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選
Excerpt：鍾玲的《我的紅楓歲月》-2
2026/08/07 05:21
瀏覽26
迴響0
推薦0
引用0
Excerpt：鍾玲的《我的紅楓歲月》-2
〈夜已央〉/ 溫健騮
燐燐的夜老去，如秋葉的憔悴
我們該站著期待，
還是躺下來，讓大地
作我們的床，或厚厚的褥被？
星網張著，那許多燭光，
靑的，赤的，如是冰凉！
守墓者的眼似地，
而且濡濕，哎，這濡濕的夜晚。
我們該不該向北斗問路？
向天狼？誰領我們
去踏那碎碎銀沙
去化作一顆未命名的光輝
閃耀在另一個李唐
從最蒼老的年月開始，
被膜拜，被情人的眼，
遙遙祝禱，張望，爲了離別的悵惘？
悵惘，流雲的形迹，
竟是你是我而沒有肉身；
這浸淹一切的夜在退潮，
我們的悲哀，快樂，也滅頂！
書名：我的紅楓歲月
作者：鍾玲
出版社：九歌
出版日期：2025/8
集學者與作家於一身的鍾玲，自七○年代獲得美國威士康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後，於國內外各大學任教，學術表現卓著。其創作橫跨詩、散文、小說領域，更延伸至胡金銓導演《山中傳奇》的劇本撰寫。繼《我的青芽歲月》後，鍾玲再度循著老照片追索回憶，以自述性散文筆法交織國族記憶與個人生命歷程，從赴美留學，旅居美國、香港，到與導演胡金銓的婚姻，細膩描摹她在異鄉受到深遠啟發的「紅楓歲月」。
【Excerpt】
〈香港短命詩人溫健騮的濃縮人生〉
一九六八年秋在愛荷華城認識了香港詩人溫健騮，他應邀參加愛大國際作家計畫，並修讀MFA碩士。他比我大一歲，卻短命，三十二歲零四個多月就因病過世，流星一般，明亮而短暫。
在愛荷華認識的瘂弦、鄭愁予是文壇明星，是我仰望的偶像詩人，而溫健騮和我年齡相若，出生於一九四四年，大我一歲。他著黑框眼鏡，個子小小的，卻滿身活力、滿心理想，滿腔熱血，所以我們成為談詩論文的好朋友。跟他第一次談話，就發現他對杜甫詩不但熟悉，背誦杜詩琅琅上口，而且談詩論文口吻如老學究，我想他大概是中文系的，哪裡知道他讀的是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原來他父親為中學教師，健騮從小受國學薰陶，有一點老靈魂的味道。
健騶是廣東高鶴人，一九四九年隨父母到香港時才五歲，全家分文皆無，健騮像劉紹銘老師一樣，度過艱苦的童年。聶華苓這麼描寫他的童年經歷：「我就會想起香港街頭一個七歲多的小男孩，用力大叫賣菜，賣麵包的樣子；就會想起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男孩踮起腳為人洗冷車的樣子。」（《溫健騶卷》，三五八頁）童年生活的壓力應該多少損傷他的身體。一九六〇年才十六歲多，他追循劉紹銘、葉維廉六、七年前的腳步，以香港僑生身分到台灣讀大學，一九六四年由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竟然二十歲就讀完大學，真是早慧早成，冥冥之中好像他想盡早完成自己。
讀政治大學時，余光中老師來政大西語系兼課，健騮選他的「英詩選讀」，所以他是余老師早期弟子，比我還早幾年。余老師這麼描寫他：「他的中英文根底都好，對詩尤有領悟……耕莘文教院舉辦『水晶詩獎』，健騮以一首短詩應徵，獲得冠軍。我不但主催其事，也在評審之列，對於高足得獎，當然格外高興……記得領獎的場合，年輕詩人還帶了他的女友來，介紹給我。」（〈征途未半念驊騮——序《溫健騮卷》〉，《井然有序》，一〇二—一〇三頁）健騮一九六四年獲得「水晶詩獎」首獎的作品為〈星河無獲〉，其遣詞造意，敘述語調都有余光中的影子，余老師也論及健騮早期作品受到自己的影響：「例如經營感性、使用典故、酌採文言文詞藻、追求古典風格等」（〈征途未半念驊騮〉，一一一頁）。以下為〈星河無渡〉（《溫健騮卷》，三—四頁）的句子：
