自己戲稱為「打工仔血淚史」，我認為此書是延續《烈女圖》賦權與弱勢 (empowerment) 與小寫的重要思考，但迴響遠不如《烈女圖》。《烈佬傳》這次不但洗盡了文藝美學上的鉛華，在倫理道德方面也不輕易為讀者留下一個欣賞的立足點，但在黃碧雲的作品系譜中，緊扣的仍是她小説中的兩大命題：自由的本質、小寫的可能。一個年老的黑社會，吸毒、藏毒、運毒、戒毒，回顧一生，他可以有多少真誠與自由選擇的道德空間？而黑社會作為香港文化中的一種題材甚至文類，我亦期待《烈佬傳》可以引發一種平實的另類思考：如果黑社會是必要之惡，如果對某些人而言它是唯一的選擇，如果黑社會是一份工，一個人可以怎樣做好這份工？傷害最少的人、做最小的影響、最暗啞的角色，以及最少的抉擇？讓自己被一切通過，像過濾器一樣每天艱難地篩選的周未難，也許是一個從未被描畫出的寫照與可能。
原刊於《字花》39期 2012年9月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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