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徵收其實是基本人權被侵害的課題，土地看似財產權，但其實也是生存權及人格權，不可隨意被剝奪。

死刑犯必須經過三級三審，並可能提出非常上訴。然而土地被徵收戶的權益竟遠比死刑犯還不如。

我大學及研究所都畢業於政大地政學系，然後出國唸書，返國後又回母系任教，至今已快二十年。因此，我在都市計畫及地政界有很多老中青的朋友，他們可能位居要津，主導國家政策；也有學界的朋友，受邀參與各種重要委員會；更有剛入行的朋友，目前在顧問公司討生活。我很想與他們分享我這幾年來的重要心得，我很想要告訴他們，有一種死刑竟然長期以來都被我們所忽略，你們做的一些決定竟然是會嚴重影響人家的死活。我很想告訴他們，應該要停止了。

由於政府浮濫徵收土地，我參與許多自救會的抗爭活動，也因此結交很多好友。這群朋友大抵皆安分守己，腳踏實地，為自己及家人的生活努力打拼，平時很少拋頭露面以及參與相關政治事務，對於都市計畫及地政法規也都不熟悉，只是平靜過著尋常的日子。但是，政府突然的土地徵收讓他們驚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生活步調完全錯亂，日子頓然由彩色變黑白。由於壓力過於龐大，晚上睡不著者一大堆，必須藉由藥物才得以入眠。縱然勉強睡著，也是時常驚醒，致使睡眠斷斷續續，必須輾轉至天明。

如同苗栗大埔張森文先生一樣，他們時常問我一個問題，「老師，我到底犯了什麼罪？政府怎麼會這樣對我？」由於房子及土地是他們畢生努力的心血，許多人都是好不容易才拼出一棟房子，土地徵收就如同搶走了他們畢生絕大部分的積蓄，而低廉的補償金根本無法讓他們在附近購得相同面積及品質的屋舍，繼續維持相同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他們根本就不想離開自己生活已久的土地，因為土地就是家，是生活之所繫，是無價之寶，把土地搶走了，也就是剝奪了他們的生命。因此，土地徵收就如同是宣判他們的死刑，但是他們又何罪之有？「政府憑什麼決定我們的生死呢？」

傳統以來，政府及有權力者往往將土地徵收定位為金錢補償的課題，認為只要有補償即可徵收，對於人民的抗爭，也是制式的將其詮釋為土地被徵收人的貪婪及罔顧大局。但是，只要你深入與自救會接觸，即可發現事實並非如此。土地徵收其實是基本人權被侵害的課題，土地看是財產權，但其實也是生存權及人格權，不可隨意被剝奪。土地徵收絕對是迫不得已，而且一定要符合許多嚴謹要件，才可採用。但是，政府、財團及地方政治派系為了搶奪土地，根本不管這些要件，更反過來將住戶定位為死要錢的釘子戶，撲天蓋地的動用輿論及網軍來污衊他們。這都會帶給他們龐大的壓力，讓他們陷入痛苦的深淵，久久繞不出來。嚴重者，精神上產生憂鬱或躁鬱疾病，更有因此而罹癌，身體健康大受打擊。

眾所皆知，真正觸犯刑法而被宣判死刑的罪犯，數量其實不多，為了保障他們的人權，法律嚴格規定必須經過三級三審，並可能有非常上訴之提出，所耗費的時間相當的冗長。但是對於土地徵收這種特殊的死刑，我們的社會卻是相當的輕率，根本未經法院審判，直接就由政府來宣判，而且時間非常的短暫。

以苗栗大埔為例，從知道要被徵收到實際執行完畢，大概只花費三年。另以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案為例，計畫中的被徵收戶竟然是於去年八月才知此事，如今台南市府與交通部快馬加鞭，急急忙忙欲於明年就動工，二年時間不到。試問，有三級三審？沒有。有非常上訴嗎？沒有。土地被徵收戶是否有其他救濟管道？沒有。通通沒有，幾乎完全被堵死。土地被徵收戶的權益竟然遠遠比真正的死刑犯還不如！

如今，政府的都市計畫委員會、區域計畫委員會、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就如同法院，掌握土地被徵收戶的生殺大權。政府假情假意邀請學者專家參加，但是實際的權力完全掌握在行政官僚及他們上級長官手中。我的學者專家朋友們每次領取二千元的出席費，幾乎完全無決策權，但是卻也成為誤殺善良人民的幫兇。至於那些只會聽命於上級，並以「依法行政」來合理化殘害行為的行政官員們，你們的行徑與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稱的「邪惡的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何異？現階段的土地徵收就如同不斷上演的大屠殺。

我的朋友們，土地徵收是一個被嚴重忽略的死刑，但是被你們判死的，竟然都是善良的老百姓。他們根本沒有犯罪，你們不覺得這死刑太過於殘酷荒謬？我的朋友們，該停止了，不要再讓自己的雙手沾上土地被徵收者的鮮血，否則將來午夜夢迴，你要如何安睡。(本文作者為政大地政系教授徐世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