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淵國中 畢業典禮 1140717
先講一段建成國中的故事
日本時代學童就學原則上是採日臺分離制度,通常臺灣學童進公學校就讀,日本人學童則是進小學校就讀,當然也有臺灣家長因為有特別社經關係,讓孩子進小學校就讀的例子,不過這種「雞立鶴群」會不會被排斥?就不知道了。當時日本臺灣總督府在臺北市共設有8所的「小學校」,供臺北市日本孩童就讀,其中一所就是建成小學校。
1919年3月31日臺北廳臺北詔安尋常小學校成立,校舍位於大加蚋堡大稻埕(後來地名改為臺北市建成町四町目),1922年4月1日改稱臺北市建成尋常小學校。專門為臺北城內及大稻埕一帶的日本籍學童所設,其建築與校園規模均比一般公學校大,最高合計約有400名學童,區分9個學級。至於後來的建成國中是另外一則事。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居住於臺灣的數十萬日籍人士及其家眷返回日本,因為沒有了日本學生,這間建成小學校就形同廢校,當時臺灣財政困難,這間在臺北市建築看起來還算不錯的「日本建成小學校」,就被臺北市政府挪為市政府辦公室,民國63年我驚訝地發現臺北市政府竟然位在建成區上,原來有這樣一段的故事。
依據網路資料,從建成小學校畢業的校友共有24屆,全校學生數曾高達一千八百多人。這些「灣生日本人」回到日本後,反而有些不適應,因為口音、族群環境或生活習慣等等,與日本本國人有所差異,導致他們不論在學校上課或是以後在職場上工作,都受到某些程度的歧視及侮辱。日本關東腔、關西腔口音有差異,就被對方歧視了,更別論是臺灣腔的口音了。
在這些灣生日本人的心中,他們的家鄉就是在臺灣,建成小學校的日本籍學生也是有著這樣的心情,他們懷念他們在臺灣就讀的建成小學校,但是建成小學校已經消失了。
臺灣民國57年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因而急需將原有國中增加班別或是新設國中,以便容納這些突然增加的學生,在這個情況下,臺北市政府找到臺北後火車站的華陰街34號,臺北菸廠舊址上創設建成國中,我是民國65年進國中就讀,那時建成國中創校才8年,當時是戰後嬰兒潮時代,學童人數爆增,首屆的建成國中男女新生總計24班,學生1152人。
臺北市教育局限於教育資源有限,新創設的建成國中,不論是學生上課教室或是老師辦公室,都是利用原臺北菸廠的廠房或倉庫隔間而成,而且學校設有宿舍,反正廠區倉庫很多,隔一隔間就可以使用了。不少學校的教、職員都住在學校內的宿舍。
我國一時曾經與二個小學同學,民國66年春假期間跑到建成國中的籃球場打籃球(因為其中一個同學是讀建成國中),想也知道,我們二個成淵國中學生,跑到這裏打球,當然是要穿便服,記得有一次我從操場跑到一樓教室區上廁所,途中遇到一個中年男人,他看我網格襯杉有二顆扣子沒有扣,把我叫住幫我扣上一顆扣子,並且和靄地跟我說,到學校打球運動很好,但是記得要穿制服喔! 不要穿便服。我猜想這個男人可能是當年建成國中的校長,我只得跟他回答稱是,我心想我是成淵國中的學生,穿制服來這裡打球是找打嗎?
