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西周王年的七個支點”立論的真相

在李學勤主持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把西周的王年的推斷，用了所謂的“西周王年的七個支點”來建構的。其實，七個支點所使用的青銅器銘文，全都是未經辨偽，而一概不論真偽古，全都信而無辨，幾成路人之智，信古而信了偽文物之下，以致於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裡的西周王年結論，全成虛擲無用之資金及人力物力，造成巨大浪費，而得出一堆廢物。以下就來詳加檢視其論之虛妄。

於〈夏商周斷代工程 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一書裡表示：＼

『夏商周斷代工程推定西周王年，有如下七個支點：
西周晚期：
(1)《吳虎鼎》與宣王十八年
(2)《晉侯蘇鐘》與厲王三十三年
西周中期：
(3)“天再旦”與懿王元年
(4)《虎簋蓋》與穆王三十年
(5)《鮮簋》與穆王三十四年
西周早期：
(6)《靜方鼎》與古本《竹書紀年》昭王之年
(7)《召誥》、《畢命》歷日與成、康之年』

以下依其說而分論辨之：

(1)《吳虎鼎》與宣王十八年

說是在1992年出土，但1997年除鏽時才發現有銘文（一如偽《何尊》也是一樣的套路，原無見銘文，後來仔細一看才現銘文）。說是因為銘文上有『唯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宮夷宮，道入右吳虎，王命膳夫豐生、司空雍毅，申剌王命，…』於是以『“夷宮”為夷王廟，可知此器作於宣王，“唯十有八年”即宣王十八年。該年十三月丁丑朔，丙戌為初十，與既生霸相合。此器與其他青銅器聯系，可作為西周晚期年代的一個重要支點。』

按，李學勤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工於1996年，發現缺少一個西周晚期年代的支點，於是有需求就有銘器來相會，1997年把一無銘的鼎，讓它被發現有了所需的年、月、月相、日四要素皆全的銘文，叫做《吳虎鼎》，正好工程就得以紅火前進了。其實，《吳虎鼎》銘文之偽，吾人已有〈辨銘小記：偽銘器《師道簋》《吳虎鼎》《龏姒觚》《大鼎》《伯大祝追鼎》〉一文證之了，就是1996年工程開工後在1997年間偽造的銘文。

此偽銘器乃吾人〈談金文裡不用之辭““日＋天干””(6)～滿滿的“日＋天干”偽銘器舉隅〉裡的“日＋天干”偽銘器之一，吾人於該文內曰：

『以日干為先祖考敬稱的是殷商王及貴族的用法，如“祖＋天干”“父＋天干”“母＋天干”甚至“兄＋天干”也或有“妣＋天干”，”天干”指的是先祖妣父母兄等的祭日，所以這些”天干”其實相當於周人講的祖妣考等的亡後的敬稱，所以殷商甲骨文或殷商青銅器上的講“祖甲”其實即相當於周金文裡講的亡祖的敬稱，必無再疊床架屋再於“祖甲”前加上了什麼“文祖”之類，也不會有在“父乙”前加上什麼“文考”之類的疊床架屋敬辭。

而且所謂殷商人講的亡父的敬稱如”父乙”者，“乙”就是日名，哪需再疊床架屋再講什麼“父日乙”及“日乙”之類，“日乙”的“日”不就是指係“乙”的日名嘛，“日”就是贅字，還有必要講嗎？所以像“日＋天干”裡的“日”完全不是殷商用字，怎麼分析，都是後人捏造的亡親的敬稱。所以由此可知，這種“日＋天干”根本無法做為亡親的敬稱而存在，不論從殷商人的用法或分析字義，都無法成立。而後續偽銘文寫手只知照抄前人偽銘文裡其自己發明的錯誤敬稱“日＋天干”而連思辨的能力都缺乏，故一作偽，即被破獲，只能怪自己了。』

