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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蘇珊‧桑塔格的〈1926年......巴斯特納克‧茨維塔耶娃‧里爾克〉
2022/12/30 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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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蘇珊‧桑塔格的〈1926年......巴斯特納克‧茨維塔耶娃‧里爾克〉
尊敬的、親愛的萊內‧馬利亞‧里爾克先生！
希望這不是夢，我是列昂尼德‧奧西波維奇‧巴斯特納克，您或許記得我，我能有幸致信我喜愛的舊友、當今歐洲的名人，祝賀您五十誕辰，謹在此擁抱您，並衷心地祝您幸福！
我親愛的詩人，您還記得俄語嗎？您曾經用俄語給我寫過信。如果您還記得，我就將繼續用俄語寫下去。
您還記得古老的、迷人的、如今變得像神話和童話一樣的莫斯科嗎？……您還記得托爾斯泰、他的家和雅斯納亞‧波利亞納嗎？您還記得羅馬那個神奇、溫暖的黑夜嗎？在與鮑格才家相鄰的別墅裡，我們談了很多，還談到了《伊戈爾遠征記》……您還記得我們最後一次在一節瑞士列車的過道上的偶然相遇嗎？當時有一條洶湧的山溪在我們下面翻滾著泡沫飛濺的浪花，那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
自那時起，多少“光陰流逝了”，歷史中罕見的事件在四處發生，淹沒了一切，尤其是淹沒了我們……
——列‧奧‧巴斯特納克致里爾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入手二手書就是一次複習的機會。
去年讀過蘇珊‧桑塔格的這本《同時：桑塔格隨筆與演說》，曾經摘要過其中的一篇〈同時：小說家與道德考量〉，而恰巧近日讀完桑塔格的一本傳記，也正繼續遲緩地閱讀里爾克的《布里格手記》，因而，這次就再挑選另外一篇關於里爾克的文章進行分享。
至於早已絕版多時的《三詩人書》(劉文飛譯，簡體版書名：抒情詩的呼吸)，在此一併推薦。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04212
同時：桑塔格隨筆與演說
At the Same Time
作者：蘇珊‧桑塔格
原文作者：Susan Sontag
譯者：黃燦然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1/05/06
語言：繁體中文
作者簡介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年1月16日出生於美國紐約市。難以被歸類的傑出寫作者，不僅是一名小說家、哲學家、文學批評家、符號學家，也是電影導演、劇作家與製片。影響遍及各領域，與西蒙．波娃、漢娜．鄂蘭並列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三位女性知識分子，而有「美國最聰明的女人」的封號。
