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塩野七生的《希臘人的故事3》，在《雅典的凋敗》那一章，談到西元前404年，雅典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輸給斯巴達之後，國內的氣氛與人民心態的改變，讓這一度「最典型、最開放的民主城邦」，是如何一步步退化自縮，最後判下最偉大的希臘人──蘇格拉底的死刑。

塩野七生開頭便秉筆直書：這是源自於自信的喪失。

塩野說：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雅典暫時拋棄了民主政體，轉向寡頭政體，而這並非戰勝國斯巴達的逼迫。真正的原因在於：綿延近30年的戰爭以雅典空前屈辱的失敗告終，雅典市民對自己沿用百年的民主政體失去了信任。

的確，公元前404年的雅典喪失了80年來一直擁有的所有「力量」：

作為主戰力的海軍艦船從200艘減少到12艘，只能近海警備。
連接首都雅典與外港比雷埃夫斯的7.5公里的「長墻」也多處被毀，長墻給予本國防衛和國民糧食兩方面的安全保障也化為烏有。
此外，延續了七十多年的提洛同盟遭到瓦解。

雅典民主派很快重新奪回政權。但，雅典的民主政治回來了，它的功能並未回來。對外戰爭失敗，強大國力流失，盟友離散，國譽不再，此般無力決定自己命運的冷酷現實，對於曾認定自己能夠主宰命運的雅典人來說，也許更加難以忍受。這是一種令人憤懣的心情。

在這樣的氣氛中，蘇格拉底事件爆發了。

非常諷刺的是：逼死蘇格拉底的不是「寡頭政體」這個少數人領導的政體，而是以全體市民的決定為決策基礎的「民主政體」。

70歲的蘇格拉底被押上了被告席。告發他的人叫美勒托。僅告發蘇格拉底這一件事就足以讓這無賴歷史留名了。民主政府的大人物在背後操縱著這個想在文學界出名但並不順利的年輕人。

訴因有兩個，即蘇格拉底缺少對希臘傳統神祇的信仰，以及給雅典青年講授哲學從而對他們施加惡劣影響。

塩野說：這二個起訴的理由現在看來無比荒謬。第一，信仰不可能存在客觀標準，而法律以有無證據為最重要的判斷標準，有關信仰的事能用法律來審判嗎？

對年輕人施加了惡劣影響是第二個訴因。當時的雅典人聽到這條會立刻想到阿基比亞德和克里提阿。這兩個人都是蘇格拉底的著名學生，而且都被認為給城邦國家雅典帶來了禍害。

阿基比亞德的罪名是罔顧法庭的出庭令逃往斯巴達，向敵人斯巴達提供了危害祖國雅典的戰略計劃。

而克里提阿建立了名為“三十僭主”的寡頭政權，造成了雅典的恐怖政治，被視為民主政體的敵人。

但這二人，都已經死去很久了。蘇格拉底教給他們的是思考的重要性。至於他們後來是民主派還是寡頭派，這不是哲學問題，是政治問題。自己的學生是民主派也好，有寡頭派的同情者也罷，對他而言都不是問題。

對一般大眾而言，無力決定自己命運的冷酷現實，對於曾認定自己能夠主宰命運的雅典人來說，也許更加難以忍受。這是一種令人憤懣的心情。如果此時，有人卻表現超凡──冷靜、客觀、睿智，也就是「看起來比我們厲害」的樣子，他就該死。

按照民主政體的雅典的慣例，審判蘇格拉底的責任落到了抽簽決定的500位市民身上。

告發者美勒托在這500人面前擔任檢察官的角色。他歷數並譴責了蘇格拉底的罪行，主張應該判他死刑。

在檢方發言之後500名市民進行了第一輪投票，即裁決投票。結果：有罪250票，無罪220票，棄權30票。

由此看來，也許這500位審判員中有不少人對蘇格拉底被起訴的訴因抱有疑問。此外，在有罪和無罪的票差很小的情況下，被告繳些數額不大的罰金或自己逃往國外便可結案。雅典有很多這樣的案例。

然而，蘇格拉底不打算接受這兩種妥協方案中的任何一種。

隨後開始的辯方辯護是他自己進行的。當時雅典的通行做法是要麽委托專業辯護人辯護，要麽在法庭上念這些人寫的辯辭。但蘇格拉底拒絕了這些做法。

當時雅典的法庭上經常出現另一種做法，即帶來慟哭的妻兒以博取審判員的同情。蘇格拉底也沒有采取這種戰術。

蘇格拉底不承認所有罪狀，他的話很明確：「我過去曾兩度應征入伍上戰場，還當過一次公務員，並未少盡一點雅典公民的義務，既然你們用雅典的法律審判我，那我服從這個法律。」

這是蘇格拉底向全體審判員發起的激烈挑戰，他等於聲稱他們正以違反雅典公民應盡義務為由審判他。

他這種「我認為我是對的」的態度，更激怒了民眾，與原本想差不多就收場的審判員們。。

500位審判員最初做出的判決是250人認為有罪，220人認為無罪。但聽了蘇格拉底的申辯後，他們的最終判決是360人認為有罪，140人認為無罪，和第一次有巨大的差距。這使付點罰款就能了事的情況一下子變為死刑判決了。

塩野問讀者：這360人為何憤怒呢？

因為這時雅典人處於不能決定自己國家命運的狀態，內心焦慮。市民們認為，他們能做的事只有焦慮，而蘇格拉底一點也不焦慮。於是他們把怒火發泄在蘇格拉底身上，結果便是以多數贊成票判蘇格拉底死刑。

如果不做這樣的想象，我們就無法解釋投有罪票的人數為何從第一天的250人變為第二天的360人。(以上內容，主要取自塩野七生的《希臘人的故事3》)

這便是最民主的國家，「清除雜質」的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