且《吳虎鼎》內文“剌王”的“剌”並無“厲”義，乃“烈”義，李學勤為排入宣王器，而自釋者。吾人於辨偽文內指出：

『…“庚孟”一如吾人於前《師道簋》時所說，以“日名＋公（伯、仲、叔、季）”並不是西周的對亡父祖的敬稱格式，因抄襲偽銘文裡的自創敬稱所致，凡使用此種敬稱的銘器經統計無一不偽。故此一偽銘文寫手也因為去抄了實無其敬稱的“日名＋公（伯、仲、叔、季）”格式的“庚＋孟（長子妾所生曰孟，長子妻所生曰伯）”

 …而且此銘文裡的“申刺王令”係引起後來2003年出現偽逨器群的原因之一，以杜悠悠之口。其原因乃有研究者不認為李學勤等以“剌王”即周厲王，而反對把此器當作宣王器，主張應把此器作為厲王器，而且此時期又有研究者張聞玉依其對青銅器型制及銘文等的考索，力主西周王的排序不是《史記》的『共王——懿王——孝王——夷王』排序，而是『共王——孝王——懿王——夷王』的排序，於是2003年藉由陝西眉縣楊家村的偽銘器《逨盤》《四十二年逨鼎》《四十三年逨鼎》等偽銘文裡寫出『共王——懿王——孝王——夷王』的排序，來用偽造出來的地下出土物的“第三種證據”，以敲定西周王排序《史記》正確，並在偽銘文裡也故意出現“刺王”來等於厲王，以杜眾口，而用假造的偽銘文當依據定出了西周王排序及西周斷代史。此吾人早已於2020年就揭其偽情於〈談陝西偽造青銅器銘文精品之傳統〉〈從陝西出土的〈逨鐘〉到偽青銅器〈逨盤〉等偽青銅器〉〈從〈逨鐘〉“ [豊攵] [豊攵] [㲋泉] [㲋泉])”看〈逨盤〉、四十二年及四十三年逨鼎〉各文。』故此本無銘之器施加的銘文既偽，則所謂第一個靠偽銘器《吳虎鼎》裡偽文字的宣王十八年的支點就垮了。

(2)《晉侯蘇鐘》與厲王三十三年

有關所謂在1992~1994年間在天馬曲村的北趙發掘的晉國大夫墓被李伯謙主持，偽造了所有的偽銘器以便鍍成西周的晉國的國君晉侯墓地之偽事，吾人已有〈1992~1994天馬曲村晉國“貴族”墓前五次發掘及其全係偽銘器綜論—————剖析山西曲沃北趙無西周“晉侯”墓〉全面揭其作偽手法，而初乃2000年俄籍漢學家劉克甫於《古今論衡》發表〈北趙晉國墓地性質問題管見〉內認為北趙墓地乃『當為西周中期至晚期晉國大夫一級貴族靜謚之地』，而非那些研究者認為的『北趙墓地即晉侯墓地』〉已揭其偽於初了。而《晉侯蘇編鐘》即出土於把晉大夫墓魔改成的M8晉侯蘇墓內出土的16件偽銘編鐘。

吾人於〈談《晉侯穌鐘》的偽銘文〉及〈談西周並無刻銘～～四件刻銘器《單伯昊生鐘》《晉侯蘇鐘》《成鐘》《楚季寶鐘》全係偽銘〉二文皆證之了。約謂：

『（一）晉侯穌根本活不到“周“王卅又三年”：

而這套編鐘銘文所記的故事，講周天子三十三年，周王親征東國、南國。晉侯穌奉命征討夙夷勝利後，周王召見晉侯穌，並賞賜之。

此編鐘上的主人是晉侯穌，他在周宣王16年去世，厲王在位時他又還沒有即位。因為據《史記•晉世家》『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索隱》說『《系本》及譙周皆作『蘇』。』也就是，這個《史記》上面記載他的名字叫“藉”，但後世的《世本》及譙周說他的名是叫做『蘇』。於是依史馬遷所見周史料，這個獻侯穌是即位於周宣王即位後五年，而晉獻侯當了十一年，也就是周宣王的十六年間就死了，周宣王“卅十又三”年，晉獻侯穌根本活到不了有這麼一個周宣王的這一年。