她每發表一本著作都成為了一件文化盛事。代表作品包括：1966年出版的《反詮釋》即成為大學校院經典，令她名噪一時。1977年的《論攝影》獲得國家書評人評論組首獎，至今仍為攝影理論聖經。1978年的《疾病的隱喻》肇於她與乳癌搏鬥的經驗，被女性國家書會列為七十五本「改變世界的女性著述」之一。2000年面世的小說《在美國》為她贏得美國國家書卷獎。
桑塔格一生獲獎無數，1996年獲得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並當選為美國文學藝術院院士，2001年獲得耶路撒冷獎，表彰其終身的文學成就，2003年再獲頒德國圖書交易會和平獎。雖然她已於2004年12月28日離世，但她提出的問題仍敲打著讀者的心靈，世界也從未停止對她的思考與懷念。
【Excerpt】
〈1926年......巴斯特納克‧茨維塔耶娃‧里爾克〉
一九二六年發生什麼事，當這三位詩人互相通信的時候？
5月12日，蕭斯塔科維奇的《F小調第一交響曲》由列寧格勒交響樂團首演；這一年作曲家十九歲。
6月10日，年老的加泰羅尼亞建築師安東尼奧‧高迪在他每天從巴塞羅那聖家堂建築地盤步行去同一個街區的另一座教堂做晚課的途中被電車撞倒，躺在街上無人理會 (因為，據説沒人認出他)，就這麼死去。
……
12月6日，本雅明抵達莫斯科，逗留兩個月。他沒有見到三十六歲的巴斯特納克。
巴斯特納克已有四年未見過茨維塔耶娃。自她一九二二年離開俄羅斯之後，他們已成為彼此最珍惜的對話者，巴斯特納克默認茨維塔耶娃是比他更偉大的詩人，有新作就首先給她看。
三十四歲的茨維塔耶娃與丈夫和兩個孩子住在巴黎，過着拮据的生活。
五十一歲的里爾克患白血病，住在瑞士一家療養院，正瀕臨死亡。
《書信：1926年夏天》(Letters: Summer 1926)是神聖的藝術譫妄的一幅畫像。有三位參與者：一個神和兩個崇拜者，後者還彼此崇拜 (而我們，他們的書信的讀者，都知道他們也是兩個未來的神)。
兩位多年來以書信熱烈地交流對創作和生活的看法的俄羅斯青年詩人，與一位偉大的德語詩人通信，後者在他們看來是詩歌的化身。這些三方情書——它們是情書——是對詩歌和對精神生活所懷的激情的無與倫比的戲劇化。
它們描繪了一個有着奔放的感情和精純的志向的王國，如果我們把它斥為「浪漫」，那將是我們莫大的損失。
德語文學和俄語文學一直都特別追求精神高度。茨維塔耶娃和巴斯特納克都懂德語，里爾克則學過並達到通曉俄語——三人都充滿了瀰漫於這兩種語言中的文學神性的夢想。兩個俄國人從童年起就都是德國詩歌和音樂的愛好者 (兩人的母親都是鋼琴家)，期待他們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是一個以歌德和荷爾德林的語言寫作的人。而那位德語詩人則有一位曾是他早年性格形成期的戀人兼導師的作家，她生於聖彼得堡，並兩次帶他去俄羅斯，自此俄羅斯就被他視為他真正的精神故鄉。
他們的第二次俄羅斯之行是在一九年，而巴斯特納克實際上看到里爾克，並且有可能被介紹給青年里爾克。
巴斯特納克著名的畫家父親是一位受尊敬的友人；鮑里斯，這位未來詩人，當時十歲。巴斯特納克正是懷着對里爾克與情人盧‧安德烈亞斯薩洛梅登上火車——他們被虔敬地隱去姓名——這一神聖記憶，開始他的《安全保護證》，這本書是他散文的至高成就。
茨維塔耶娃當然從未見過里爾克。
三位詩人都被似乎是難以兼容的需要所激動着：對最絕對的孤獨的需要和對與另一個精神同類進行最熱烈的交流的需要。「我的聲音只有在絕對孤獨的時候才能純粹而清晰地響起，」巴斯特納克在一封信中對他父親説。滲透着不妥協的激情，是茨維塔耶娃所有寫作的驅動力。在《良心之光照亮的藝術》中，她寫道：