建成國中不僅校舍破舊而且學校的位置也不太好,就位於現在的臺北轉運站,三不五時可以看著冒著黑煙的火車經過,那火車的經過的噪音非常大,嚴重干擾學校的教學,難怪當年我們讀蓬萊國小的學生,家長們都不太願意孩子讀建成國中。建成及成淵兩所國中在赤峰街的學區分界線,就是杜外科的那一條巷子,這巷子以北的孩子分發讀成淵國中,巷子以南的孩子分發讀建成國中。我的那位幼稚國、小學及國中都同班過的同學周○○,還跟我說:好險,他差一點就被分發到建成國中。
其實這也是一種家長的迷思,因為建成國中是新學校,老師在升學上可能比較沒有輕驗,而且教室破舊上課還有火車聲干擾,相對地,成淵國中就不一樣了,它是當年初中要考試時代的第二志願(第一志願是大同初中),從日本時代就存在的老學校,辦學經驗豐富,所以他們會比較傾向讓孩子到成淵國中就讀。
說句實話,所謂學校好不好,重點在學生好不好及認不認真,老師跟學校只能提供一個適合學習的環境,讓想好好讀書的孩子不受干擾,我小學五、六年級的同學吳○○、小學一到四年級同學楊○○,他們都是建成國中畢業,後來也都考上師大附中。
後來臺北市政府計畫興建臺北轉運站,以容納臺北火車站周圍的遠程客運巴士業者,另外在1945年被臺北市政府「占據」的建成小學校,在臺北市政府1994年搬遷到現在的信義路市府大樓後,位於華陰街上的建成國中,則有了因應臺北轉運站的興建,當初的計畫是建成國中搬遷回原日本建成小學校,這個構想很好,而且當地的居民都支持。
然而1995年3月16日台北市政府副秘書長單小琳主持的一次有關會議上,卻決定將建成國中予以廢校,師生預定最快將在1996年8月就近分發到鄰近學校,未來並計劃將大同區內的太平國小增設國中部以替代建成國中,這兩地的距離可有點遠。
建成國中師生對台北市政府的廢校決定極為不滿,隨即展開一連串的「護校」運動。透過公聽會、向市議員陳情、並透過家長、老師、社區民眾和校友數度至市政府抗爭、陳情等方式,最終讓教育局和市政府改變廢校的決定,維持先前建成國中遷到「臺北市政府舊址」之原議(一個行政官僚的決定,要扭轉回來竟是如此的困難。)但建成小學校臨馬路的正面,還是依計畫要蓋藝術館,其大門就是原建成小學校的穿堂。
有意思的是,這項建成國中護校保存運動,也促使原建成小學校的日本校友們展開串連,由住在日本群馬縣第9屆畢業的校友岡部茂發起成立同窗會,第一項「會務」就是與台籍同學一起向北市府遞交陳情函,並向當時競選台北市長的陳水扁進行遊說,多方努力下,終於保住舊校舍並指定為古蹟,也讓建成國中有了新家。
民國90年初,建成國中搬入了「新」校區,不久就接到「建成小學校臺北同窗會」的參訪請求。高齡70歲的臺北會長林道代日籍同學表達了這些日本籍同學們,對建成小學校思念之情,殷切期待能夠到建成國中參訪,這是一群灣生日本老人家也想回到魂縈夢牽故鄉的強烈鄉愁,於是建成國中全校一千多名師生全力投入,探索建成小學校的歷史,大家學些簡單的日語問候語,並設計了很多創意活動,希望這些「老校友們」能夠賓至如歸。
活動當天,全校師生在校門口等待來賓,沒想到「老校友們」竟然來了300多人,這群人有的拄著拐杖,有的由家人推著輪椅,但是臉上都露出極為興奮的神情。
在走往禮堂的時光走廊上,老人們頻頻停下來指認當年的那些老照片,禮堂則布置成宛若當年的情景,兩位男女學生穿著日本時代建成小學校的制服出現,手拿簽名簿讓老校友們簽名留念。同時學校的擴音器播放出熟悉的畢業歌旋律,這批老人激動不已,拿著手中的相機不斷的拍照,似乎想將時光停留在此一時刻。
接著這群老校友們回到當年的教室,這些教室的地板是由檜木鋪設而成,經過古蹟整修後保存良好,他們在教室坐了下來,回憶將他們帶回童年時光的美好。在離去時,他們還將每間教室學生手繪的歡迎海報通通帶回去,他們珍惜著這一時刻,因為餘生或許沒有再來的機會了。
這些老校友們回日本後,寄來好多當年建成小學校相關的資料與文物,而且大家集資新臺幣100萬元捐給學校作為優秀清寒學生獎學金,並以3年一約的頻率持續來訪,順便走訪舊時住處及各地旅遊。
