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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把我扔进人世整整六十年了，戊子农历9月27日是我生日。花甲之年本该好好总结一下，可我依然沉浸在极度悲伤之中，无法从容淡定，一个字没写。按本地风俗习惯，去年该祝寿的，可我儿子离开人世，夫妇泪 眼相向，哪有心思祝寿，亲朋子侄的好意一概拒绝。推不脱的几个朋友自己买了菜来家里做饭，陪我度过落泪的生日。今年仍旧要来，还是回绝了。平常来可以，生 日一下聚那么多人，我承受不了。只有过往甚密的表弟媳买了馅、皮，带着儿子来为我们包饺子。岁月如此地作弄人、磨难人，但是，作弄、磨难与赐福同在，我依旧感恩岁月。
　　我出生在长江西陵峡北岸山区，属夷陵区横贯大江南北的石灰岩地带，科斯特地貌，缺水，贫穷到未合并前的全大队，只有两户地主，一户开榨房，一户有几十亩挂坡 田。半数小队，不仅没地主，富农也没有，最高成分是富裕中农。我太爷爷手里有过几十亩田，请过帮工，可我爷爷生病早死，我父亲十八九岁就担起养活一家十几 人的重任，他弟兄未成年就要躲兵——躲避抓壮丁，不可能到地里干活。大伯被抓了兵，逃回来的路上得了急性痢疾，抬回家就死了。三叔逃不过，只好托关系送进 国民党地方部队。四叔过继给别人做儿子，五叔六叔解放时才成年。父亲因小时侯肚脐流黄水，抓兵的不要，正好负担起家里的体力活。他说，一坡一坡的田，一茬 一茬的活，怎么也干不完，干不了就坐在田里哭。母亲１３岁来当童养媳，常常说婆婆如何逼她带一帮未成年的孩子干活，五叔六叔不懂事干祸（打架），她也跟着 挨骂。父２６岁、母２１岁完婚，怀了姐姐被分出来，全部家当是：一间半屋（还被人租住着，自己另找屋住），三亩旱田，一斗小麦，一把镰刀。锅碗瓢勺、耕牛 农具统统自己想办法。姐姐出生不久得病死了，我是老二，肠胃不好，常常拉稀，父亲说背着我耕田，他背心、裤子整天不得干。两三岁的时候我由母亲的内侄女照 看，几次掉进火塘，手上、头上烧的都是疤，幸亏没感染。
　　记得小时候的事，就是自己特别调皮，胆大妄为，打架、骂人，大人、孩子都不怕，没有人能吓住我。五岁的时候，独自拿着五角钱，到五里外粮管所打了一斤菜油回 来，都说乱蹦乱跳的偏没把瓶子打翻，真奇啊。队里小孩打架、吵架，只要有在场，不管是不是我挑起的，总会怪到我头上，没少挨母亲打，我不服，喊冤枉。母亲 后来悄悄盯着我，发现很多时候不是我挑起祸端，别的孩子干不过我，恶人先告状，母亲便理直气壮跟孩子的家长干架。
　　上学以后，我依然调皮，老师杨灵芝在前面讲课，我钻到桌子底下，咬同学们的腿。老师罚站，我跳到桌子上，举起砚台要砸老师。这个老师完全收不住我，后来家门 堂兄接任，连糊带哄，一边表扬我聪明好学，一边告诉我如果调皮捣蛋，就把我关黑屋，放学后交给二爹（我父亲）。我没辙了，只好乖乖听话，当然还会经常闹出 些事情来，由于学习成绩好，没有受到重罚。
　　从小学到初中、高中，饿过肚子，受过处分，受过委屈，但真正感到岁月艰难的，还是文革闹了一阵子，陈再道栽倒，我成了造反派叛徒，被造反派追赶，父亲找到了 把我带回家参加劳动以后。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初高中生队里回来一帮，就我年龄大、高中读完了，人却瘦得像支钓鱼竿，力气、耐受性远不如早在队里干活的同龄 人，甚至不如比我小一两岁的人。父亲又是生产队长，不容许摆带拉稀。第一天挑大粪，我没有经验，下坎时把后面的粪桶磕翻，扣了一身屎，赶紧回家换了衣服再 挑。挑楂子，砍扯筋条子，抬石头，都是苦活重活，累得浑身散架，直不起腰来。锄草手掌打起血泡，不幸感染，挤出脓血一地，差点没把手掌锯掉。上山砍揸子， 不小心踩上尖桩，戳穿解放鞋，插入脚掌，父亲一边骂，一边抱住脚，用剥开、点燃的桐子仁按在伤口上烧，直到烫起一层硬壳，再用布片包上。再苦再累，只能咬 牙坚持，不能落后，农民是这样练成的。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和考验，我的劳动能力得到认可，评为二等男劳力，和一等女劳力拿一样的工分，只比一等男劳力少一 分。