詩人只可能有一個祈禱： 不去理解那不可接受的——讓我不去理解，以免我被誘惑……讓我不聽，以免我回答……詩人唯一的祈禱是祈禱耳聾。
而我們從里爾克給不同的通信者——主要是女人——的書信中知道，他生命中標誌性的兩步舞，是逃避親密和爭取無條件的同情和理解。
雖然兩位青年詩人自稱是侍從，但通信很快就變成一次平起平坐的交流，一次親和的競爭。里爾克幾乎以跟兩位俄國仰慕者同樣熱切、雀躍的音調回應他們，這可能會使熟悉里爾克那些絢麗的、常常是莊重的通信的主脈的人感到意外。但是，他從未有過具有像巴斯特納克和茨維塔耶娃這等質量的對話者。我們從寫於1903年至1908年的《給一位青年詩人的信》中所認識的那個至尊、説教的里爾克不見了。這裏只有天使般的談話。沒有什麼可教的。沒有什麼可學的。
歌劇是當今唯一仍可被接受的狂想詩文的媒介。理查‧史特勞斯的《納克索斯島的阿莉阿德涅》——其歌詞作者霍夫曼斯塔爾是里爾克的同代人——結尾的二重唱提供了一個可比較的感情奔放的例子。阿莉阿德涅和酒神巴克斯對作為再生和自我改造的愛情所唱的讚歌，肯定比三位詩人宣稱的澎湃的愛戀之情更令人自在些。
而這些書信並非結尾的二重唱。它們是試圖成為——但最終未能成為——三重唱的二重唱。三位詩人到底期望哪一種互相佔有？這種愛到底有多狂熱和有多排他？
通信始於里爾克與巴斯特納克，由巴斯特納克的父親做中間人。接着，巴斯特納克建議里爾克給茨維塔耶娃寫信，於是變成一個三人通信的局面。茨維塔耶娃是最後加入的，但她很快就成為驅動力，她的需要、她的大膽、她的感情直露是如此猛烈、如此無所顧忌。茨維塔耶娃是那孜孜不倦者，先是使巴斯特納克、繼而使里爾克招架不住。已不知道該向里爾克要求什麼的巴斯特納克撤退了 (茨維塔耶娃也叫停，要求剎住他們的通信)；茨維塔耶娃能夠想像一種愛慾的、無法抵擋的關係。她懇求里爾克同意一次會晤，結果卻把他嚇退。里爾克這邊沉默了。(他給她的最後一封信是8月19日。)
措辭的潮水流抵崇高的懸崖，瀉入歇斯底里、極度痛苦和忐忑不安。
但是奇怪地，死亡似乎很不真實。當這個「自然現象」(他們如此認定里爾克) 在某種程度上已不存在時，兩位俄國詩人是多麼震驚和沮喪。沉默應該是完全的。此時有了死亡之名的沉默，卻似乎太缺損了。
因此，通信必須繼續下去。
茨維塔耶娃在獲悉里爾克已於十二月底逝世之後數天，給里爾克寫了一封信，並於翌年寫了一篇很長的頌文給他 (〈你的死〉)。巴斯特納克在里爾克逝世將近五年後完成的《安全保護證》的手稿，則以一封給里爾克的信吿終。(「如果您還活着，這是我今天會寄給你的信。」)《安全保護證》帶領讀者穿過一個隱晦的回憶錄作者的散文的迷宮，進入詩人的內向性的核心。它是在里爾克的影響下寫的，並且——儘管可能是無意識地——與里爾克競爭，企圖匹比甚至超越里爾克散文的至高成就《馬爾特手記》。
在《安全保護證》開端，巴斯特納克談到靠這樣一些場合生活和為這樣一些場合而生活，也即當「一種圓滿的感情爆發成自由，它面前便展現整個廣大的空間」。為抒情詩的力量所作的辯護，從來沒有像在這些書信中揭示的這樣絢爛、這樣銷魂。一旦你成了「里拉琴的奴僕」，詩歌就不能被拋棄或放棄，茨維塔耶娃在1925年7月給巴斯特納克的一封信中如此指點他。「寫詩，親愛的朋友，就像戀愛；沒有分離，直到它拋棄你。」
