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走向極端   一

                  

有沒有一種感覺，現代人比起前幾代的人更為偏激、更為極端，剛好在市立圖書館看到這一本書，書名是：我們為何走向極端?覺得蠻有可讀性，就借了這一本書回家閱讀。

         

本書作者傑榮-布斯，出身英國牛津大學的經濟學博士，他在COVID封控期間寫了這本書，傳統英國老學究式的古典寫法，將這本書寫的的非常學術化，引用一大堆哲學、思想及社會學的觀念、用語及一些歷史人物所說的話，從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到近代的邱吉爾、存在主義、現代主義及後現代主義，閱讀這本書覺得好累，全書近400頁我想看得下去的人應該不多，我試著用我的方式說說對於這本書的心得。

        

插個話頭，利用現代AI搜尋的功能，讓我們可以迅速查閱想要的資訊，讀完這些查詢後，我得到幾項結論：

         

存在主義：強調人需承認及面對現有的物質世界，並努力進行改變。我開玩笑說：存在主義的特色就是「凡存在的都是合理」。

      

現代主義：指的是二次大戰前的盛行的一種思考模型，認為人可以是完全理性，世界是有一定的秩序，經過人的努力可以創造各種完善的制度或模型。

        

後現代主義：指的是二次大戰後，對現代主義產生的反思，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是破碎且混亂無章，努力想改變這種現況是不可能的。代表的東西就是：普普藝術、頹廢思想、嬉皮文化、麻醉品的濫用及通俗文化。高中時在中山北路上看見一家店的看版寫著「普普藝術」我那是不知道這是什麼藝術。

         

         

一、人可以真正的理性嗎?

            

孟子有一句話：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就是認為人本身不僅存有不理性的因素，更存有獸性，而且人獸的差別其實並不大。相對地，西方從希臘三哲人時代就開始追尋「完全的理性」，理性要求來自於人類的道德責任，但事實上任何一個人很難維持真正的理性。

        

許多我們自以為理性的思考或決定，後來發現事實上不符原來所認為的那麼理性，在人類聚居演化過程中，從早期的漁獵採集或是農耕時代開始，個人習慣於遵從部落團體或長輩親屬的決定，這是有利於演化的生存策略，通常維持表面與和諧的團結會比採取正確的行動更重要。

         

人類的天生就是試圖理解現實的社會環境、世界甚至宇宙，我們的理智可以創造出這種「暫時性理解」，但是要保持真正絕對的理性卻是很困難。越是聰明，學歷越高，越有學問的人，越是懂得自欺欺人，使其相信表象的理性，因此菁英群體反而最有可能落入團體迷思的非理性陷阱中，這與我們通常的理解正好相反。

         

對個人而言，所謂的「理性」受到各種外在因素的影響，例如出生環境、家庭成員、學校教學及各種社會環境，所謂真正完全的「理性」事實上並不存在。

         

我們追求理性的努力，常常不敵強烈的心理情緒，特別是恐懼或是焦慮的情緒，只要有一個接近面臨末日的巨大恐懼，經常可以佔據我們所有心思，也所以幫助我們效率地集中關注，進而形成簡單的共識。

      

群體信念與道德體系固然可以幫助我們面對恐懼，但他們也會將我們與現實隔離，造成大規模的團體迷思。因為一旦群體或是道德受到威脅，理性就會短路，而團體的防衛機制隨即開啟。

        

比起強制推行理性的主張，容易造成群眾的抗拒，進而引發群眾的不理性反應，從個人的利益面來看，「從眾」或許可以促成我們想要的結果，整體上也比較和諧。相反地，聲張正義的人，勢必需要對他人行使權利，會導致不必要的衝突、苦難和折磨。

          

因為社會變遷如今充斥著各種資訊、新聞，我們傾向受外界的影響，而且更在乎他人的觀感及意見，不同的道德基礎在彼此碰撞時，往往造成雙方的不解與衝突。堅持自己所堅信的理念，對抗各方面來的反對意見，必需有堅強的心性建設。