　　父亲看我能吃苦，水性也比较好，１９６７年深秋让副业队的亲戚带我去学放木排。我和三个排工来到保康峡口镇，住进木材站租用的民房。先到马良挑铁丝，去来四 天，８０多斤铁丝，几百里山路，对我如同一次长征。接着扎木排，天天泡在水里，汗流着，水浸着，太阳晒着，手上肩上磨破皮，脖子脸上晒脱皮，腿上脚上泡脱 皮。更重要的是青春萌动期心理苦闷，同学们已天各一方，没和任何人达成相思约定，除了父母弟妹，一个可以想念的人也没有。两个多月以后，两支木排扎起，在 一个阴沉沉的下午，顺水而下，离开了陌生而又依恋的小 镇。刚走一天路程，父亲找来了，说学校通知我回去复课闹革命。一早，我接过三人送给我的五十元钱，与父亲上路，一天步行１３０多里，回到家中。翌日赶车到 学校，当晚被二年级造反派同学拉到教室一顿暴打。那段时间，只要不是造反派组织的，几乎人人遭到暴打。棍棒之下，没有道理和仁爱可言。因为造反派冲击军队，我宣布脱离，却没打过人，但他们把怨气撒到我这个“叛徒”身上，我只能认命。
　　复课后不久，毛主席号召农村学生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拖着受伤的身体，含泪回家。母亲在园子里摘菜，听说我不再上学了，便安排我明天到队里劳动。我把 挨打受伤的事告诉她，她泪眼汪汪，第二天带我去看医生，抓了藏红花、扣子七等破血行淤的药泡酒，每餐喝一盅。养了个把月，才下地干活。
　　１９６９年元月征兵干部来到水库渠道工地，动员适龄青年应征。和我一起回乡的都报了名，结果只有我录取，还费了老鼻子劲，政审差点通不过，有个三个至亲是解放战士。１９６８年我劳动１１个月，挣了２４００多分，家里第一次成为当年余粮户，还杀了一头改劁母猪。父亲27岁生我，那年已满47了，刚刚看到一点希望，我却要走，当然舍不得，在姑妈家放声大哭。我走后虽然可以享受一年３０００工分照顾，但五个弟妹都未成年，担水劈柴、背柴卖挣零用钱就只有他自己干了。母亲也说，求什么前程啊，只要娘儿母子在一起平平安安多好。我还是毅然走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啊！
１９７０ 年国防战士报复刊，我开始投稿，第十篇才登出来，是一首革命历史歌曲的小评论，后来有新闻消息等见报。５月，我调进团政治处报道组。报道组集中了四条汉子：老狐狸刘学武，汽炉子周光明，野狼嚎谢新桥，栾大哥元辰（就是本人，当时还没有这个笔名。至今有不少战友的夫人叫我大哥，但她们不知道是由绰号简省来 的）。老狐狸取了个集体笔名：闻宣斌。不到半年时间，我用集体笔名，发表了十多篇新闻和言论文章，还有了一整版部队学哲学的经验集纳。股里便把许多重要典型材料交给我，团宣传队出席昆明军区政治思想工作会的材料，七连出席二炮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的材料，团首长参加基地学习班的思想爬坡（思想爬坡，那时的人也真能想啊）材料，年底又让我主笔四连出席基地创办五好食堂的材料。
　　我是个新兵，对后勤工作不了解，加之四连移防，不能安排详细采访，同去后勤的参谋主要是陪同。时间紧，要求高，压力太，人已经很累，好胜心又强，只得连夜加班，苦思冥想，虽然在规定时间内交了稿，领导也没说不行，人却倒下了，昏昏沉沉，整夜睡不着觉，休息好几天缓不过劲来。来到１２２医院门诊，年青的女护士不由分说在我头上各大兴奋穴位针灸，我想糟了，回来果然更加无法入睡，神经彻底紊乱，不得不住进１４０野战医院。刚入院能吃不能睡，后来体力也迅速下降， 连看打乒乓球都头昏眼花流虚汗。住了两个多月不见好转，医院让我出院看中医，野战医院无中医。我回来跟宣传股长郑士忍、副股长李长瑞汇报，郑、李让我去看建水人民医院，一副药十多元，一共吃了六副，还是不见好转，丧沮到极点。电影组长孙向阳让我跟电影组学放电影，希望我能度过难关。