這些老人們留下的訪臺感言:「御成町是我的第一故鄉,我希望每年都能回來!」「記憶中,父母帶著去城內買新奇玩具,西門市場內剛出爐的熱騰騰饅頭,或是廟口的歌仔戲,好像都歷歷在目。」「像八田與一這樣奉獻給臺灣的日本人,至今還能受到臺灣人敬重,真令人感動!」
日本時代在臺灣出生或長大的第二代來臺日本人,對臺灣的風土有著一份親切感。此外,他們回日本後經歷寄人籬下、生活差異及他人歧視的異樣眼光(口音及生活習慣都不同),因而對當地日本人反而產生了疏離感,更讓他們懷念童年在臺灣的時光。
隨著80年代日本經濟起飛後,日本的臺灣同窗會紛紛成立,只要體力許可他們都想來臺灣,透過集體回憶、故地重遊,更強化了他們對臺灣的鄉愁。
2007年5月已經高齡90歲的岡部茂第4度率團訪臺,這次號召了日本時代一高女及二高女的校友們共襄盛舉。懷著「可能是最後一次了」的心理,他在致詞中表示:希望同窗會的情誼能傳承給下一代,即使老校友不在了,兒女們還能繼續給母校源源不絕的關愛。
老先生3年後又再度來臺,在他的孫女陪伴下坐著輪椅,親手接過交通部觀光局頒發給他的「促進臺日親善交流」表揚狀。
這樣的時代變遷故事,靠著原有的建成小學校的校舍,將日本時代的建成小學校與臺北市立建成國中連接起來。現在走在建成國中靠長安西路這一邊是「臺北當代藝術館」,從旁邊的巷子走進去,就到建成國中的大門,上個月我還特別走到建成國中的校門口看看。時間過的很快,幾經波折而且差點被廢校的臺北市立建成國中,今年已是建校57周年了。
圓環邊日新國小的舊式紅磚校舍建築也整修維護的很好,走在太原路上看著這棟老建築,會想起日本時代鄧雨賢曾在這裡教過音樂,連戰及謝長廷也都是日新國小畢業的學生。
反倒是成立更久的蓬萊國小,因為舊大樓在民國64年己經破損到相當嚴重的程度,而且當年也沒有所謂的古蹟建築文物的保存觀念,在我讀大學時民國73年開始改建,蓬萊國小就將全校的所有大樓拆了個乾乾淨淨(當時流行「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當年蓬萊國小的馬蹄型紅磚校舍、水池、小橋流水如今只留在記憶之中。如果要比擬的話,當年的蓬萊國小很像卡通「櫻桃小丸子」讀的那個小學,連男女學生頭上戴的帽子都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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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典禮
不知道為什麼?民國60年代臺北市小學及國中的畢業典禮,常常會選擇在中山堂舉行,我的小學畢業典禮及國中畢業典禮都是在中山堂舉行,想想臺北市有那麼多所的國小及國中,全部都是在六月舉行畢業典禮,這中山堂一天可以排幾場的畢業典禮?就算是早上二場加上下午二場,一天最多也就是四場,我倒是沒有聽過晚上在中山堂辦畢業典禮。所以中山堂絕對不可能供臺北市所有的國小及國中在此辦畢業典禮。
這間中山堂的歷史悠久,日本時代名稱叫公會堂,1931年臺灣總督府以紀念昭和天皇登基為由,決定興建臺北公會堂,工期4年於1936年完工,臺北公會堂的規模與場地設備僅次於東京、大阪及名古屋,是當時日本第四大的都會公會堂,二戰日本在臺的投降儀式就是在中山堂舉行。
好玩的是不管蓬萊國小或是成淵國中,校內都有一個大禮堂,這個大禮堂的作用是畢業典禮演練使用,而且小學時還要演練兩次,以便在中山堂正式畢業典禮上不出包。
小學五年級要當在校生代表,就曾經在大禮堂演練過,並在中山堂送六年級的學長學姊們畢業,隔了一年輪到我們畢業,小時候我對臺北市的路不太熟,但是有同學知道走到中山堂的路,大家就跟著他們走到中山堂。
記得五年級當在校生代表,練習畢業歌「青青校樹…」時,覺得小學的時間雖然過的漫長,但日子也就這樣子,一天跟著一天的過去了,不知不覺已經讀完五年級,今年送走六年級的學長們,雖然彼此不認識,但校園就這麼小,每天下課東跑西跑,看久了對有些人總是會有點眼熟,以後再見面的機會不多了,見了面也不會認得出來。
