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引發輿論熱議的臺師大女足抽血案，既有人說是結構問題，也有人說是系統問題，而要討論一起社會案件反映的系統問題，最合適的便是以社會系統理論的觀點來做對照，而目前相關報導所述情境，我認為最接近美國社會學者托卡·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主張。
托卡·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認為，任何一種組織本身即為一個社會系統，而這社會系統之中又包含許多的小社會系統，任何社會系統都俱備適應(adaptation)、目標達成(goal－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模式維持(pattern maintenance or latency)這四種功能。
其中，適應是指當內外環境變動的時候，系統需要具備妥當的準備和相當的彈性，以適應新的變化來減輕緊張、磨擦的不良後果；目標達成(goal－attainment)是指所有社會系統皆擁有界定其目標的功能，並會動員所有能力、資料來完成目標；整合(integration)是指維持系統之中各部分之間的協調、團結，來確保系統並且對抗外來重大變故；模式維持(pattern maintenance or latency)是指一面補充新成員，另一面又以社會化使成員接受系統的特殊模式。
除了上述四個坊間社會學或社會學理論教科書都會提到的基本功能面向外，托卡·帕森斯(Talcott Parsons)還主張任一社會系統都包含策略次級階層(strategic level)、管理或協調階層(managerial or coordinative level)、技術或運作階層(technical or operating level)，這三個次級管理階層是比較常被行政學的教科書提及。
臺師大女足抽血案目前相關報導所圍繞的，無非是【台師大校長90度鞠躬 再發5點道歉聲明】報導所列出來的五點聲明。
而這五點聲明，以托卡·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次級管理階層的觀點來對照，我覺得凸顯出作為策略次級階層(strategic level)的臺師大校長、運動與休閒學院院長、運動競技學系主管，或者教育部及所屬體育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衛生福利部的首長等，可能都沒有充分把關、管控或監督好教練或教授帶學生的方式，而在模式維持上出了問題。
另外，臺師大女足抽血案中，屬於該階層的人們，從臺師大道歉聲明看來，可能沒有充分管控學校教授或教練的行為，充分健全研究計畫補助經費、受試者補貼金、血液樣本流向透明化機制以符合其在臺灣當前的社會角色，反倒是對外幾乎封閉而不互動，在適應方面出了問題。
而從臺師大五點道歉聲明的內容看來，臺師大女足抽血案中，肩負協調有關單位之工作活動管理或協調階層(managerial or coordinative level)的相關單位或人員，可能也沒有充分協調好，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整個主計畫，乃至於周台英負責的子計畫之中，其他有關單位或人員的研究或工作活動，尤其未充分協調教練與隊員，或者教授與學生之間的關係與互動，以致有違反個別學生意願的情事，進而有因受不了教練強迫抽血的行為而離去，進而在整合上出了問題。
臺師大五點道歉聲明被撻伐，也可能意味著，涉入這次臺師大女足抽血案中的相關人等，不僅過往可能自我封閉起來，自己搞自己涉及倫理問題的研究計畫，與外界社會脫節，就連這次危機處理，相關人等的表現也可能與他們在臺灣的社會角色不符，管理或協調階層(managerial or coordinative level)在適應功能的發揮上，也有一些問題。
我在臺師大女足抽血案中，發現兩則我覺得與臺師大校方五點道歉聲明一樣有洗地或洗白用意的報導，也就是【前木蘭國腳周台英家喻戶曉 「抽血換學分」恐成壓垮女足傳奇最後稻草】、【抽血換學分？師大女足隊員稱自願參與實驗：別貶低我們的判斷力】。
其中，【前木蘭國腳周台英家喻戶曉 「抽血換學分」恐成壓垮女足傳奇最後稻草】這則報導，試圖以周台英過往的優秀表現來暗示不要苛責周台英，但周台英過往的優秀表現，與她這回涉及的案子也是兩回事，這就跟農地違規使用者提出其過往經土地所轄公所核發的農用證明，來為自己當前的違規行為辯護一樣，是不當連結的謬誤，受訪的體育圈知情人士，作為管理或協調階層(managerial or coordinative level)的人，也可能沒有在此事發揮與圈外良性溝通的適應功能。
【抽血換學分？師大女足隊員稱自願參與實驗：別貶低我們的判斷力】這則報導，我要說，以違規檢舉案處理的角度看，臺師大女足抽血案事涉多名學生或足球隊隊員，只要其中有一人檢舉吹哨，相關單位就必須查察，不會也不能因為別人隨後匿名表示行為人沒違規，並有提出一些書面資料，就逕自認定沒違規而結案。
在實務上，檢舉人可以選擇匿名或像簡姓同學這樣具名，且只要所描述的人事時地物都具體，有關單位就要受理調查；但別人要想就違規案件提出事證證明被檢舉人沒違規，如果匿名，那麼無法證明任何事情，因為這使身分無法驗證，也無法確認與被檢舉人的關係，而且上段所提的聯合報報導，也未呈現有關單位相關業務資訊系統的查詢畫面或紀錄，更沒有呈現正式公文、公告等，看來僅依據匿名受訪者的口述或所提供的資料，記者再以自己的話撰寫，如此，證明不了什麼。
臺師大女足抽血違規檢舉案的處理，我認為就像多筆相同地主之農地違規使用的檢舉案一樣，其中一至數名同學說有被強迫抽血，跟其他數名同學表示未被強迫抽血且相信教練的善意之間，就跟一到數筆農地被舉報違規，而其他筆農地非違規使用一樣，都是兩回事而不可混為一談，不能因其他同學表示沒被強迫就不處理眼前這位舉報同學的案子，也不能因為其他筆農地沒違規，就不處理眼前相同地主其它筆農地的違規檢舉案。
若再以社會科學研究的眼光看，該則報導說社會大眾看事情要全面點，但內文所呈現出來的樣本，頂多也只能代表那幾個受訪者的情況，要代表整個臺師大女子足球隊便有問題，資料的效度不佳，何況就目前其它的相關報導看來，遭遇強迫抽血的臺師大女足隊員也不只之前舉報的簡姓同學，人數還比該則洗白報導的匿名受訪者多一點。
真要研究台師大女子足球隊成員與周台英在其研究計畫中的互動，仍至少應考量隊員們的社會人口統計特性，多抽一些樣本進行問卷調查、結構式訪談或深度訪談，並確保測量指標的信度，方有可能提升資料的效度。
以上兩則臺師大女足抽血事件的洗白報導，就跟臺師大的五點聲明一樣，可能反映部份臺灣體育圈人士與整個臺灣社會的脫節，及其對外界脈動之適應、與外界環境之整合的失能，而以整個臺灣社會或者體育圈來說，新聞媒體也可算是管理或協調階層(managerial or coordinative level)的單位，但像臺師大女足抽血案寫的上述兩則洗白(洗地)報導，都有誤導視聽之問題，無助甚至有害於新聞媒體整合或適應功能的發揮。
最後，單就臺師大五點道歉聲明看，它可能還反映臺師大女足抽血案中的技術(運作)階層(technical or operating level)相關人員，如實際指示、執行與接受人體試驗流程項目的人，目前是指示、執行人體試驗研究相關工作項目的人有違反法律、研究倫理的問題，這代表他們沒有做到遵守法律或研究倫理，而使研究計畫恐無法完成，這就可能在目標達成上失能。
以上，便是我目前對臺師大女足抽血案所反映之系統問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