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發表於1997年 

    夏黎明著「清代台灣地圖演變史--兼論一個繪圖典範的轉移歷程」(1996)。文中將清代治台211年之間所繪製的地圖,依據目的、種類、數量、內容、範圍...等,加以分類,並分為發軔期、巔峰期、衰退期、轉型期等四個時期。其演變的原因,則從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區域發展因素等三個層面來加以探討。夏文對清代台灣地圖史演變過程之剖析,可謂精闢。對百年之後,今日的台灣,推動國土資訊系統的工作,亦別具深意。

    夏文認為「演變史」比「發展史」更能說明清代地理圖史的實況。所謂「發展史」的觀點是:「文明在進步,所以製圖也在進步,進步的發展軌跡是不可逆轉的。」但是,清代的地圖史顯然不是這樣,中間有一段衰退期。在衰退期的時候,不論地圖的數量和品質,都明顯的退步,其原因和政治與文化都有關。今日,我們在推動國土資訊系統時絕不能太過於樂觀。以為有了一個新的、進步的技術,便能廣為接受、一蹴成功、一勞永逸。歷史告訴我們,並非如此簡單。技術只是一個必要條件,沒有新的技術,當然無法進行技術革新。但是技術並非充分條件,還要考慮政治、文化、經濟、市場等因素才行。

    康熙時期是清代台灣地圖史的巔峰期。康熙皇帝十分重視西方的先進科技,在1714年的時候,派西洋傳教士三人來台,進行實地的經緯度和三角測量,製成地圖,為「皇輿全覽圖」的一部份。但是,此一巔峰期僅維持了66年,到了乾隆45年(1780年)之後,竟然進入了衰退期,其數量、品質、內容,都有明顯退步。顯然,在一個中央(君主)集權的制度下,由上而下的推動,並不能保証這項工作能夠「永續發展」。

    比之於今日,雖然推動國土資訊化的工作,由於其技術的難度(當初清康熙引進的西方測量術也是艱深的高新科技),在推動之初,自然要由上而下的推動。但是其間的觀念宣導工作,更要注意此一技術對基層單位工作的效益性,讓基層單位能夠體認到對其自身工作的重要性。也就是說,我們一定要想辦法將被動的、外在的要求,轉化為主動的、內在的需求。就我的觀察,目前一些縣市政府的基層單位已有自發性的案例出現。我們必須透過相互觀摩考察,使這種現象做良性循環,國土資訊系統的工作才能真正落實,可長可久。

    文化被認為是影響清代地圖史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清末,中國的知識份子已經深切的體認到變法革新的迫切性。但是,什麼是應興應革的呢?一時之間,並不見得能抓住要點。一般而言,在維新變法之初, 一般人並不認為地圖是「當務之急」,即使是在船堅砲利的壓迫下,主張「中體西用」的張之洞,卻將地圖列「舊學」,認為仍應遵循中國傳統舊法。可見觀念的突破是如何的不容易!所幸當時清政府的洋務運動將測量製圖等學,納入了福州船廠和江南製造局的附設學堂課程當中,開始正式的培養這方面的地圖測繪人才。

    這一點和台灣的現況,也有值得比較之處。雖然目前台灣社會一般人都能認同資訊的重要性,政府首長們也都大聲疾呼要資訊化,但是,聽其言,觀其行,政府的預算是否真實的反映一點呢?是否其實仍是「非當務之急」呢?是否經常被「更重要」的預算所分了大餅呢?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注意到民間的活力。大家只要看到WWW網站上的百花齊放、KTV都已電腦化點歌(世界獨步)、電腦安親班的盛行、甚至於從電視新聞的報導可以知道,大家樂賭博明牌的作業,都已全部電腦化!所以,今日台灣的資訊化其實是相當的深入民間,而且與生活、生產相結合。如何因勢導利,是值得大家思考的。

    文化的因素還有更深刻的一面。中國傳統的「山水畫法」及「計里畫方法」是一種以身體感官經驗為出發點的具象表示法。西洋的經緯度三角測量法則反是,它強調的是幾何的正確性抽象表示法。二種基本文化觀點的衝突,造成了西洋測量術在中國並未能一航風順的內在文化原因。雖然後來西化終於成功,其實也以犧牲感官直接經驗的表現法為代價。不過,歷史是很吊詭的,也常常開我們的玩笑。現在十分盛行的視覺模擬、虛擬實境等資訊科技,不正是強調使用者的視覺經驗嗎?不知中國的山水畫法是否可能借屍還魂?

    夏文提到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更新一種繪圖方式,就清代台灣地圖史而言,由山水畫法地圖獨大的局面,轉變為計里畫方和經緯度三角測量併用法地圖盛行的局面,並不意味著開放了一種更易為人所理解的途徑。」當代要接受經緯度三角測量法是一件很難的事;時至今日,看舊日的地圖也頗覺難以接受。這其中的心理變化與調整是值得重視的。更重要的,要從歷史的偏東或偏西迷思中,掙脫出來,重來為未來定位,這才是「允執厥中」。

    地理資訊系統,或者是更廣泛的資訊系統的推動,是要改變人的心理狀態的。教育、訓練、宣導是必要的工作。但是最終我們必須要從文化的角度來思考、來看待這件歷史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