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台北市教育局要求各國小於下學年度起每週增加一節國語課一事，在學校教師與教師組織鍥而不捨的努力下，教育局終於從善如流，同意在提升學生國語文程度的前提下，將是否加課以及如何排課等問題，回歸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定，對於這樣的結果，我們固然感到欣慰，不過，對學校教師與教師組織而言，整起事件仍有以下問題值得深思：

    首先，本案確立了教師會既是專業團體也是壓力團體的組織定位：關於教師組織的定位，長期以來處於「各取所需」的局面，期待教師組織走向專業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家長團體，始終主張教師會應朝專業團體的方向發展，相較於此，不少工會與社運朋友，則毫不掩飾地希望教師組織成為一個團結的職業工會，這樣分歧的看法其實同樣存在於教師族群內部，雖然隨著教師權益的消減，有越來越多的教師夥伴認同了教師的勞動者定位，可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同仁堅持教師組織應朝「專業團體」發展，反對組織走向工會化。

    上述的爭議不僅難有交集甚至形同水火，然而，此番國語加課一事，卻再次印證吾人長期以來對教師組織定位的看法，亦即：工會與專業不僅不相衝突甚至是相輔相成相得益彰。以國語加課問題為例，台北市教師會如果缺乏專業論述，只是一味地要求教育局退讓、或一味地發動會員抗議，不難想見，教育局一定緊咬教師組織為反對而反對，要教育局主動回歸專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過來說，如果台北市教師會無法取得會員的支持，只是消極地批判教育局違反專業，教育局大概也不會有任何壓力，甚至於反過來消遣，「從頭到尾就只有少數幾位教師會幹部在反對」，在這樣的情勢下，要求教育局尊重專業無異是緣木求魚。由此可知，「團結」與「專業」就是教師組織賴以發展的雙翼，不僅不能偏廢，更應互為表裡交互為用，方能維護教師專業與權益。

    其次，維護教師尊嚴是所有會員的責任：無可諱言，相較於縣市教師會，不少學校教師會受限於各方面條件的限制其實難以發揮功能。以本案為例，台北市教師會早在教育局定案前，即曾通知所屬各學校教師會，告知國語加課應回歸學校本位，由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決定的基本立場，惟在惡劣的情勢下，除少數學校教師會始終堅持教育專業的立場外，大多數學校仍然難敵「威權」與「民粹」的壓迫，「被迫」接受由上而下的政令。

    分析學校教師會棄守專業的主要原因，除了「擋不住」以外，「反正還有台北市教師會擋著」的想法也是關鍵，筆者完全理解學校教師會經營的困境所在，問題是，維護教師尊嚴與權益的關鍵，其實不僅在縣市教師會本身，而在於縣市教師會擁有多少具備高度自覺與行動力的會員？設想一個情況，如果所有學校教師會在壓力下望風披靡不戰而敗，台北市教師會又能以什麼樣的籌碼堅持教育專業？相反地，如果有較多的學校可以力擋違反教育專業的各種壓力，縣市教師會最終得以扭轉戰局的機率也將隨之增加。

    易言之，所謂教師尊嚴與權益之維護，正是來自個別學校對教育專業的堅持。有經驗的學校教師會理事長一定可以證明，部分校長為了遊說學校會長退讓，其最常見的說詞便是，「某某學校也依照局裡指示辦理了，會長您就別堅持了。」由此可見，學校教師會勇於堅持專業不僅攸關個別學校的權益，對於全局發展更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所謂積小勝為大勝，良有以也。

    正因為如此，所有組織會員、學校教師會，都要有維護教師尊嚴捨我其誰的認知，讓所有違反教育專業的壓力清楚認識到：關於教育專業與教師尊嚴的堅持，教師組織數萬會員乃是鐵板一塊，沒得商量。此次國語加課問題之所以圓滿落幕，組織幹部在教育局歷次會議中堅守教育專業之立場固不待言，談判代表背後數以千計教師的支持尤為關鍵，從整個協商過程觀察，我們甚至可以說，會員的力挺是組織遊說最佳的籌碼，更是維護教師尊嚴的利器。

    最後，組織與會員之聯繫尚待強化：此次為了讓教育決策回歸專業，台北市教師會不僅多次行文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表達嚴正立場，亦曾聯合全國教師會、民意代表二次召開記者會，並發動會員連署抗議，更在第一時間將訊息告知會員，不過，仍有部分學校教師似乎無法及時接收組織傳達的訊息，不僅影響了組織動員的能量，也動搖了會員對組織的信任，值得教師組織通盤檢討。（20060705台灣立報教育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