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媒體報導夏瀛洲上將在「海峽兩岸西安事變學術研討會」中講的話，台灣大概根本就不知道還有這場會議的存在。 

西安事變是在1936年12月發生的，到去年是75周年紀念，本來要在去年12月舉辦，但考慮到台灣正在大選，怕時機敏感(想想如果夏上將講話是發生在總統大選前會被怎麼炒作)，因此延到今年二月。 

西安事變對中共意義重大，當時紅軍被國軍追到陜北只剩下幾千人，剛過五十大壽的蔣介石以為勦共戰爭將畢其功於一役，信心十足的赴西安視察，誰知張學良、楊虎城武裝扣留蔣介石威脅其停止安內攘外政策，改為共同抗日。 

不管張、楊原始的動機與目的是什麼，西安事變都幫了中共一個大忙，蔣介石不得不同意停止勦共，已經信心渙散的紅軍在延安得到喘息機會，逐漸壯大，才有1949年後的形勢，從這一點說張學良與楊虎城是中共建國的大功臣，一點都不為過。 

既然張、楊被稱做「民族英雄」，則其行為必足以做為軍人典範，值得廣大解放軍指戰員同志效法才是，但中共官方的宣傳能繼續這樣演繹下去嗎？當然不行！因為張、楊的行動名為「兵諫」，實際上是不折不扣的武裝政變，這還能效法嗎？ 

我們若把時空背景換成今天的釣魚台，假設東海艦隊司令員因為忿於北京政府對日本態度軟弱，趁中央軍委主席視察時將之扣留，威脅要求立刻向日本發射導彈，陸戰隊登陸釣魚台，你說他會有什麼下場？百分之百的機率是槍斃，更絕對不可能被封為「民族英雄」！ 

如果這位同樣是「愛國將領」的司令員是被這樣處置，張、楊又怎能成為「民族英雄」？ 

這種事涉及原則問題，不能以有無獲得利益來判斷，這兩者的高度是不同的。如果能以獲益計，日本應該把汪精衛奉祀入靖國神社，但日本人不會，走狗就是走狗，能予利益，不能予名器，否則何以教導「皇軍」赴死？ 

政客可以算計交換利益，但軍人的事業是玩命的，沒有任何利益足以與生命交換，所以軍人的信仰對象必須是恆久堅定的理念，不是那種四年一任、朝令夕改的政客，才足以在重要關頭讓人願意為之赴死。

很多人對這一點認識不清，會中就有大陸學者舉證說，張、楊是因為發現蔣介石自己與中共有私下溝通管道，卻不許別人與共產黨發生關係，認為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因此忿與中共聯合發動西安事變。 

這種說法令人駭異，與敵人協商統一戰線，本來就是廟堂之上才能謀劃的策略，豈是前線將領可以擅做主張的？難以想像這也能成為事變的理由，我們只能當它為書生之見了。 

張學良與楊虎城同謀西安事變，但兩人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張學良換做現代的話來講其實就是個「憤青」，但一般憤青只有網誌微博，這個憤青卻有盒子砲裝甲車，幹了件大票的發現闖了禍，又要逞兄弟義氣，自己送上門來領死，結果蔣沒讓他死，倒害慘了楊虎城。 

楊虎城其實有很濃厚的地方軍閥色彩，不是說軍閥就不能愛國，但軍閥一定會先顧好自己的利益安危，所以楊比張沉穩的多。當他趕到西安機場得知張學良已經隨蔣介石飛往南京時大嘆：「完了完了！沒簽字就放人走，我們倆都沒命了！」楊是老江湖，瞭解蔣簽了字都能反悔，何況沒畫押就放人？ 

但這一回楊虎城錯怪了蔣介石，蔣並沒有要殺他只是請他出國考察，這是從前對下台政客常用的手法。問題是楊虎城跑去找史達林，以為可以獲得蘇聯支持東山再起，這可就犯了蔣的大忌，一是軍閥復辟，二是裡通蘇共。楊一回國就把他全家軟禁起來，直到1949年國民黨離開大陸時被保密局殺害。 

楊虎城這一死倒好，「民族英雄」的榮銜就此掛上了，連同軟禁在台灣的張學良都跟著沾光。如果楊虎城當初真的獲得史達林支持成為中共的一方之霸，今天下場不會比張國燾、高崗、饒漱石好，說不定還是難逃一死。 

這讓我想起我的高中同學林毅夫。民進黨執政時期林正好要回台奔父喪，當時的政府傾向同意因為很希望藉他發展大陸關係，但在野的國民黨見不得人好，揚言要以軍法追究林的敵前叛逃刑責，最重可能死刑，最後林毅夫只好放棄回台。 

我們不能因為林毅夫現在重要了、有成了，就可以正確化其過去的行為，但國民黨表面義正詞嚴實際動機卻不單純。本來林毅夫叛逃卅多年早已超過法律追訴期限，但國民黨硬要解釋成追訴期必須從「知道林毅夫原來就是林正義」的那一天開始算起。 

其實林叛逃當時所有人包括我立刻都知道了，只不過國軍面子掛不住，改為失蹤撫卹，怎麼會是到最近才知道呢？我認為林以軍人身份敵前叛逃在道德上絕對要予以譴責，若合於法律效期必須予以追究，但國民黨從一黨之私為目的出發反而模糊了焦點，就像共產黨因為自己是獲利者把張、楊捧為「民族英雄」，而不管其行為根本不能被推崇一樣。 

「海峽兩岸西安事變學術研討會」由於有兩岸許多高級將領參加，對事關「軍人武德」的價值如何判斷更值得關注。只不過當看到一邊以「民族英雄」來表彰張、楊的叛亂犯上，另一邊以「無恥叛國」來聲討夏瀛洲對憲法的堅持時，價值觀似乎開始混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