       

因為「恐懼」與「焦慮」會主宰人類的行為，再加上道德觀念的分岐，導致人們偏向以不理性的方式回應不確定性，尤其是一味絕對信任預防動機，導致犧牲原本可以較為週全的風險評估。

        

當我們面臨不確定性時，也會躲回自己的世界，選擇善待自己，而不是將挑戰視為成長或是有益健康的機會。

        

         

二、和睦共處

          

現在各國都有採用「技術官僚決策」的政治趨勢(就是所謂的專家治國，當然也有例外反智的情況)，技術官僚固然有其專業性，但也可能因為民眾減少對他們問責的精神，進而導致政策僵硬化，決策過程未能受到「相當挑戰」或「考量其他的替代方案」下，進而造成決策正當性不足，反而傷害民主體制。

      

如果想要人群和睦共處，社會上必須減輕彼此間的恐懼感，國家必須在道德上採中立路線，鼓勵人際間的信任與合作，國家不應增加民眾更多的恐懼情緒，可惜政客們常常反向操作，利用恐懼情緒操控民眾的思考及選擇。

        

選擇政治領導者對全體國民而言，是一場大賭注，相對之下，監督要求掌權者負起責任更為重要，無法落實問責就不是真正民主的結果，民主制度可能逝去，改而走上專制的道路。民主變為專制、人性變為獸性，常常只需一瞬間，政治領導者利用恐懼迫使人民遵守政策，可能短期內有效，但極可能會摧毀社會資本，扼殺人民合作和參與政治的可能，例如美國的左右派越來越無法溝通，各自走向極端。

     

現在的問題，常常是沒有人會顧全大局，凡事以自己的利益為主要考量，而且沒有人提出相反的質問，也沒有人督促當選者負起其國家政策的責任，於是我們面臨著菁英泡泡的危險，這些菁英團體會產生大規模的團體迷思。

        

三、社群媒體

       

科技及通訊技術改變我們的思考模式與行為方式，從早期的電話、電報及電視，到現在電子信箱、網際網路及各種社群團體，無時不對人類文化產生影響。新的通訊科技會帶來強勁的顛覆力量，改變我們原有的溝通方式、人際網絡關係、道德觀及社會運動的方式。理論上如此先進的通訊科技，會讓知識傳播及人際溝通更為便利，人人都可以得到更全面性的資訊，做出理性的選擇，但目前事實上顯非如此。

     

社群媒體導致一個特性，就我們必須對相關訊息快速反應，讓人減少了深思的機會與包容的能力，孩童如果只能在網路上與其他人互動，導致兒童的焦慮、憂鬱和自殺傾向加劇，特別是在女孩子身上。隨著社群網路交流的增加，我們對其他的人際關係重視程度劇減，我們跟在地社群的互動越來越少，逐漸與網路上固定的對象或團體進行接觸，身在其中更容易陷入團體迷思。

       

團體迷思現象不僅逐漸增加，當防衛機制啟動後，其規模變得更大、更難突破，謊言越大越需要欠缺包容心的人去維持，人數越多的團體更容易造成這樣的現象，靠著災害及恐懼將群體綁在框架中，易使團體成員的觀點趨向一致。人如果停止網路社交圈其他成員互動後，孤獨感就會油然而生(這種情形或許可以稱為「網路上癮」，一天不上網就全身不對勁，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開手機，看沒有新的留言或新聞)。

      

孩童和年輕人更容易展現對各種團體迷思的屈從，例如氣候變遷是危言聳聽的極端言論，以及各種政治正確的言論，反方證據一概遭到駁回，甚至不願意聽聞或瞭解。當個體和團體間的辯證空間受到壓縮，勢必難以將尚未達成共識的想法付諸討論，這損害了理性認知的發展。

       

