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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食物。内心默默地感恩着、怀念着一些普通的食物，以及寻求食物的故事。
不知道上帝把人造出来，为什么必须摄取食物。如果同石头一样，不用进食也可伫立数十、数百、数千万年不是很好吗？听说辟谷的人可以一个来月不吃东西只饮水，非常羡慕却没试过。
对 常人来说，一日三餐，似乎是天经地义的。虽不要精，粗茶淡饭少却不了。隔段时间还要打打牙祭。取得食物的方法，城里绝大多数人当然是买。有地的郊区农民可 以不用买，失业下岗没有收入的人，还有真正的乞丐，可以去菜地、菜市场拣，或者干脆在垃圾箱里掏，你不能否认这也是获取食物的方法。
因为机构改革要腾编让位，刚满53岁我便提前退休。玩了一年后，被妻子窜唆着，买了黄金卡一户居民70来平方米的旧房，办手续拆旧建新。卖了尚未进住的房改房，花了十个月精力和8万元积蓄，加卖房的12万5000元，和爱人当年4万多元的收入，儿子给的1万元现金，把白胚房建了起来，从此在这里安家落户。妻的父母和兄弟都住在附近，当时农民还有地，获取食物也有了跟过去不同的方式。
一是跟邻居们一起上山或到邻居田里去寻。山上可以寻到野韭菜、野芹菜、春天芽和落籽自生的青菜、白菜、萝卜菜（当地人叫变菜），河里甚至可以捉到鱼。当地不少人有菜地，四时蔬菜吃不完，这个给一把，那个给一把，两个人的日常需求就够了。有时还可以到岳父父母菜地里去扯。
二是代种妻二弟的田。妻二弟和老婆住商品房去了，儿子媳妇也到市区上班了。有块菜地，我们种了一年，征了。他后院里有一株很大的桂花树、一株 很大的枇杷树、一株橙子树，三株石榴树，几十株桂花、柑橘幼树，还有不大两块地。今年我们接手种，五六小畦，撒了两茬罗卜菜芽两茬白菜芽一茬菠菜一茬元荽 （香菜），种了一茬黄瓜一茬四季豆，接着排了蒜苗、栽了白菜。岳父屋后的一块菜地，年初征了要建加油站，后来因城建规划变动而改址，地里长了一人多高的 草，岳父母年事已高，只种了很少一部分。秋后，我和妻子约上她的大弟媳、幺弟媳，砍草烧荒，开田建园，每家得菜地几畦。我们撒了两块罗卜菜、一块四叶瓣、 一块白菜芽，栽了两块大白菜，排了一块蒜苗。天气晴和，便与妻提了小桶，去拔菜、除草、浇水、施肥、晒太阳，与她父母讲一会儿话。
妻变着法儿处理这些鲜嫩的菜芽，一个劲要我多吃、多吃，自个种的别浪费。我是饿过肚子的人，吃过二三十年大食堂的人，知道食物的珍贵。自己家的饭菜无论如何粗糙也和口味，尤其这些天然的菜蔬，没有污染，味道好，吃得放心。我的胃总被撑得满满的。
近二十多年出生的人，大多对饿肚子不会有切身感受。二十多年前，很多地方很多人吃不饱甚至饿着肚子，至少我家乡的多数人家如此。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正是文革中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建国后第二个最困难的时期、老百姓饿肚子的时期。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每年要吃半年以上的国家供应，才勉强不饿死人。因为那时还实行“三级核算、队为基础、出大寨工、拿大寨分”的人民公社体制，198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只准20%的 困难地区实行大包干。那时我在部队，探亲回家，母亲特地给我用搪瓷杯炜饭，弟弟妹妹们只能吃菜稀饭。妻第一次过门，最好的招待是长了虫的挂面，不知已珍藏 了多久。而后用生芽的麦子磨面杆包面，没有菜（正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民没有菜地，种南瓜不准超过三窝——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为人民谋利益的人民民主共和 国，让它的农民连菜都吃不上啊），用陈了多少年不舍得吃的臭豆豉和一小块长满虫的腊肉做馅，吃在嘴里，外面粘粘糊糊、半生不熟，里面哈喇扎嘴、而且很咸， 只比什么都没吃的好。知识青年最偏僻的乡村也有，他们常常是什么都没吃的。于是偷鸡、偷狗、偷树上的果子、偷地里的红薯、花生，什么能吃偷什么。那时有鸡 有狗的人家很少，看得宝贝似的，只要偷的人不是自己队里知青，必得放命追赶。于是有跳坎摔断腿的、有被打破脑袋的。
