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總統在今年國慶演說中指出：「我們希望將來的臺灣是具有三高特質的自由經濟島：人民的生產力高，產品的附加價值高，更重要的，人民的所得與褔利也要跟著高。」若要以具三高的自由經濟島作為追求的目標，就應先了解臺灣當前的表現如何、問題所在、三高和自由經濟的關聯，然後才能對症下藥。

衡量生產力有不同的指標，勞動生產力是一般較為了解的概念。依據亞洲開發銀行(ADB)2012年的研究報告，臺灣勞動生產力的成長率於1980-2000年平均達4.78％，至2000-2010年降為2.75％，其中，工業部門勞動生產力的成長率從3.70％升至5.16％，服務業部門則是從4.33％降為1.17％，顯見服務業的改造是提升生產力的關鍵。

勞動生產力之所以重要，在於其成長若是趨緩，不僅會衝擊經濟的成長，而且會遲滯所得成長的速度，甚至可能造成所得分配的摩擦。那麼，臺灣勞動生產力的成長為何會每下愈況？

如果將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歸納為來自就業人數增加及勞動生產力成長的貢獻，並且將後者進一步分解為來自資本深化、技術進步與資源重配置三者的貢獻，依據經建會內部的推估，1991-2000年臺灣經濟成長率平均為6.24％，2001-2010年降為3.92％，其中，來自於就業增加的貢獻度從1.37％減為1.02％，來自於勞動生產力成長的貢獻度則是從4.87％大幅降至2.90％。若再深一層分析勞動生產力成長的貢獻度衰退的成因：來自於資本深化的貢獻度是從2.78％跌至0.99％，資源重配置的貢獻度從0.35％降為（-）0.01％，技術進步的貢獻度則是從1.74％升為1.92％。　

資本深化和投資有關，臺灣的國內投資率（國內投資／國民生產毛額）從1992-1999年的25.56％大幅衰退至2000-2007年的21.48％及2008-2012年的20％，因此若要提升資本深化的貢獻，就必須澈底改善投資環境以吸引國內外投資者擴增投資。至於改善資源配置效率，就應從結構改革著手，包括勞動市場改革、租稅制度改革、產品與服務市場改革等，這些策略方向都和經濟自由化息息相關，旨在促使人力資源、資金、貨品、技術、資訊等自由移動。例如依據OECD的報告，若要實現技術創新的成果，必須使生產資源重新配置於具高生產力的創新廠商，因此生產資源必須要能自由移動。其次，推動投資與貿易自由化一則可以擴大企業吸收新科技的管道，另方面則因自由化帶來競爭，可以促使企業改善生產和經營效率，進而帶動勞動生產力的成長。

至於附加價值，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的調查統計，臺灣製造業附加價值率於2001年為31.21％，2006年降為29.26％，2011年復降至24.18％，服務業附加價值率則是維持停滯不進。另依中華經濟研究院的資料，臺灣製造業附加價值率於2002年達近年最高點後就一路下滑，遠低於美國、日本、德國、瑞士等先進國家，這些先進經濟體製造業附加價值率都在30％以上。

臺灣製造業附加價值率下挫且遠低於先進國家，其主要原因包括企業提高委外加工及海外生產比重、產業出口偏重原料、零組件及貿易條件惡化等；其中，貿易條件惡化則是由於同時遭遇能源與原物料推升進口價格上漲及新興經濟體成本競爭造成出口價格往下調修二者之夾擊，造成出口價格相對於進口價格之比值下跌。因此，如果要提高附加價值率，必須發展新興產業、掌握關鍵技術進行深層次研發創新、促進產業往上、下游多元化發展等。

人民所得部分，薪資是一般人民所得重要的來源，臺灣實質平均薪資成長率於1992-1999年達2.69％，2000-2007年降為0.15％，至於2008-2011年更跌至(-)0.44％；其中工業部門成長率分從2.66％、0.63％降至（-）0.75％，服務業部門亦從2.44％降為（-）0.28％與(-)0.19％。

臺灣薪資成長長期趨緩甚且倒退，其成因除與勞動生產力和附加價值率不振有關之外，尚包括人力供需結構失衡、實施全民健保與勞退新制等措施增加企業對員工成本的負擔及經濟成長下滑等因素。因此振興經濟、減少對進口能源與大宗原物料之依賴、縮短人力在學訓考用之間的落差等均是帶動薪資成長最直接有效的方法。

臺灣經濟的成長已經脫離依靠累積勞動等生產要素的階段而進入生產力驅動的時代，要達到永續經濟成長將不只是追求更高的科技水準，同時對於當前既有的科技與要素稟賦均必須能做更高效率的使用，此必須依靠經濟革新、更競爭性的市場、更融入全球經濟、更穩健一致的政策。馬總統既已揭示三高自由經濟臺灣夢，臺灣未來不能等，就等江揆提出完整可行的政策措施使臺灣夢成真。

(本篇文章已刊登於102年10月23日中國時報第14版《尹啟銘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