如果網路上發言的內容超越了老生常談的範疇，常會引發不同意見的「激烈溝通」及各種酸民的譏諷，勢必對提出發言者帶來風險，要在公開場面堅持個人理性與良知的原則，幾乎是不可能，而且別人也聽不進去。在團體迷思的籠罩下，從私人企業的決定到政府的政策，這些決定、政策可能發生的嚴重後果，無法受到週全審視考量。

        

在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下，科技巨頭們堅稱他們有權收集、擁有及販賣用戶的個人行為資料，這種行為除了未付費外，也未明確徵得當事人的同意，高精密度的演算法不僅影響使用者，也在形塑了使用者的行為，以回應企業商業動機想要的結果，同樣的，這種手法也會被政治人物利用。

         

網路科技下科技巨頭也掌握了新聞內容的主導權，讓他們可以決定受眾接受到的科技巨頭想要受眾接受的訊息及內容。這會使我們更傾向從眾，行為趨向一致(這有點像洗腦)，而且會跟理性下預期的結果相反。

       

有沒有試過閱看臉書或TY影片?在觀看之後會出現一連串的推薦，都是相同觀點的各種論述及影片，這對人際關係越來越少的人們，可能會產生傷害性結果，想想一個本來就有憂鬱傾向的人，在看了臉書、YT影片等一堆同樣的憂鬱內容，是不是更容易加劇其憂鬱的程度?特別是臉書上頭有不少詐騙廣告或是不實言論，閱請臉書對其內容絕對不要輕信。我曾偶爾在臉書上打開一則訃聞貼文看了一下，結果是接著幾周，臉書給我一堆訃聞貼文，應該大家都有相同的經驗。

      

掌握社群軟體的巨頭們原本的出發點，利用演算法統計使用者個人觀注的焦點，找出每個使用者偏好的各種消息、歌曲或影片，然後再予以使用者客製化的節目建議。營運者會這麼好心嗎?不然，這是巨頭們重要的商業手段，演算法可以統計出個別受眾的偏好，並在使用者觀閱時，投入其偏好的商業廣告。有一項統計，一般方式的商業廣告的購買率約2%，但是這種投放給使用者有差別性的廣告，其購買率最高可達6%，差了3倍，這時廣告收入將是營運者主要的收入來源。

      

有一則外國新聞，一個父親因為看到15的女兒不斷收到各種懷孕商品的廣告，認為她女兒懷孕是不可能的事，於是向這間公司發出公開的抱怨，沒想到後來才發現，他的女兒真的懷孕了，演算法可怕吧!

        

我們想想使用臉書、line、X，使用者通常不需付費，網路上各種節目向使用者收費的成效，向來不太理想，雖然業者說這是一個需要開發的龐大商業市場，但實際上目前除了「色情影片」外，很難可以單從使用者方獲利。所以營運者使用了逆向收費方式，向使用者的上游收費，方式就是廣告效益。

    

而且試圖利用社群媒體得利者，不止商業使用，包括國家的資訊作戰或是政治上的宣傳，利用演算法統計投放給使用者的節目及建議，也能讓使用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舉個例子，美國有些州正開始州長及民代的選舉，通常在光譜兩極端的民眾，不太會改變他們原來立場，但是這種極端的選民不多，光利用這些極端選民，在單一選區的選舉中不容易取得勝利，因為人數最多而且具有可變異性的選民，就是所謂的「中間選民」(或是稱為搖擺選民)。

       

政客們如果可以利用盛行的社群媒體，投放中間選民偏好己方立場的廣告、節目或新聞，在重複觀看洗腦下，這些中間選民投票時改變候選人偏好的可能性極高，這是政治人物操控民意、選舉的重要方式。

        

前幾天的新聞，國外有對臉書、X之類的社群媒體提出訴訟，因為其演算法讓孩子變得更偏激、更憂鬱，進而造成傷害他人或是自殺的行為，訴訟一審結果是判被告的社群媒體業者敗訴。然而在重大的商業利益下，個案性敗訴並不會改業社群媒體的商業行為，目前已有幾個國家試圖透過立法，限制使用社群媒體的年紀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