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輿論差不多已淡忘賴瑞隆兒校園霸凌事件之時，賴瑞隆本人又主動公開表示，自己已跟指控霸凌的女童一家和解，且「共同聲明」沒有霸凌問題，但之後女童家長出面表示，那是程序尚在進行之時，賴瑞隆旋即出面談和解，女童家長為使事情儘速落幕而答應和解，而非查無霸凌事證，覺得被出賣。

賴瑞隆這樣搞，目前反讓我覺得心裡有鬼，顯然是因為想要參選下一屆的高雄市長，因此強勢地將兒子涉入的霸凌指控搓湯圓。

這就讓我想到，其實有些農地違規使用的民眾，也會拿政府單位先前核發的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同意書(函)、農舍農民資格同意書函及建築執照來聲稱合法，或者拿出之前政府單位告知填土不得填沙、石、磚、瓦、混凝土塊、營建剩餘土石方、廢棄物的行政指導函文，說自己目前違規回填的東西是合法的。

另外，臺灣目前各直轄市、縣(市)非法亂砍樹、亂修樹的事件時有所聞，有些行為人被報警之後，會選擇跟樹木的所有權人或管理者進行調解，取得正式調解書之後便了事，我想後續恐怕也有些人會憑這種書面文件繼續亂砍樹，只是沒有被踢爆而已。

賴瑞隆這強勢搓湯圓的舉動，更讓我再想到黃子佼的創意私房事件，該起事件後來也是黃子佼與被害者及其家屬和解來收尾，雖然賴瑞隆兒子涉入霸凌是申訴性質，而黃子佼創意私房事件屬於法庭攻防，但賴瑞隆、黃子佼相對於指控其霸凌、性剝削的被害者來說，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顯然都雄厚許多，而臺灣的政商名流，我倒還沒有看過有誰陷入官司或被指控違法，是不想求生存的，反之是求生慾望普遍強烈。

在這強烈的求生慾望之下，賴瑞隆、黃子佼等政商名流人士，也就有可能會暗中動用自己的財力(經濟資本)、人脈(社會資本)，或者本身一些相關知識或經驗(文化資本)，去影響被害者或指控者及其家人親友等社會關係網絡中人，透過威逼利誘等等之類的手段使對方接受其和解的條件，然後還可能像賴瑞隆一樣，逕自代替對方公開發表對自己有利的兩造「和解敘事」，換言之，賴瑞隆說沒有霸凌，但從目前報導看來，這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詞。

不只是法庭攻防，就我所知，連向行政機關申請或申訴，也會因行為人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或文化資本而有不同的結果，或者說是經濟、社會、文化資本較為雄厚的人，一來比較有錢、有管道而較能夠弄出，相對有利於申請或申訴通過的書件、報表，二來也比較能夠對承辦單位的運作產生影響力，例如，可以透過民意代表、承辦單位首長或高階主管等關係，要求承辦人優先、儘速辦理其案件，甚或使之出現對其有利的結果。

另一方面，經濟、社會、文化資本較為雄厚的人，若有偏差、違規、越軌或犯罪的行為，也可能使他人在舉報時比較會「再三考慮」，或使受害者比較不敢出面指控、舉報，臺灣政商名流、達官顯貴、資本家的子女，也許涉及校園霸凌爭議的不只賴瑞隆兒這一件，反之可能不在少數，只是有些被害者及其社會關係網絡中人選擇息事寧人、不予聲張，可能存在一些「黑數」。

而霸凌或者性剝削、性侵害、性騷擾的部分受害者及其家人親友等，以臺灣的狀況來說，之所以選擇隱忍、不予聲張、息事寧人，以臺灣社會來說，第一種就是加害人及其家人親友等，往往有較為雄厚的經濟、社會或文化資本，這可能讓一些被害人及其家人親友，覺得走司法機關的法庭攻防、行政機關的舉報申訴或陳情程序均相對不利於己。

第二種可能的原因，就是對於霸凌、性侵害、性騷擾、性剝削等，臺灣社會目前仍有檢討被害者及其家人親友的傾向，要嘛覺得提出指控的人是挾怨報復、一定拿不出證據，或者質疑指控者為何不第一時間提出來，或者質疑受害者為何當下不反抗，或者認為受害者自己不小心而招致禍害、認為受害者自己也有問題而吸引對方犯罪，這會導致一些受害者害怕他人的異樣眼光、道德質疑，特別是與其有親密關係的社會關係網絡中人，而不予以聲張。

賴瑞隆兒霸凌事件的踢爆，我認為多少對於涉及家長社會經濟地位不相等、權力不對等，或者經濟、社會、文化資本雄厚程度不等的校園霸凌歪風中，處在弱勢地位的被害人及其家人親友有一種示範的作用，特別是女童家長於賴瑞隆逕自公開代替表示沒有霸凌問題時，還勇於出面駁斥的舉動，這或許會成為往後深受霸凌所苦的弱勢者的「重要他人」。

無論是霸凌，或者性騷擾、性侵害或性剝削，我認為被害者或其家人親友，都不要不敢講，而要勇於站出來指控其偏差的行為，而他人甚至媒體輿論，我認為也不要檢討提出舉報、指控的被害人或其家人親友，如此方能收警惕之效；反之，若他人或媒體輿論帶風向檢討被害人或其家人親友，反而會使家害者及其家人親友有恃無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