（二）此編鐘的銘文是後人鑿出來的痕跡：

 而且《晉侯穌鐘》銘文都是用工具鑿出來的字，和一般青銅器上的字都是鑄造出來的不同，而且考古專家認為在西周晚期為止還沒有可以在堅硬青銅器上鑿割的工具出現，當時古物店老闆都認為可能有假而未推銷，但馬承源看到認為為真之下而透過港商協助購回。而後來果然1992年10月又出土另二校樂鐘，其上銘文可以接的起來，以示於果然造偽者的先見，以偽可以證偽。所以，除非世上能真正有首次見到西周的青銅器有真銘文是用工具鑿出來的。

 （三）造偽銘文上漏刻了“次年”或“卅又四年”：

偽銘文裡的幾個日子的干支如下：

『隹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續往東。三月方死霸……六月初吉戊寅……丁亥……庚寅……』

按，在此銘文上的日期，出了差錯。“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續往東。』這段話兩個“二月”，如果同一年，則前一個“癸卯”是到不了的同月的“壬寅”的，除非一如有研究者算了一下：

“取宣王三十三年、三十四年皆建子。三十三年正月丁未朔（44），戊午（55）十二日，合既生霸；二月丁丑朔（14），癸卯（40）二十七，合既望。三十四年三月辛丑朔（38），壬寅（39）初二，合二月既死霸；六月庚午朔（7），初吉戊寅（15）初九、丁亥（24）十八日、庚寅（27）二十一。”

即可以知道，當時負責寫偽銘文的學者，心中打算用周宣王三十三年的“二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到三十四年的“二月既死霸壬寅，王續往東”，那麼在日期的干支上完全可以符合，只是寫手刻鑿時，漏了年份以致失誤。

因此吾人依線索斷案，可以得出一個犯案的歷程：1992年有考古人員於曲沃縣北趙村晉侯墓地8號墓內發現了十六件編鐘，因為編鐘當時無銘，所以決定取出找專人在此套編鐘上刻上偽銘文以示有成就，其參與作偽文物的專家就從史料及月相等研究後決定以宣王卅又三年及三十四年編故事，刻寫於編鐘之上，其中二具復置回墓裡，以此二具證另十四具之真，另十四件偷運到香港古玩市場出售，後被馬承源知道，於是乃弄回了上博。另二具樂鐘則出土以證此《晉侯穌鐘》偽銘文之真。至於寫銘文時，想好要置於周宣王卅又三年並跨至次年征伐開始，不料刻寫偽銘文時不慎，於第二個“二月”前漏寫 “卅又四年”，以致於面市後使研究者迷惑。

而且《晉侯穌鐘》銘文都是用工具鑿出來的字，和一般青銅器上的字都是鑄造出來的不同，而且考古專家認為在西周晚期為止還沒有可以在堅硬青銅器上鑿割的工具出現，當時古物店老闆都認為可能有假而未推銷，但馬承源看到認為為真之下而透過港商協助購回。而後來果然1992年10月又出土另二校樂鐘，其上銘文可以接的起來，以示於果然造偽者的先見，以偽可以證偽。

如上之證，知偽銘作者，惟一的失誤是沒去讀好《史記》，把故事訂在周宣王三十三年，這個晉侯穌早已死去的年份讓他去依周宣王之命令進攻夙夷取得勝利，被周宣王獎勵。而在寫好偽銘文的文稿再加工成銘文之時，沒有用上什麼較正規的刻寫方式，而急就章以工具鑿出銘文字來，一看就假味十足，連古玩店老板都看得出來。而且鑿字時還漏鑿了宣王三十四年的銘文字，以致於成了謎團，有研究者改干支，有學者弄成在厲王年代（如李學勤既改干支，又改成厲王年代，擺進《夏商周斷代工程》內當證據。）當然整個故事都是編的，沒有真實性可言。最後的結論：《晉侯穌鐘》銘文是今人所偽造的。』

而李學勤改偽銘裡的“癸卯”為“辛卯”，以此偽銘裡講“三十三年”屬之厲王。但因為此銘文根本就是1992年當日的考古人員偽造的，所以此第二個支點厲王三十三年又是扯淡了。