1974年我在云南，亲眼看见生产建设兵团的男女知青，吃的是霉米蒸钵饭（大概是每人每顿四两吧，当时部队干部定量标准每月也只有36斤，只有施工部队按出勤日可以增加到45斤 的标准，食堂吃的米也长了黄曲霉素），唯一的菜是一人一碗固体酱油泡汤，每天还要干砍胶林、种胶树、打砖胚等重体力活。常听说四川知青与上海知青为抢夺家 里寄来食品而打架的事。以致后来碰到一起就打，探亲走——从西双版纳打到昆明，探亲回——从昆明打到西双版纳。我几次亲碰见被打得头破血流的人拦我们部队 的解放牌汽车求救，部队也只能把他们送到附近医院里，让医院通知生产建设兵团。没有食物，人变得暴戾，安全没有保障，郁闷，绝望，这是当时知青的普遍景 遇。阿城中篇《棋王》里写王了一饥饿的感觉，撼动人的肠胃，是当时知青饿肚子的真实体验。
1975年，我们部队移住石屏县，有个连队住地紧靠乡里的窄轨火车站。火车站一个职工，有五个孩子（当时还没提倡计划生育）。老婆跟来了，但没工作。当时全国职工月工资大多30-40元， 肯定养活不了这一大家子。这个老婆常常搭连队进县城买菜的车去去来来，发现向司务长可以要到肥皂或蔬菜，进而知道买菜的人中惟独司务长结过婚，为人大方、 好说话。于是不断地要东西，不断地抛眉眼。司务长经不住诱惑，粘上了，常常相约半夜在火车站厕所里勾当，或者白天相约在县城里一间闲置的老房子里勾当。直 到连队移防后司务长同别的女人出了问题，才把这事连带出来。司务长被开除理所当然，但对这有五个孩子的母亲，确实不忍心说什么。食物未必能使人高尚，没有 食物却很难使人高尚起来啊。
食物匮乏，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苦难之一。翻开历史书，总是看到：“某年大旱，州县无收，饿殍遍野”；“战乱又起，民失其所，哀鸿遍野”等等字样。几乎没有那一 朝那一代没有饿死过人。即便到了今日，汶川地震这样大面积的灾祸可以得到及时救助，也总还有人由于这样那样的特殊原因陷于饥饿状态。食物永远关乎人的性 命。
我亲身经历的最严重的举国饥饿是1959年—1962年。究竟饿死了好多人，国家没有公布准确数据，网上有不少学者进行过调查研究，说法不一。反正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饥饿就是了，没有饿死的人都应该反思这场饥饿发生的原因。那时中国是一个纯农业大国，农民分到土地后的热情尚未消退，1953——1958年几乎年年丰收。1955年入初级社，1956年入高级社，农民仓里的粮食都是满满的。1958年 大办人民公社，从我家（当时五口人）收到食堂去的粮食几千斤，母亲只用小瓦罐藏了十多斤在房檐山墙上。猪拉到食堂杀了，鸡撵走了，猫儿狗儿无人问，铜锅铁 锅统统收购了——吃饭不要钱、按月工资制，家里不准开伙，锅碗瓢勺不支援国家建设干什么？也还真过了差不多半年的共产主义生活，当时我读四年级，全家人在 食堂吃饭，父母每月领到五块钱工资。下半年都去大办钢铁，到处是土法上马的炼铁炉，到处砍柴烧炭为炼铁炉提供能源。父母成天烧炭送炭，稻谷黄在地里没人 收，包谷烂在地里没人收，红薯冻在地里没人收。开始组织我们十来岁的娃娃收，后来娃娃也要背炭往公社送，庄稼烂在了地里。原来食堂里吃的是各家各户收上来 的粮食，地里的粮食大部分没收回来，过了1959年 那个春节，食堂没粮食办不下去了，散伙。三个半月，给我们家发了十九斤红高粱头子，不能舂，只能带壳磨面，到山上找野蒿子、榔树叶、黄荆树叶、青柿子，煮 一锅，放一把面，连汤带水喝到肚子里。这时我姨父得了带状泡症，全身浮肿溃烂，家里一粒粮食没有，姨妈请人把姨父抬到我家，让父母帮他找医生救他的命，更 重要的不是吃药，是不能饿死。母亲便把藏在屋檐山墙上的小米拿出来，用沙罐熬小米粥他喝。姨父的食量特别大，小米粥肯定填不饱肚子。母亲劝他：“哥哥啊， 你看先灯（父亲名）吃什么？伢子们吃什么？就这十来斤小米，必须吃到你好起来，吃了上顿没下顿，不还是要饿死吗？吃不饱，就多加些野菜啊。”经过一个多月 的治疗修养，姨父渐渐好起来，能说能笑了，母亲才说：“姐姐，哥哥也好得差不多了，我们家粮食也没有了，你们是不是回去想办法呀？”姨妈说：“把你们拖苦 了，我们该回去了。”临走，母亲把瓦罐里剩下的和坛子倒给了姨妈，不到一斤。