聽崖下：水族悲歌
海塵生滅；若千年不雨
我無須仰望雲霓
只從你深深的眼色
就能汲取潤我的甘霖
我就長為不凋花
一九七〇年我第一本書《赤足在草地上》散文集在台北出書了，健騮來信坦率地批評我散文風格上的毛病：「『赤』書以論文較勝。創作文字，仍不脫所謂紫色散文（purple prose）的毛病。頗多（在台灣）流行的whimsicality，如『捕捉落日』……」
諍友本來應當如是，他批評得對。我這種「虛浮、異想天開」（whimsical）的風格，到中年以後才改掉，變得沉潛一些。而他到達愛荷華城之後的詩風，不再是余光中式的華麗詞藻，講求氣勢，而是口語化，靈動，富透視力和象徵力。這首叫〈洛磯山所見〉（《溫健騮卷》，九十五頁），寫成於愛荷華城，他把手稿影印寄給我。其中的「峽谷」是指南北向跨越北美西部的洛磯山山脈（Rockies）：
現在，峽谷向下切得更狹更深了。
現在，我的足趾開展如森林了。
現在，青草已經占據一個小女孩的盤骨了。
現在，所有的喉頭都被雪和狼哽噎住了。
現在，我們瞎了很久的眼睛開始向裡面看了。
看見的是一些風，一些流水和一些寒冷。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一年間，健騮在愛荷華修藝術創作碩士MFA，兼任聶華苓「沈從文研究計畫」的研究員。這期間他的思想產生重大轉變，對文化大革命起了憧憬，他說自己做了選擇，「是一種歷史方向的選擇，『認同』往往是以個人為出發點，但歷史方向卻是民族的……我的『中國問題』是：對於中國，自己能做些什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來信）可見他的轉變是一種熱血的民族情懷。一九七一年我去愛荷華城時，看見行動派的他用心投入保釣運動，也為《盤古》雜誌向我拉稿，還努力為雜誌募款。那時身畔還是那位美國女友Marion。健騮很有女人緣，大概因為他體貼而熱情。
一九七二年秋健騮到紐約州的康乃爾大學東亞系，讀中文研究博士，我也在這年獲博士學位，轉換跑道，由研究生變為助理教授，到紐約州立大學艾伯尼校區任教，兩地都在紐約州，距離不遠。我興致勃勃地去探訪他，因為可以一探從來沒有去過的長春藤名校康乃爾大學，大學所在的鎮叫Ithaca，有一個絕美的譯名「綺色佳」，應該是冰心取的，一九二四年她在威爾斯利女子學院修英國文學碩士時，暑假到康乃爾大學修法語。「綺色佳」可以跟徐志摩為義大利Florence城起的「翡冷翠」相比美了，「翡冷翠」貼近義大利文Firenze的發音。健騮帶我在美麗的校園徒步走一大圈，這座校園裡居然橫穿一條翠綠的、深切的河谷！健騮一路上滿懷熱情地向我訴說他對中國命運的關切。
一九七三年十月我的老師朱立民（一九二〇—一九九五）教授來訪艾伯尼，我在台大外文研究所讀過一年，即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學年，那時朱老師是外文系系主任，非常照顧我們研究生，他愛護學生是出名的，連公務出國也四處探望學生。在艾伯尼我住的是城裡聯排別墅式裡的單間公寓。門鈴響了，打開大門，石階下站著高個子老帥哥朱老師，穿著棕色長大衣，臉上展開寬闊的笑容，跟我揮手，我內心著實愧疚，台大研究所只讀了一年就出走，老師對我這個逃兵不但不生氣，反而老遠來看我！還送給我厚厚一本艾蜜莉．狄金生全集！我請健騮由綺色佳過來作陪客，還請了於梨華，在我家招待朱老師吃火鍋。席上她和朱老師談笑風生，健騮悶頭吃，不怎麼說話。我想健騮和梨華那時思想都很左，可以說志同道合。朱老師當時擔任台大文學院院長，也許健騮對他的身分不無疑慮。