(3)“天再旦”與懿王元年
按古本《竹書紀年》有『懿王元年，天再旦於鄭。』此支點之設與偽銘器無關。

(4)《虎簋蓋》與穆王三十年

1996陝西商洛市丹鳯鄉西河卿山溝村現身的“夙夕偽器”《虎簋蓋》也是一件陝西的偽銘器。因為，千不該萬不該，用了宋人始錯用的辭組“夙夕”（『…夙夕享于宗』）而洩原來是1996年陝西考古人員偽造的偽銘文，只此一證，《虎簋蓋》即確屬陝西考古人員於1996年李學勤主持“夏商周斷代工程”當年出現的偽銘器，時間極其湊巧，看來有偽銘文相助之下，果然“夏商周斷工程”可信度不就大打折扣了。就因《虎簋蓋》造辭非用“夙夜”“朝夕”的西周至北宋以前的中國人使用的辭組。在宋代以前，只有“夙夜”“朝夕”的用法，此其實才是合理的組辭法，“夙”指白天，“夜”指夜晚，“夙夜”指白天加上夜晚，指一整天。而“朝”指日出，“夕”指日落，而“朝夕”指從日出到日落。若把“夙夕”組成辭，則指整個白天含日落，不就是“夙”而已了。故《虎簋蓋》偽銘文的作者因不學而用了宋朝以來對詞組的濫用而創出“夙夕”以喻努力奉公，不就笑談扯淡了。而此《虎簋蓋》偽銘文不究詞義，只知抄宋代金石書裡的偽銘文裡的“夙夕”，不就立現其偽，而尚有像是《毛公鼎》《大盂鼎》也都是抄了宋代金石書裡偽銘文裡的“夙夕”而立現《毛公鼎》《大盂鼎》乃清儒偽造的銘文。

像《毛公鼎》當乃是清代金石家徐同柏所偽寫銘文，吾人於〈『惠』東周天子『一人』的虢公——揭秘《毛公鼎》〉一文裡已諷《毛公鼎》應改名《徐公鼎》，乃徐同柏的手筆，至於其偽情之被發現，其實已揭於該文及〈發見《毛公鼎》失落的拼圖———詩經《秦風‧小戎》〉一文內。

其餘的偽情一如
(1)偽銘文裡用了談金文裡不用之辭“汝毋敢不善于乃政”而多一偽狀，此吾人〈談金文裡不用之辭(1)：“敢不善”偽器群(師[臼言+犬]簋,卯簋蓋,諫簋,善夫山鼎,虎簋蓋〉又揭其另一偽情。

(2)而且，末尾又用了“文考日庚”，又是吾人於〈談金文裡不用之辭““日＋天干””(6)～滿滿的“日＋天干”偽銘器舉隅〉一文裡所舉例的“日＋天干”偽銘器之一，於是更添另一偽情了。

(3)而且還是“新宮偽器群”之一，因為偽銘文裡又抄了前儒偽造的周王室有“新宮”偽稱的偽銘文，此吾人論之於〈“新宮”偽器+1：“夙夕偽器”《虎簋蓋》，兼談偽銘的“套語”〉一文了。“夙夕偽器”《虎簋蓋》銘文把周天子進行冊命的地點抄了以往內的首創“周新宮”的清代中葉的偽銘器《師湯父鼎》，（見於吾人辨偽之〈[金文揭秘(10)]“新宮、般宮、射廬偽銘器群”～～《師遽簋蓋》《師湯父鼎》《匡卣》《七年趞曹鼎》《利鼎》及《十五年趞曹鼎》〉一文，此“周新宮”乃此偽銘器的寫作者的清代金石學者所首創的此三字，不是西周天子真有此宮。