很快，部队要执行援老筑路任务，所有出国活动不能报道，报道组撤消，战士从哪里来回那里去。老狐狸已提干。1971年上半年准备提我的，因病泡汤，只能回去。股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提出七十多元药费能不能报销，郑股长让李副股长找政治处副主任，副主任说，那有这一说？我签字也不管用啊！李副股长找到新任政委孙玉堂，力呈我得病原因和个人表现，政委才签字。于是我又回到道机连，姜连长、刘指导员都非常不错，说宣传股交待过要好好照顾，让我安心养病。并把我交给一班长马东方，告诉他我享受班长待遇，不任职，不管班里工作，不安排站岗放哨，全心修养，训练坚持得了就参加，坚持不了不参加。
　　那段时间，我万念俱灰。但部队正进行出国前紧张的训练、教育和物资准备，我必须咬紧牙关参加。装车，卸车，砍树林，搭宿营棚，我干不了重的干轻的，怎么累都睡不着觉。开始施工我也上了工地，马东方班长亲手教我开推土机，但我实在坚持不了，只好留在家里，帮值班员拣柴烧水，让同志们下班有水洗（因发病率奇高， 水必须烧开才能洗），连家信也是已故的老乡周军帮我代写。
　　战友们都在默默地帮助我，卫生队司药郭昌安给我开维磷补汁和安定片，电影组老乡张友福帮我从老家邓村买天麻寄来，给养员樊孝士从食堂给我白糖和未放盐的白猪 肉（炖天麻），弟弟也从家里寄来了蜂糖蜜核桃。我满本子写着“心静自然少忧烦”以调节情绪、重建信心，睡眠时间由几分钟慢慢向十几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延长。１９７２年下半年，连队又让我担任文书。那时身体实际上还很虚弱，一动脑筋头就痛，心里只有两个字：坚持。年底，我写了五班战士刻苦学技术的一个典型材料，宣传股长李长瑞看到我又能写材料了，亲自到连队来调查核对，认为很成功。
　　１９７３ 年团政委要宣传股举办援老筑路大型展览，李股长请示政委后借调我任总编篡，文化干事孙向阳，后勤处军人服务社战士张国印，电影组战士范希谦负责摄影制作。 我们跟随电影车一个个连队采访摄制、回来冲底晒小样，用一块大模板摆小样，从内容需要和照片质量两方面选小样，不足的不成功的重拍，半年才凑齐小样，然后精心编写前言、后记和解说词，经团长政委和政治处领导审定，才开始放大照片、制作展板。由于全面展示了部队从开进到施工、训练、警卫、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质文化生活、国际交往等方面的情况，艺术、形象地纪录了全团官兵援老筑路的历史，工地巡回展出效果很好。
　　完成任务回到连队，跟当年入伍的通讯员李晓岸接触多起来，他便教我练习焦国瑞大师的意拳浑元桩功，始入气功门。勤加修炼，直到1975年，我的神经衰弱才真正治愈。
　　1973年底，连队同意我探亲，我去司令部找杨副参谋长批假。杨说，你已经当兵五年了，何不等等一起回去？我知道他是说老兵退伍、新兵入伍就要开始了，你把积存的一点钱用光，复员回去不是两手空空？我说，太想家了，还是让我先回去一趟吧。他就默默地签了字。
　　坐了三天汽车、三天火车、三天轮船，总共半个月才回到家里。当兵时来送的亲戚朋友很多，探家总得带点什么才好见面，除了烟酒水果糖，我还背了整整一袋25公斤云南白糖。找了草纸，和母亲在家里分包。那时，农村非常困难，家里一贫如洗，饭都吃不饱。有限的烟酒糖果，留家里待客，走亲戚，不管哪家就这一包白糖，够不够一斤，没称。没想到有个远房舅舅退了回来，说一包糖一斤都不够。我知道后心如刀绞，不是我舍不得，是只有这种能力啊。除了路费，我还借了两个月的津贴，如果归队就退伍，我的复员费只够还账。半个月以后，我带着莫名的忧伤返回部队。指导员高兴地告诉我，你提干了，文件很快会到，好好休息几天，文件一到就办交接，去政治处报到。我心里石头落了地，迟到了三年多的机会，你终于来了！