1959年下半年，我到南垭小学读五年级，父母让读一年级的弟弟和我一起住读，租杨家院子一户人家的屋住，离学校操场一二百米，自己做饭。粮食当然紧缺，每周给一瓢 面或者是一瓢糠碎米（估计两斤多一点。当时如果有粮票或者粮站有熟人，可以买到糠碎米，也就是细糠夹碎米头），一坛碎黄菜，几十个糠面树皮面粑粑。面与碎 糠煮成粥，每人一大碗，然后放黄菜，拌匀呼呼拉拉吞下去，塞肚子很管用。粑粑开始是自己吃，很难咽下，有同学愿意吃着好玩，我便以一两换一两的办法，一周 换回好几斤麦米和大米。白花花的大米只有袁家冲大队的同学才有啊，看着他们在学校伙房蒸饭馋得流口水，现在我们也有了，只是不能煮饭，只能煮稀饭，要细水 长流啊。差不多整个学期，用这种树皮粑粑换麦米和大米的办法度了过来。有个星期六回家，我和弟弟在家对门就喊饿了，父亲说，知道，有一耳锅稀饭，进门就 吃。耳锅是个中号铁锅，可以装一担水。大本锅碎米菜稀饭，估计满满一桶，放了盐，不知多好吃，我和弟弟一咕顿吃完，连锅边都刮得干干净净。父亲进门瞪大眼 睛问：都吃完了？我们说完了。“格咋，你们也真能吃啊！”后来才想到，父亲中午肯定没吃，原是等到我们放学后一起吃的。
1960年下半年，我从五年级直接考取宜昌县三中，食物依然十分匮乏。初中生国家定量每月16斤， 不是大米，全是长虫的豌豆，每餐为十六两制的三两，蒸出来正好一大把。肯定吃不饱，没办法。全国饥饿，“瓜菜代”。学校组织上山捋木楂果子（一种比麦豌豆 还小的红果，吃多结火），蒸了充饥，酸涩难咽。上大课，几百人一个教室，老师没力气讲，学生没心思听，溜出去，到对面山上拔茅根、挖鸡爪根、拣红薯根充 饥。老师抓住也不过训一顿，他们也饿得难受。
饥饿的滋味如何？杜鸿在中篇小说《黑痣》里写过，饿极极了的我明知种下的花生拌了农药，也要扒出来吞进肚里，嚼得满嘴白浆，只觉味道鲜美，根本感觉不到死亡的威胁。装饱肚子后口吐白沫，眼冒金花，又被灌屎灌尿地整过来。作者生于60年代中期，没有经过60年代初的大饥饿，但设计的情节有心理依据的。饿极了的人不顾生命后果，不象现在不挨饿的人听说食物里有三聚氰铵，就一起嚷嚷。
吃不饱肚子，老实的农民也会瞒产私分，不管对不对得起党、对不对得起国家。《狗日的粮食》讲的是这个故事。而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的，却是党和国家是不是对得 起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瞒产私分是要坐牢的。吃不饱也要如实上报，交齐公余粮，再由上级核实返供。从程序上讲党和国家没有错，错的是路线，不该搞得种田的 农民正常年景也吃不饱肚子，更不该连菜也不许种，猪也不许养，非绑到一起受穷挨饿不可，谁想吃饱一点、过好一点，谁就是跟党作对。
由于瞒产私分的罪名很大，于是又牵出一个问题，不满意谁就告谁瞒产私分。1975年 清队（清理阶级队伍）时，我父亲担任生产队长，仓库里被盗，上报了，但是没查出来。一帮人要争权力，便举报了父亲三个问题：“一，大河涨水时，拣过河里冲 下来的木料，做了家具，说明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二，文化革命中一贯不积极，只抓生产，不抓革命，还组织副业队放排捞钱，让生产队分值达到每十分工4角2分 钱，是拉拢群众；三、仓库被盗可能是他和保管员、妇女组长一起私分后制造的假象。”于是被关进学习班，拣木料做的家具被没收。母亲吓破胆，托人给派出所、 工作队说好话：“他是被冤枉的，没落实证据之前，千万不要打他。”弟弟写信告诉了我，我给工作队和村书记写了信，希望他们讲政策重证据，不放过一个坏人， 但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当时我在团政治处工作，如果办成了冤假错案，我还是知道投诉渠道的。第一条算不了大问题，不是偷不是抢，也没有国家林业站找上门来 问，知道哪儿来的、谁丢的？第二条是无稽之谈，生产队没有革命对象，地富反坏右都没有，农民不生产干什么呢，分值高不是偷来不是抢来的，而且也没有禁止集 体组织外出搞副业啊。第三条纯属猜想，没有任何证据。关了个把星期，放了，但是没做结论。接着进入多灾多难的1976年，接着粉碎四人帮，文化革命进程中断，接着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父亲被宣布没有问题，拣木料做的家具如数退还。又过了几年，分田到户，食物渐渐充实，饿肚子的日子渐渐成为一种记忆，留在了上几代人的脑海中。
屈指算来，集体饥饿的日子已经远去快三十了。不过，我们还有很多理由感谢食物，尤其是无污染的安全食物、放心食物。让老百姓吃得放心，可能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2008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