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與世博

2010年上海世博會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預定參觀人數最多，並且是首次在開發中國家舉辦的世博會。這麼一場就發生在對岸的盛會我們對它理解多少﹖感覺是什麼﹖反應又是什麼﹖ 

台灣上一次參加世博會是在1970年於大阪舉行的萬國博覽會，當時的中華民國館是由貝聿明先生設計，他的助手就是本次設計台灣館的李祖原建築師。當時台灣還派出了北一女的樂儀隊參加開幕式的表演，影響層面廣因此成為台灣人記憶當中最熟悉的一次世博會。 

在大阪萬博之後中華民國因退出聯合國再也沒有機會參加世博會，對於這場世界嘉年華會的印象逐漸模糊，直到這一次上海世博因為地緣、血源關係才又被喚起。然而由於台灣近十年來社會內化的厲害，對於在飛行時間僅80分鐘距離的地方所發生的世界盛事卻是如此的陌生、冷漠。 

上海世博會中最受矚目的場館一個是地主國的中國國家館，一個是40年未曾參加世博的台灣館，這兩個館的展示創意設計與工程都是由來自台灣的躍獅公司承攬，這本來是非常有象徵意義，也非常具有話題性的事，但在台灣卻沒有人關心，它的新聞價值恐怕還趕不上C咖藝人的緋聞。 

躍獅公司是在2007年就透過競圖獲得世博局的展覽展示設計與展覽工程兩項推薦服務供應商的資格。2008年參與中國館展示概念標案，在64家國際團隊中經過一年的時間，四輪的角逐，最後終於獲選為主方案並獲得創意總監與深化設計的身份。2009年再以競標方式取得中國館最核心項目中心大電影院的工程。同一時間參與台灣館標案，在四家國內外團隊中脫穎而出，成為台灣館的展示設計、工程與運營總承攬商。躍獅公司在世博每一步都是刺刀見紅拼出來的，但也讓我們有機會從前所未有的高度來看兩岸產業的未來發展。 

世博會是從宣揚人類工業革命成就開始的。自1851年第一屆世博會在倫敦舉辦起它就與商業脫不了關係。相較之下，以競技為主的奧運會政治色彩比較濃，能帶來的商業效應反不如世博會。尤其奧運會時間很短，對產業影響有限；世博會卻長達半年，場館數量、園區面積與流量也超越奧運甚多，從商業的角度它遠比奧運來的重要，但我們對奧運的關注卻遠超過世博。 

世博會本身是一個超級event，對會展、文創、設計、多媒體等行業都是一個巨大的舞台，參與就有機會與世界頂尖的設計師同台競爭或合作，能夠看遍世界各國優秀的方案，能夠實際操作特大項目的工程並獲得無可取代的業績，並且利用這個機會將公司的體質與體制壯大。 

台灣雖然表面看來熱鬧參與世博，無論吉祥物設計、餐飲進駐或是贊助展示，但最關鍵的展示設計與展覽工程卻非常少廠商參加，這對台灣未來的會展業發展是非常不利的。到了後世博的時代，沒有參與世博的台灣會展業將處於絕對的弱勢，不僅在博覽會，還包括博物館、主題樂園、精品酒店與購物中心的市場全都將拱手讓人，這是多麼大的隱憂﹖更令人憂心的是直到今天我們都還沒體會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與廠商放棄世博舞台相呼應的是社會對世博的冷寞，直到去年底還有很多人根本搞不清楚世博會是什麼東西﹖當時我們參與世博的工作都已經兩年了。這些人還不是普通人而是相關領域的官員、學者、媒體甚至業界。現在臨到要開幕前夕才彷彿大夢初醒，到處充斥著局外人講的外行話，卻不知機會早就沒有了。 

我們以台灣業者身份參與大陸的國家形象建設工程，有機會比較兩岸在這方面的差異。我們不能老是以過去的刻板印象以為台灣一定比對岸先進而「敝帚自珍」。以世博會工程來說，無論消防、無障礙空間、環保節能建材等都是依照國際最高標準來要求，

同時圖紙的準確程度與每一步驟簽證的專業資格都有明確規定，這使得習於台灣工程施作方式的台灣館一開始很不適應。

台灣人最常講的一句話是：「就憑兩張草稿我也做出過2萬坪的展館，幹嘛圖紙一定要畫到那麼仔細﹖」台灣地方小，項目小，設計師與工頭說一說就開幹了，然後一面做一面改，遇到法規的限制往往不去思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規定而是想出各種繞道的撇步解套。這是台灣的特色，說的好聽是彈性，說的不好聽是沒有計劃，做不了大工程。

這種做法在大陸就不大行的通了。大陸地方大工程規模也大，又依法設計與工程必須是分開發包，還有項目監理與財務監理公司的介入，不可能依靠少數人的溝通與默契就能施工。而且民工知識水平較低，頭腦呆板，沒有主動的判斷力，設計師若不把圖紙畫到很細、規格定到極死，工人就無法開始工作。當然大陸也會有形式主義做表面功夫的問題，但世博是國家重點工程，位階拉的很高，執行力度很大，在這樣的環境下工作兩、三年，的確學到許多在台灣學不到的東西。

在經歷40年的缺席後台灣重返世博，但參與台灣館的工作更可能是百年一遇的難得機會。因為依國際世博局的規定我們絕對不可能以台灣館名義參加，這一次是因為中國是主辦國，在雙方各自表述的默契下讓台灣館出現在A片區，這是兩岸華人的智慧，但卻無法運用在別的國家主辦的世博會上，而且在幾十年內也看不出有解套的可能。

百年一遇的機會，人一生最多只能抓到一次，我們很幸運，一次抓了兩隻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