沒有見過任何讀博士的人，像健騮這般拚命的，十二個月裡，即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修完博士班所有必選課，還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綜合考試。同樣的過程我用了十六個月，在同儕中已經算快了，健騮卻只花四分之三的時間。他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給聶華苓寫的信中說：「去年度生活的緊迫和忙亂也是少有的。工作和功課都有點像『泰山壓頂』，一天到晚，在書堆旁用『老樹盤根』的功夫也只落得個只能招架，無法還擊。」（《溫健騮卷》，三五四頁）我想他如此透支自己，必然對身體的摧殘很大。他對我說，博士論文計畫寫《金光大道》（一九七二）的作者浩然。二〇二〇年代的今天，應該沒有什麼人讀浩然了，他是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最紅的作者，一九六二年他出版的小說《豔陽天》受到江青（一九一四—一九九一）大大的肯定。浩然的《金光大道》，寫五十年代初期農村故事，當時成為毒動的暢銷小說。但是四人幫下台以後，很少人談論到浩然作品的文學價值。
一九七四年三月我到紐約市開會，健騮邀我到紐約街頭漫步，陽光淡金，陣陣寒風中他把自己緊緊裹在夾克和圍巾裡，說：「我患鼻咽癌了。」風屬著我的耳朵，我不相信聽到的，叫道：「什麼？」
我望著他，鼻梁上端貼了一小片紗布，我想起去年年底他已經住在紐約市朋友家，沒有住在康乃爾大學附近他租的房子。我問：「你是在紐約看病嗎？病嚴重嗎？」他點點頭。意思是看病呢？還是嚴重呢？他不大說自己的事。
他瞥一下我，急促地說：「去年準備考博士綜合考試的時候，就已經鼻子塞、鼻子痛了，有時還流一點血。我去看校醫，他誤診為鼻竇炎。在他那裡治療、吃藥吃了半年，老看不好，去年年底才到紐約市的大醫院看，一下子就確診鼻咽癌。沒有耽誤那半年就好了。」
唉，庸醫害了我的朋友！害了詩壇！他略顯消瘦，但是精神不錯。那是我最後一次見他。幾個月以後他回到香港，在人生剩下的兩年裡，他做了別人十年做的事。那兩年十個癌症療程接一個療程地積極治療，先後全職擔任《今日世界》出版社編輯和《時代生活》出版社編輯。一九七五年秋香港大學中文系聘他為全職講師。他還用一樣的熱誠繼續推動左傾愛國文藝活動，同古兆申一起辦《盤古》，同文樓等創辦《文學與美術》雙月刊。此外，以他重病之身結婚成家，生有一女。健騮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來信中說：「我去年十二月底結婚。妻子是教傷殘兒童的，所以現在她多教一個，就是我。她清清楚楚知道我的病況，卻竟不介意，說要跟定我了。」語帶他典型的幽默。
健騮在病魔折磨之下，依然傾心愛她，想是她受了感動才結婚的；他依舊對人生、對家國熱情付出，這必然也感動了她。當他一九七六年六月離開的時候，短短三十二年的人生是飽滿的，滿載愛情、親情和友情。他的好友古兆申、黃繼持編輯的《溫健騮卷》，一九八七年由香港三聯出版。健騮不知道他離開四個月以後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因為早逝，他免於思想上的混淆，也不需要在人生信念上做重大的調整。但是，他生命最後八年中揮灑過熱血的民族情懷和理想主義，他應該沒有遺憾。
健騮跟我在人生軌跡上重疊，是他人走了以後才發現的。一九七二年六月我獲得威大的博士學位之前一年，已開始找教職，但是不順利，因為碰上美國經濟不景氣。而健騮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二年在愛荷華大學修藝術碩士MFA時，兼任聶華苓「沈從文研究計畫」的研究員。我跟聶老師寫信說找工作不順利，她說剛好健騮會到康乃爾大學讀博士，她可以用博士後研究員（Post-doctoral fellow）職位聘我去幫忙她做研究。真感謝聶老師的及時雨，這職位就是健騮走過的足跡。一個月後我應聘去紐約任教，沒有踏上健騮的軌跡。過了十年，一九八二年，我在電影界忙碌了五年以後，應聘香港大學中文系，教中國現當代文學和翻譯組的課。同事告訴我，這個職位前任的前任就是溫健騮，他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學年占的就是這個缺。我們在同一個職位上，這次我終於接上他的軌跡。因為習氣有些相近，所以走同樣的軌跡罷。