　　上任以后，才知道提我还是提别人来当政治处书记，其实是有很大争论的，宣传股、组织股、分管干部的宋汉峰副主任要提我，占了上风，团长政委也比较熟悉我，才得以通过。这已经是1974年上半年了。政治书记本来是主任、副主任秘书和机关事务管理员，但我不仅要干这些，还必须参加中心工作，写报告、编教案、搞试点、办简报，总有我一份，本职工只能抽空干，累得人猴儿似的。1974年9月，干脆提拔我当宣传股干事，承担连队教育、领导报告、工作总结等任务。
　　1982年基建工程兵建制撤销，我已任副营职三年，进基建工程兵政治部宣传部两年，本来可以留北京、去武警、进深圳，但家属随军工作很难安排，而且爱人也适应不了异乡生活，只能选择第三批（全军）转业。刘子威部长在家里为我送行，说，小元，就一头吧，图个团圆。科里用买废报纸的钱请我吃涮羊肉，泪眼相向，依依不舍。 原在报道组的老狐狸，后来一起在宣传股当干事，在基建工程兵政治部又到了一起，他在报社，我在宣传部，他选择的也是转业回湖北。送他离开北京的时候，我满心落泪。我们的军营生涯永远结束了，许多最美好的回忆只能留在梦里。多少年以后，我还梦着被军队重招回营，有时是当军官，有时是第二次当义务兵。在梦里，自己一点都没老啊。
　　1995年儿子上大学，我的心一下子空了，从此我把他交给了社会，他再不可能长时间呆在家里了。那年我也47岁，只是儿子比我离开父亲的时候小两岁。我29岁才得儿子。因参加省委政研室的会议，我顺便送他上大学，带他参观黄鹤楼、武汉长江大桥，心却忧伤满怀。感到突然老了，也真正体会到父亲当年放声大哭的心情。我突然发烧，赶紧到湖北饭店报到，上街买药，不让儿子担心。后来儿子还是告诉他妈说，老爸发烧，吓死我了。
　　1996年，我在担任县委政研室副主任8年（其中正科级研究员7年，我是改革后全县第一个不是正科级的部办委副职，所以正科要重新任命）、主任3年之后，被县委书记李德炳叫到办公室，告诉我提拔副县级完全没希望了，我知道他一直在为此努力，他说市委书记田震亚明确告诉他，过了45岁 他也没办法。然后说，准备给你安排一下，你看到哪个单位好，我说文联他摇头，我说残联他说你还得让后头有人愿意写啊，我说党校他说那里副校长七八个，协调任务太重。我看领导有主意了，就说听你给我安排啊。他说劳动局不错，人不多，又一直是先进单位，你研究政策出身，很快能适应。我说好吧，我就去那里。他说，明天就开常委会研究，你先不要讲，等谈话以后再准备交接。
　　没想到一到劳动局形势急转直下，赶上改制分流、失业下岗高潮，当了五年局长，卖了五年职工。而且收费来源锐减，工作经费严重紧缺，财政核定经费，不管你任务增还是减统统压缩20%，机关人平年费用不到三万元，工资、福利、水电、接待、培训、上缴业务开支全在其中，比大家认为穷的文化局还少，真是勒紧肚皮上风 口上浪尖上跳舞。问题是谁都不认为劳动局过的是这种日子，提起劳动局大家都说不错啊，权力部门，连分管县长王金建也说，不知你怎么搞的，这么困难。对上、 对外、对内都做不起人。为紧缩招待费，没按规定在办公室登记的账单一律不签字报销。一个副局长直接说，我堂堂一个副局长为工作请相关部门吃一顿饭都不能报销？我也知道很没面子，但是没办法，财政只核这多指标，吃多了工资发不出来，水电费、电话费缴不了，没钱到市里、省 里办职业技能等证，工作一停摆就要出大事，我必须狠心按大家议定的制度办。局长当得如此窝狼，不是我没本事，也不是没胆量，是命不好，没运气。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想尽苦方法，不还是发展了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事业，扩大了物质基础，为后来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吗？苦的只是劳动保障自己。原谅我吧，阿门！
（2008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