或直到死亡出面干預。茨維塔耶娃和巴斯特納克都不懷疑里爾克病得很重。當兩位詩人獲悉他逝世時，他們都難以置信：即使從宇宙的角度看，似乎也是不公平的。十五年後，當巴斯特納克得知茨維塔耶娃1941年8月自殺的消息時，他既吃驚又懊悔。他承認，他沒有充分明白到如果她決定與家人回到蘇聯，等待她的就只有末日——而她在1939年與家人回去。
分離使一切圓滿。要是里爾克與茨維塔耶娃真的相見了，他們彼此將說些什麼呢？而我們知道，當巴斯特納克在與茨維塔耶娃分別了十三年之後，於1935年6月以國際作家捍衛文化大會的蘇聯官方代表這一噩夢式的身分抵達巴黎那一天與她短暫重逢時，他沒有對她說的話：他沒有警告她不要回莫斯科，連想都不要想。
也許，貫注在這些通信裡的狂熱情緒，只能在分離中表達，以及做爲他們令彼此失望——就像最偉大的作家總是對讀者要求太多因而對讀者感到失望一樣——的一種反應。沒有什麼能夠減弱這些寫於1926年幾個月間的通信的白熾性，他們是如此向彼此猛撲過去，作出不可能的、光輝的要求。今天，當「所有人都溺死在僞善裡」——巴斯特納克語——時，他們的激情和他們的執拗給人的感覺就像木筏、燈塔、沙灘。
尊敬的、親愛的萊內‧馬利亞‧里爾克先生！
希望這不是夢，我是列昂尼德‧奧西波維奇‧巴斯特納克，您或許記得我，我能有幸致信我喜愛的舊友、當今歐洲的名人，祝賀您五十誕辰，謹在此擁抱您，並衷心地祝您幸福！
我親愛的詩人，您還記得俄語嗎？您曾經用俄語給我寫過信。如果您還記得，我就將繼續用俄語寫下去。
您還記得古老的、迷人的、如今變得像神話和童話一樣的莫斯科嗎？……您還記得托爾斯泰、他的家和雅斯納亞‧波利亞納嗎？您還記得羅馬那個神奇、溫暖的黑夜嗎？在與鮑格才家相鄰的別墅裡，我們談了很多，還談到了《伊戈爾遠征記》……您還記得我們最後一次在一節瑞士列車的過道上的偶然相遇嗎？當時有一條洶湧的山溪在我們下面翻滾著泡沫飛濺的浪花，那是我們的最後一次見面……
自那時起，多少“光陰流逝了”，歷史中罕見的事件在四處發生，淹沒了一切，尤其是淹沒了我們……
——列‧奧‧巴斯特納克致里爾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入手二手書就是一次複習的機會。
去年讀過蘇珊‧桑塔格的這本《同時：桑塔格隨筆與演說》，曾經摘要過其中的一篇〈同時：小說家與道德考量〉，而恰巧近日讀完桑塔格的一本傳記，也正繼續遲緩地閱讀里爾克的《布里格手記》，因而，這次就再挑選另外一篇關於里爾克的文章進行分享。
至於早已絕版多時的《三詩人書》(劉文飛譯，簡體版書名：抒情詩的呼吸)，在此一併推薦。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04212
同時：桑塔格隨筆與演說
At the Same Time
作者：蘇珊‧桑塔格
原文作者：Susan Sontag
譯者：黃燦然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1/05/06
語言：繁體中文
作者簡介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年1月16日出生於美國紐約市。難以被歸類的傑出寫作者，不僅是一名小說家、哲學家、文學批評家、符號學家，也是電影導演、劇作家與製片。影響遍及各領域，與西蒙．波娃、漢娜．鄂蘭並列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三位女性知識分子，而有「美國最聰明的女人」的封號。