〈夜已央〉/ 溫健騮
燐燐的夜老去，如秋葉的憔悴
我們該站著期待，
還是躺下來，讓大地
作我們的床，或厚厚的褥被？
星網張著，那許多燭光，
靑的，赤的，如是冰凉！
守墓者的眼似地，
而且濡濕，哎，這濡濕的夜晚。
我們該不該向北斗問路？
向天狼？誰領我們
去踏那碎碎銀沙
去化作一顆未命名的光輝
閃耀在另一個李唐
從最蒼老的年月開始，
被膜拜，被情人的眼，
遙遙祝禱，張望，爲了離別的悵惘？
悵惘，流雲的形迹，
竟是你是我而沒有肉身；
這浸淹一切的夜在退潮，
我們的悲哀，快樂，也滅頂！
書名：我的紅楓歲月
作者：鍾玲
出版社：九歌
出版日期：2025/8
集學者與作家於一身的鍾玲，自七○年代獲得美國威士康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後，於國內外各大學任教，學術表現卓著。其創作橫跨詩、散文、小說領域，更延伸至胡金銓導演《山中傳奇》的劇本撰寫。繼《我的青芽歲月》後，鍾玲再度循著老照片追索回憶，以自述性散文筆法交織國族記憶與個人生命歷程，從赴美留學，旅居美國、香港，到與導演胡金銓的婚姻，細膩描摹她在異鄉受到深遠啟發的「紅楓歲月」。
【Excerpt】
〈香港短命詩人溫健騮的濃縮人生〉
一九六八年秋在愛荷華城認識了香港詩人溫健騮，他應邀參加愛大國際作家計畫，並修讀MFA碩士。他比我大一歲，卻短命，三十二歲零四個多月就因病過世，流星一般，明亮而短暫。
在愛荷華認識的瘂弦、鄭愁予是文壇明星，是我仰望的偶像詩人，而溫健騮和我年齡相若，出生於一九四四年，大我一歲。他著黑框眼鏡，個子小小的，卻滿身活力、滿心理想，滿腔熱血，所以我們成為談詩論文的好朋友。跟他第一次談話，就發現他對杜甫詩不但熟悉，背誦杜詩琅琅上口，而且談詩論文口吻如老學究，我想他大概是中文系的，哪裡知道他讀的是台灣政治大學外交系。原來他父親為中學教師，健騮從小受國學薰陶，有一點老靈魂的味道。
健騶是廣東高鶴人，一九四九年隨父母到香港時才五歲，全家分文皆無，健騮像劉紹銘老師一樣，度過艱苦的童年。聶華苓這麼描寫他的童年經歷：「我就會想起香港街頭一個七歲多的小男孩，用力大叫賣菜，賣麵包的樣子；就會想起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男孩踮起腳為人洗冷車的樣子。」（《溫健騶卷》，三五八頁）童年生活的壓力應該多少損傷他的身體。一九六〇年才十六歲多，他追循劉紹銘、葉維廉六、七年前的腳步，以香港僑生身分到台灣讀大學，一九六四年由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竟然二十歲就讀完大學，真是早慧早成，冥冥之中好像他想盡早完成自己。
讀政治大學時，余光中老師來政大西語系兼課，健騮選他的「英詩選讀」，所以他是余老師早期弟子，比我還早幾年。余老師這麼描寫他：「他的中英文根底都好，對詩尤有領悟……耕莘文教院舉辦『水晶詩獎』，健騮以一首短詩應徵，獲得冠軍。我不但主催其事，也在評審之列，對於高足得獎，當然格外高興……記得領獎的場合，年輕詩人還帶了他的女友來，介紹給我。」（〈征途未半念驊騮——序《溫健騮卷》〉，《井然有序》，一〇二—一〇三頁）健騮一九六四年獲得「水晶詩獎」首獎的作品為〈星河無獲〉，其遣詞造意，敘述語調都有余光中的影子，余老師也論及健騮早期作品受到自己的影響：「例如經營感性、使用典故、酌採文言文詞藻、追求古典風格等」（〈征途未半念驊騮〉，一一一頁）。以下為〈星河無渡〉（《溫健騮卷》，三—四頁）的句子：
聽崖下：水族悲歌