(4)而且又用了無其實的“五邑”偽事，此吾人於〈 疑“井伯”“五邑”偽器群始偽於後人～“井伯”偽銘器:豆閉簋等七器,“五邑”偽銘器:元年師兌簋,柞鐘等四器〉內再辨此銘之偽：
『在銘文裡有“五邑”之名，釋者或認為乃指五個在渭水平原的都邑，馬承源釋以《左傳‧哀公二十七年》『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杜注：『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所以認為『五邑可能是官位尊貴對次的名稱』。吾人認為是也。或是祝官的層級之一。因為，此“五邑”到春秋時代尚有此稱。但清代以來的作偽銘者就不一定了解到，於是把“五邑”當成是五個邑，想出各種屬五個邑的職稱(五邑走馬, 五邑佃人, 五邑走馬御人)或範圍(東鄙五邑)。其後到了民初以來，內有“五邑”字眼的銘文紛出，但也全部都是偽銘文，共計有以下四銘器：(1)《元年師兌簋》（民初）『五邑走馬』;(2)《柞鐘》『五邑佃人』(1960年陝西扶風齊家村)；(3)《殷簋》(1984年陝西耀縣)的『東鄙五邑』；(4)《虎簋蓋》(1996年陝西丹鳳西河鄉)的『五邑走馬御人』。

如此看來，《虎簋蓋》的偽情真是罄竹難書，而所謂“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另一支點 1996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出發的當年新造出來的《虎簋蓋》偽銘文裡的人造的曆日說會與穆王三十年相合，又顯是癡人說夢了。

(5)《鮮簋》與穆王三十四年

《鮮簋》（《集成》10166）銘文係清末或民國初年所偽作的。（按，另海外也流傳一件《鮮盤》，銘文與《鮮簋》全同，李學勤曾在美國見過）。“夏商周斷代工程”拿其偽造的假年、月、月相、日四要素說是合於穆王元年，無乃說夢。

因其銘文首乃“唯王卅又四祀”，乃“王年月偽器”之一。吾人於〈“唯王月偽器”銘文的誕生〉一文裡曾析之曰：

『而宋代當日的宋儒，把《春秋》裡春秋時代的“春王正月”的想法熟悉於心，這種士大夫的心態，從寫《考古圖》的呂大臨就在此金石書裡就有講道：
『按，唯王十有四月，古器多有是文。或云，十有三，或云十有九月，疑嗣王居憂，雖踰年未改元，故以月數也。』

這是他對於書裡所收在臨江劉氏處的《公戚鼎》（商雒鼎）的銘文『唯十又四月既死霸在下都[邑隹]公戚作尊鼎，用追享考于皇祖考用乞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的後注裡所講，此鼎之銘文，明明就不是寫成『唯王十又四月』，而只有『唯十又四月』，但呂大臨却把“唯十又四月”講成是“唯王十有四月”，推其所以如此，完全是在心裡橫一“唯王年月”的理所當然的想法於心，即如明明銘文沒有寫“王”字，却恍如就在眼前，憑空出現一個“王”字。如此一來，即知當日的宋儒都是“唯王”在心，這些通於金石學的宋儒寫起偽銘文來，此所以“唯王年月”就一揮而就，也就是，為何凡後世偽造的青銅器銘文，其假第一個會被發現的就是寫出了“唯王年月”，是因為造偽的不論是宋儒或其後的儒者，都是讀四書五經的，對於春秋時代孔子所作的《春秋》裡的“春王正月”是通透成了呼吸，此所以下筆寫偽銘，馬上來上一句開場白“唯王五年”“唯王五月”之屬，也就是吾人辨銘文真偽的第一關。那些西周在周天子大一統之下的年月裡，沒有“唯王年月”可言，故成為可以辨出後世的偽銘來的第一層濾偽器了。』

而吾人於另一〈談青銅器裡的“王年月偽器”〉一文裡亦析之：

『西周是大一統的封建天下，所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周天子是天下的共主，天無二君，所以，沒有什麼其他的王可代表天子，因此，就不必強調“王”了。到了東周的春秋時代，周天子勢衰，於是天下諸侯紛紛兼併攻戰，不把“王”（周天子）擺在心上了，所以孔子著《春秋》，於開宗明義的“隱公元年”，就寫下了“王正月”，表明了尊周王為共主，所以在月份的開頭就用了“王”字，釋《春秋》的公羊一派，於是針對孔子在月份上加上了“王”，指出了：『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也就是，崇尚西周的周天子大一統之下的社會秩序的維持。在西周，同樣的，周天子是共主，天下只有他一人是“王”，各諸侯全都是王的親戚或受派的諸侯，每一任的諸侯繼任都要得到周天子的任可。此時的青銅器上的銘文上的日期，根本沒有什麼需要在年月前加上”王”字，來強調是周天子在統治，因為，一直規矩都沒有改變，所以西周的青銅器上的銘文，日期上除了西周初年有著商朝青銅器上的銘文之末加上”唯王五祀”表示是今王五年時所鑄時有“王”之稱，餘都不會有任何在“年”或“月”前加上“王”字。