當時的世局很亂,蔣介石剛剛過世,越南及高棉剛剛淪陷為共產國家,大人們會為臺灣的未來感到不安,小學生的我看到的是,家中經濟問題嚴重,外祖母生病要開刀,全家只靠爸爸賺錢養家,生活過的真的不容易。還好爸爸是個樂天的人,不太會憂愁這些問題。
現在的人很難想像當年的情況,工作的機會非常的少,不像現在反而有缺工的問題),人們空閒時沒有工作,就只能坐在門口發呆或聊天,天氣炎熱的夏天下午,大人會潑水於屋前地上降溫,只見那水一下子就蒸發掉,家庭主婦如果有家庭代工可以做,就算是所得不多也甘之如飴,因為總比沒有強。那個年代底層人民過生活真的不容易啊! 軍公教雖然工作穩定,但薪水不高,不然我小學五、六級的班導,就不用晚上在圓環擺攤賣東西了。
國中三年的日子過的倒是比小學的日子快多了,我有一種想法,小學每一學期只有三次月考,平常每天都在混日子,看電視影片或是連續劇,所以感覺每天的日子都差不多,在國中就不一樣了,一學期除了三次月考外還有一次期末考,每天都要考試、讀書,所以時間過的比較快些。
當人專心作一件工作時,就不太注意時間的流逝,等工作到一個段落,看一下手錶,會突然發現兩個小時就這樣子飛過去了。特別是考試的時候,總覺得時間不夠,在專心作答的過程中,不知不覺時間流逝的特別快。
國中沒有被抓去當在校生代表,國三只有在校內禮堂演練一次程序後,就直接在中山堂舉行國中的畢業典禮。大家都知道畢業典禮只是走個程序,真正的重點是在7 月的高中聯考及五專聯考。
我查了資料,原來在臺灣光復早期,有不少學校是在中山堂辦畢業典禮,以顯示學校對畢業典禮的重視,查了一下網路資料,民國43年臺大在中山堂舉辦畢業典禮、民國60年臺北市在中山堂舉行第一屆國民中學聯合畢業典禮,由市長高玉樹主持,還找副總統嚴家淦致詞。那就難怪65年的小學畢業典禮及68年的國中畢業典禮會在中山堂舉行。
我現在突然想到,在中山堂舉行畢業典禮,這場地的租金是誰付的? 學校一定不可能編列中山堂畢業典禮租金的預算,這筆錢應該是家長會出的,不管是蓬萊國小或是成淵國中都是市中心區的學校,有些家長從事商業貿易或買賣行業,家境比較富裕些,學校會找這些家長當家長會代表,順便幫幫學校一些財務問題。
除了重視畢業典禮的儀式性外,我覺得可能還有一個理由,當時臺北市青少年犯罪及打架鬥毆問題很嚴重,臺北市警察局還特別成立了一個「少年隊」,國中畢業典禮有不少放牛班的學生,大家平常就看不順眼了,就在這畢業典禮之後,大家把這三年來的帳一次算清楚。
所以當年的慣例,每個公立國中舉行畢業典禮都要請「市警局少年隊」派幾個人來鎮住場面,國中畢業典禮時,我們就發現後排坐了一些看起來像是便衣警察的人,有同學就說那幾個人就是少年隊的警員。原本是一場人生學習階段結束的重要典禮,竟然搞到要警察來坐鎮,當時的青少年問題還真嚴重,不會比現在好到哪邊去。如果要這幾個少年隊循迴到臺北市各學校參加畢業典禮,可能在人力上有問題,學校選在中山堂舉行,他們交通辦利,而且不需要四處趕場。
隨著時代的演變,後來各級學校不流行到中山堂舉行畢業典禮,這就比較合理些,學校通常有大禮堂,直接在禮堂舉辦就可以。
民國68年的國中的畢業典禮,剛好是臺美斷交後不久,臺灣興起一波移民逃難潮,世界局勢還是很亂,能源危機導致物價上漲,民國67年4月家裡買了龍江這間預售公寓,母親在交屋前一直擔心,物價飛漲下萬一建商倒了,這房子無法交屋那要怎麼辦?還好三重幫建商財力深厚,房子在68年10月依約交屋。
當時我面對的問題就是考升學考試,至於其他的事就聽聽大人們的抱怨,我也無能為力。而後來的事實也證明,我太愛玩不專心讀書是要付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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