海塵生滅；若千年不雨
我無須仰望雲霓
只從你深深的眼色
就能汲取潤我的甘霖
我就長為不凋花
一九七〇年我第一本書《赤足在草地上》散文集在台北出書了，健騮來信坦率地批評我散文風格上的毛病：「『赤』書以論文較勝。創作文字，仍不脫所謂紫色散文（purple prose）的毛病。頗多（在台灣）流行的whimsicality，如『捕捉落日』……」
諍友本來應當如是，他批評得對。我這種「虛浮、異想天開」（whimsical）的風格，到中年以後才改掉，變得沉潛一些。而他到達愛荷華城之後的詩風，不再是余光中式的華麗詞藻，講求氣勢，而是口語化，靈動，富透視力和象徵力。這首叫〈洛磯山所見〉（《溫健騮卷》，九十五頁），寫成於愛荷華城，他把手稿影印寄給我。其中的「峽谷」是指南北向跨越北美西部的洛磯山山脈（Rockies）：
現在，峽谷向下切得更狹更深了。
現在，我的足趾開展如森林了。
現在，青草已經占據一個小女孩的盤骨了。
現在，所有的喉頭都被雪和狼哽噎住了。
現在，我們瞎了很久的眼睛開始向裡面看了。
看見的是一些風，一些流水和一些寒冷。
一九六八到一九七一年間，健騮在愛荷華修藝術創作碩士MFA，兼任聶華苓「沈從文研究計畫」的研究員。這期間他的思想產生重大轉變，對文化大革命起了憧憬，他說自己做了選擇，「是一種歷史方向的選擇，『認同』往往是以個人為出發點，但歷史方向卻是民族的……我的『中國問題』是：對於中國，自己能做些什麼？」（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來信）可見他的轉變是一種熱血的民族情懷。一九七一年我去愛荷華城時，看見行動派的他用心投入保釣運動，也為《盤古》雜誌向我拉稿，還努力為雜誌募款。那時身畔還是那位美國女友Marion。健騮很有女人緣，大概因為他體貼而熱情。
一九七二年秋健騮到紐約州的康乃爾大學東亞系，讀中文研究博士，我也在這年獲博士學位，轉換跑道，由研究生變為助理教授，到紐約州立大學艾伯尼校區任教，兩地都在紐約州，距離不遠。我興致勃勃地去探訪他，因為可以一探從來沒有去過的長春藤名校康乃爾大學，大學所在的鎮叫Ithaca，有一個絕美的譯名「綺色佳」，應該是冰心取的，一九二四年她在威爾斯利女子學院修英國文學碩士時，暑假到康乃爾大學修法語。「綺色佳」可以跟徐志摩為義大利Florence城起的「翡冷翠」相比美了，「翡冷翠」貼近義大利文Firenze的發音。健騮帶我在美麗的校園徒步走一大圈，這座校園裡居然橫穿一條翠綠的、深切的河谷！健騮一路上滿懷熱情地向我訴說他對中國命運的關切。
一九七三年十月我的老師朱立民（一九二〇—一九九五）教授來訪艾伯尼，我在台大外文研究所讀過一年，即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學年，那時朱老師是外文系系主任，非常照顧我們研究生，他愛護學生是出名的，連公務出國也四處探望學生。在艾伯尼我住的是城裡聯排別墅式裡的單間公寓。門鈴響了，打開大門，石階下站著高個子老帥哥朱老師，穿著棕色長大衣，臉上展開寬闊的笑容，跟我揮手，我內心著實愧疚，台大研究所只讀了一年就出走，老師對我這個逃兵不但不生氣，反而老遠來看我！還送給我厚厚一本艾蜜莉．狄金生全集！我請健騮由綺色佳過來作陪客，還請了於梨華，在我家招待朱老師吃火鍋。席上她和朱老師談笑風生，健騮悶頭吃，不怎麼說話。我想健騮和梨華那時思想都很左，可以說志同道合。朱老師當時擔任台大文學院院長，也許健騮對他的身分不無疑慮。