她每發表一本著作都成為了一件文化盛事。代表作品包括：1966年出版的《反詮釋》即成為大學校院經典，令她名噪一時。1977年的《論攝影》獲得國家書評人評論組首獎，至今仍為攝影理論聖經。1978年的《疾病的隱喻》肇於她與乳癌搏鬥的經驗，被女性國家書會列為七十五本「改變世界的女性著述」之一。2000年面世的小說《在美國》為她贏得美國國家書卷獎。
桑塔格一生獲獎無數，1996年獲得哈佛大學榮譽博士學位，並當選為美國文學藝術院院士，2001年獲得耶路撒冷獎，表彰其終身的文學成就，2003年再獲頒德國圖書交易會和平獎。雖然她已於2004年12月28日離世，但她提出的問題仍敲打著讀者的心靈，世界也從未停止對她的思考與懷念。
【Excerpt】
〈1926年......巴斯特納克‧茨維塔耶娃‧里爾克〉
一九二六年發生什麼事，當這三位詩人互相通信的時候？
5月12日，蕭斯塔科維奇的《F小調第一交響曲》由列寧格勒交響樂團首演；這一年作曲家十九歲。
6月10日，年老的加泰羅尼亞建築師安東尼奧‧高迪在他每天從巴塞羅那聖家堂建築地盤步行去同一個街區的另一座教堂做晚課的途中被電車撞倒，躺在街上無人理會 (因為，據説沒人認出他)，就這麼死去。
……
12月6日，本雅明抵達莫斯科，逗留兩個月。他沒有見到三十六歲的巴斯特納克。
巴斯特納克已有四年未見過茨維塔耶娃。自她一九二二年離開俄羅斯之後，他們已成為彼此最珍惜的對話者，巴斯特納克默認茨維塔耶娃是比他更偉大的詩人，有新作就首先給她看。
三十四歲的茨維塔耶娃與丈夫和兩個孩子住在巴黎，過着拮据的生活。
五十一歲的里爾克患白血病，住在瑞士一家療養院，正瀕臨死亡。
《書信：1926年夏天》(Letters: Summer 1926)是神聖的藝術譫妄的一幅畫像。有三位參與者：一個神和兩個崇拜者，後者還彼此崇拜 (而我們，他們的書信的讀者，都知道他們也是兩個未來的神)。
兩位多年來以書信熱烈地交流對創作和生活的看法的俄羅斯青年詩人，與一位偉大的德語詩人通信，後者在他們看來是詩歌的化身。這些三方情書——它們是情書——是對詩歌和對精神生活所懷的激情的無與倫比的戲劇化。
它們描繪了一個有着奔放的感情和精純的志向的王國，如果我們把它斥為「浪漫」，那將是我們莫大的損失。
德語文學和俄語文學一直都特別追求精神高度。茨維塔耶娃和巴斯特納克都懂德語，里爾克則學過並達到通曉俄語——三人都充滿了瀰漫於這兩種語言中的文學神性的夢想。兩個俄國人從童年起就都是德國詩歌和音樂的愛好者 (兩人的母親都是鋼琴家)，期待他們那個時代最偉大的詩人是一個以歌德和荷爾德林的語言寫作的人。而那位德語詩人則有一位曾是他早年性格形成期的戀人兼導師的作家，她生於聖彼得堡，並兩次帶他去俄羅斯，自此俄羅斯就被他視為他真正的精神故鄉。
他們的第二次俄羅斯之行是在一九年，而巴斯特納克實際上看到里爾克，並且有可能被介紹給青年里爾克。
巴斯特納克著名的畫家父親是一位受尊敬的友人；鮑里斯，這位未來詩人，當時十歲。巴斯特納克正是懷着對里爾克與情人盧‧安德烈亞斯薩洛梅登上火車——他們被虔敬地隱去姓名——這一神聖記憶，開始他的《安全保護證》，這本書是他散文的至高成就。
茨維塔耶娃當然從未見過里爾克。
三位詩人都被似乎是難以兼容的需要所激動着：對最絕對的孤獨的需要和對與另一個精神同類進行最熱烈的交流的需要。「我的聲音只有在絕對孤獨的時候才能純粹而清晰地響起，」巴斯特納克在一封信中對他父親説。滲透着不妥協的激情，是茨維塔耶娃所有寫作的驅動力。在《良心之光照亮的藝術》中，她寫道：