但是，後世的青銅器銘文上有見到像是“唯王五年”“唯王五月”之類的曆日寫法，因為是後世假造銘文之起，把《春秋》裡“春王正月”根深蒂固在腦上，同時看到了東周春秋戰國時有這種寫法，於是不明就理之下就抄用了。而後金石之書錄了進去，後世偽銘書手又參考之下再造偽銘，於是一代傳一代，到了現在。

而在春秋戰國時代有少數的銘文裡會有出現像“唯王五年”“唯王五月”之類的用法，是那些在尊王的諸侯個人的用法，但屈指可數，有的還明指用其自己的曆日，如《鄀公敄人鐘》（《集成》59）裡用上了“唯鄀正二月”，指的是採用鄀國的曆法的二月。故，今日所見青銅器銘文裡，屬於西周時期的銘文裡，若有使用到“王”而形成如“唯王五年”“唯王五月”之類的，可以立刻確定即是後人所假造的偽銘文。』

而此《鮮簋》就是一件今人偽造的“王年月偽器”。而“夏商周斷代工程”拿偽銘器《鮮簋》來說成是穆王三十四年的另一支點，無乃笑談歟！

吾人於〈“唯王月偽器”銘文的誕生〉一文裡又曰：

『其銘文很特別的，是鑄在於簋內底。其實，把銘文鑄在外底是最易鑄偽銘文之處，而內底則次之。因為器底不論內外，都是比較平坦之面，加工偽銘文較不費事，不像正常的鼎銘，都是以鑄於器身內或外為主，因往往器有曲度，就不太容易偽造偽銘文於其上。作偽銘文者取快之捷徑，往往把偽銘文刻寫於器的內外底部。而《鮮簋》就是在簋內底鑄有44字銘文：……此《鮮簋》銘文之偽，就在於其內大祭祀禘先王昭王之日期：“戊午”了。按，周人有所謂“剛日”及“柔日”的禮法。於是有“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禮記．曲禮上》）的制度，而所謂的祭祀，必於“柔日”，而“柔日”，則是天干是乙、丁、己、辛、癸之日。即便到了東周春秋時代，仍是守成而不變，如《左傳》所記，祭先王的日子，是如下的“乙酉”“ 癸酉”“ 辛卯”“ 丁卯”，都是“柔日”：

 《左傳．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傳．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禘。』

《左傳．定公八年》『辛卯，禘于僖公。』

《左傳．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

但吾人一看《鮮簋》銘文，那祭祀昭王的大祭的“禘”祭，竟然時間是在不祥之日的“戊午”，於是一言已決，這篇《鮮簋》銘文是不曉先秦周制的書手信筆寫就的干支日期，這在先秦尤其禮法森嚴的西周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國之大事，在祭與戎”（ 《左傳•成公十三年》），祭祀在周天子是大事，竟還有種擇日上的出錯？』而“夏商周斷代工程”拿偽銘器《鮮簋》裡的偽曆日去與穆王三十四年相合，可信度為零。

(6)《靜方鼎》與古本《竹書紀年》昭王之年

又是在李學勤掌“夏商周斷代工程”開工的1996年 ，因缺少一個支點之下，於是在1996年當年就出現了《靜方鼎》，上有銘文講了年、月、月相、日四要素的『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暨靜省南國相，設居。八月初吉庚申至，告於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用來證明其銘文裡“十月甲子”在昭王十八年，而“八月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在昭王十九年。但此實偽銘器，2017年的王恩田《靜方鼎銘文辨偽》，證實此鼎依其形制乃係使用一具商末的方鼎，偽刻上自創的周昭王伐楚故事的銘文。吾人亦有〈小談青銅器《靜方鼎》的偽銘文〉一文綜合王恩田之說而綜論之曰：