沒有見過任何讀博士的人，像健騮這般拚命的，十二個月裡，即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三年，修完博士班所有必選課，還通過博士候選人資格綜合考試。同樣的過程我用了十六個月，在同儕中已經算快了，健騮卻只花四分之三的時間。他在一九七三年十一月給聶華苓寫的信中說：「去年度生活的緊迫和忙亂也是少有的。工作和功課都有點像『泰山壓頂』，一天到晚，在書堆旁用『老樹盤根』的功夫也只落得個只能招架，無法還擊。」（《溫健騮卷》，三五四頁）我想他如此透支自己，必然對身體的摧殘很大。他對我說，博士論文計畫寫《金光大道》（一九七二）的作者浩然。二〇二〇年代的今天，應該沒有什麼人讀浩然了，他是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最紅的作者，一九六二年他出版的小說《豔陽天》受到江青（一九一四—一九九一）大大的肯定。浩然的《金光大道》，寫五十年代初期農村故事，當時成為毒動的暢銷小說。但是四人幫下台以後，很少人談論到浩然作品的文學價值。
一九七四年三月我到紐約市開會，健騮邀我到紐約街頭漫步，陽光淡金，陣陣寒風中他把自己緊緊裹在夾克和圍巾裡，說：「我患鼻咽癌了。」風屬著我的耳朵，我不相信聽到的，叫道：「什麼？」
我望著他，鼻梁上端貼了一小片紗布，我想起去年年底他已經住在紐約市朋友家，沒有住在康乃爾大學附近他租的房子。我問：「你是在紐約看病嗎？病嚴重嗎？」他點點頭。意思是看病呢？還是嚴重呢？他不大說自己的事。
他瞥一下我，急促地說：「去年準備考博士綜合考試的時候，就已經鼻子塞、鼻子痛了，有時還流一點血。我去看校醫，他誤診為鼻竇炎。在他那裡治療、吃藥吃了半年，老看不好，去年年底才到紐約市的大醫院看，一下子就確診鼻咽癌。沒有耽誤那半年就好了。」
唉，庸醫害了我的朋友！害了詩壇！他略顯消瘦，但是精神不錯。那是我最後一次見他。幾個月以後他回到香港，在人生剩下的兩年裡，他做了別人十年做的事。那兩年十個癌症療程接一個療程地積極治療，先後全職擔任《今日世界》出版社編輯和《時代生活》出版社編輯。一九七五年秋香港大學中文系聘他為全職講師。他還用一樣的熱誠繼續推動左傾愛國文藝活動，同古兆申一起辦《盤古》，同文樓等創辦《文學與美術》雙月刊。此外，以他重病之身結婚成家，生有一女。健騮在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來信中說：「我去年十二月底結婚。妻子是教傷殘兒童的，所以現在她多教一個，就是我。她清清楚楚知道我的病況，卻竟不介意，說要跟定我了。」語帶他典型的幽默。
健騮在病魔折磨之下，依然傾心愛她，想是她受了感動才結婚的；他依舊對人生、對家國熱情付出，這必然也感動了她。當他一九七六年六月離開的時候，短短三十二年的人生是飽滿的，滿載愛情、親情和友情。他的好友古兆申、黃繼持編輯的《溫健騮卷》，一九八七年由香港三聯出版。健騮不知道他離開四個月以後文化大革命結束了。因為早逝，他免於思想上的混淆，也不需要在人生信念上做重大的調整。但是，他生命最後八年中揮灑過熱血的民族情懷和理想主義，他應該沒有遺憾。
健騮跟我在人生軌跡上重疊，是他人走了以後才發現的。一九七二年六月我獲得威大的博士學位之前一年，已開始找教職，但是不順利，因為碰上美國經濟不景氣。而健騮一九七〇到一九七二年在愛荷華大學修藝術碩士MFA時，兼任聶華苓「沈從文研究計畫」的研究員。我跟聶老師寫信說找工作不順利，她說剛好健騮會到康乃爾大學讀博士，她可以用博士後研究員（Post-doctoral fellow）職位聘我去幫忙她做研究。真感謝聶老師的及時雨，這職位就是健騮走過的足跡。一個月後我應聘去紐約任教，沒有踏上健騮的軌跡。過了十年，一九八二年，我在電影界忙碌了五年以後，應聘香港大學中文系，教中國現當代文學和翻譯組的課。同事告訴我，這個職位前任的前任就是溫健騮，他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學年占的就是這個缺。我們在同一個職位上，這次我終於接上他的軌跡。因為習氣有些相近，所以走同樣的軌跡罷。
你可能會有興趣的文章：
限會員,要發表迴響,請先登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