『甚至王恩田所舉其八大作偽內容的敗筆中的其中之一是不曉周人不在甲子日舉事出兵，結果還寫“唯十月甲子”，王恩田指出：『周王在“甲子”日發佈師中與靜征伐楚國的命令，違背禮制規定。』

而且內中的日期都亂七八糟，如王恩田指出：『靜方鼎說“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眔靜省南國”，與新出［韋＋攵］甗“十又一月，王命南宮伐虎方之年，正月既死霸庚申在宗周”不合。靜方鼎“八月初吉庚申至杏（告）于成周”，與不栺方鼎“八月既望戊辰在上侯?”（《集成》2735～36）不合。與誨鼎“八月在皕［上宀下立］”（《集成》2615）也不合。』

還有，如《靜方鼎》偽銘文寫手不知“采”字為何用而用錯。而且《竹書紀年》昭王南征不跨年，但此《靜方鼎》偽銘文卻把征伐跨年了。又如靜方鼎周王卻命令師中和靜審察、視察設立的帳篷。與《中甗》的意思相左；又如《靜方鼎》不僅給“安陸六器”器主“中”加上“師”的頭銜，而且還加上了器主“靜”。

不過，《夏商周斷代工程》研究中，研究者對於周朝此一禮制無人知曉，對於日期的不合其他青銅器銘文亦無人知曉，而且此鼎用商人無字方鼎上添偽銘文，竟也無人知道分辨之下，用上了其上的假干支來推算周朝曆譜，把銘文裡有幾個，如“唯十月甲子……八月初吉庚申……月既望丁丑”等幾個和其他青銅器銘文有出入的假干支聯繫起來，以為合於周昭王十八年到十九年的曆譜，這樣就推算出來昭王元年是西元前995年。因而研究中把青銅器《靜方鼎》假銘文當做推算西周王年的七個支點之一。…』

於是很明顯的，1996年配合“夏商周斷代工程”立西周王年的支點需要之下，當年就有好康來相報，出現了立西周王年支點所需要的《吳虎鼎》(1996~1997)、《虎簋蓋》、《靜方鼎》來幫忙立起三個西周王年支點，以免拼湊西周王年拼不下去。但都用上以往或新配合而出現的偽銘器上的偽造的年、月、月相、日四要素，能有什麼成果？

(7)《召誥》、《畢命》歷日與成、康之年
按，此《召誥》、古文《畢命》都是史實。無偽徵，其推斷對錯不在此論之，因非本文文旨所在。

結語：
如此看來，“夏商周斷代工程”裡“西周王年的七個支點”：

(1)《吳虎鼎》與宣王十八年，用了偽銘器，四要素全是假的，故此支點轟然倒下。
(2)《晉侯蘇鐘》與厲王三十三年，用了偽銘器，四要素全是假的，故此支點轟然倒下。
(3)“天再旦”與懿王元年
(4)《虎簋蓋》與穆王三十年，用了偽銘器，四要素全是假的，故此支點轟然倒下。
(5)《鮮簋》與穆王三十四年，用了偽銘器，四要素全是假的，故此支點轟然倒下。
(6)《靜方鼎》與古本《竹書紀年》昭王之年，用了偽銘器，四要素全是假的，故此支點轟然倒下。
(7)《召誥》、《畢命》歷日與成、康之年

而西周王年的推定，其實依真實史料，只有(3)“天再旦”與懿王元年及(7)《召誥》、《畢命》歷日與成、康之年裡的史料可據。其實，西周王年是排不出來的，因為，所有拿來使用的銘器，其實絕大多數皆偽，剩下的則是無法證明為真，但也無足夠證據咬定必偽，而無一確真的銘器可據。像2022年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報告》裡，對於西周王年推算所用到的五十一件曆日俱全的銘器裡，偽銘器已被吾人所證者四十多件，故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報告》裡的西周此些章節的內容惜都一無可觀。（2026,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