詩人只可能有一個祈禱： 不去理解那不可接受的——讓我不去理解，以免我被誘惑……讓我不聽，以免我回答……詩人唯一的祈禱是祈禱耳聾。
而我們從里爾克給不同的通信者——主要是女人——的書信中知道，他生命中標誌性的兩步舞，是逃避親密和爭取無條件的同情和理解。
雖然兩位青年詩人自稱是侍從，但通信很快就變成一次平起平坐的交流，一次親和的競爭。里爾克幾乎以跟兩位俄國仰慕者同樣熱切、雀躍的音調回應他們，這可能會使熟悉里爾克那些絢麗的、常常是莊重的通信的主脈的人感到意外。但是，他從未有過具有像巴斯特納克和茨維塔耶娃這等質量的對話者。我們從寫於1903年至1908年的《給一位青年詩人的信》中所認識的那個至尊、説教的里爾克不見了。這裏只有天使般的談話。沒有什麼可教的。沒有什麼可學的。
歌劇是當今唯一仍可被接受的狂想詩文的媒介。理查‧史特勞斯的《納克索斯島的阿莉阿德涅》——其歌詞作者霍夫曼斯塔爾是里爾克的同代人——結尾的二重唱提供了一個可比較的感情奔放的例子。阿莉阿德涅和酒神巴克斯對作為再生和自我改造的愛情所唱的讚歌，肯定比三位詩人宣稱的澎湃的愛戀之情更令人自在些。
而這些書信並非結尾的二重唱。它們是試圖成為——但最終未能成為——三重唱的二重唱。三位詩人到底期望哪一種互相佔有？這種愛到底有多狂熱和有多排他？
通信始於里爾克與巴斯特納克，由巴斯特納克的父親做中間人。接着，巴斯特納克建議里爾克給茨維塔耶娃寫信，於是變成一個三人通信的局面。茨維塔耶娃是最後加入的，但她很快就成為驅動力，她的需要、她的大膽、她的感情直露是如此猛烈、如此無所顧忌。茨維塔耶娃是那孜孜不倦者，先是使巴斯特納克、繼而使里爾克招架不住。已不知道該向里爾克要求什麼的巴斯特納克撤退了 (茨維塔耶娃也叫停，要求剎住他們的通信)；茨維塔耶娃能夠想像一種愛慾的、無法抵擋的關係。她懇求里爾克同意一次會晤，結果卻把他嚇退。里爾克這邊沉默了。(他給她的最後一封信是8月19日。)
措辭的潮水流抵崇高的懸崖，瀉入歇斯底里、極度痛苦和忐忑不安。
但是奇怪地，死亡似乎很不真實。當這個「自然現象」(他們如此認定里爾克) 在某種程度上已不存在時，兩位俄國詩人是多麼震驚和沮喪。沉默應該是完全的。此時有了死亡之名的沉默，卻似乎太缺損了。
因此，通信必須繼續下去。
茨維塔耶娃在獲悉里爾克已於十二月底逝世之後數天，給里爾克寫了一封信，並於翌年寫了一篇很長的頌文給他 (〈你的死〉)。巴斯特納克在里爾克逝世將近五年後完成的《安全保護證》的手稿，則以一封給里爾克的信吿終。(「如果您還活着，這是我今天會寄給你的信。」)《安全保護證》帶領讀者穿過一個隱晦的回憶錄作者的散文的迷宮，進入詩人的內向性的核心。它是在里爾克的影響下寫的，並且——儘管可能是無意識地——與里爾克競爭，企圖匹比甚至超越里爾克散文的至高成就《馬爾特手記》。
在《安全保護證》開端，巴斯特納克談到靠這樣一些場合生活和為這樣一些場合而生活，也即當「一種圓滿的感情爆發成自由，它面前便展現整個廣大的空間」。為抒情詩的力量所作的辯護，從來沒有像在這些書信中揭示的這樣絢爛、這樣銷魂。一旦你成了「里拉琴的奴僕」，詩歌就不能被拋棄或放棄，茨維塔耶娃在1925年7月給巴斯特納克的一封信中如此指點他。「寫詩，親愛的朋友，就像戀愛；沒有分離，直到它拋棄你。」
或直到死亡出面干預。茨維塔耶娃和巴斯特納克都不懷疑里爾克病得很重。當兩位詩人獲悉他逝世時，他們都難以置信：即使從宇宙的角度看，似乎也是不公平的。十五年後，當巴斯特納克得知茨維塔耶娃1941年8月自殺的消息時，他既吃驚又懊悔。他承認，他沒有充分明白到如果她決定與家人回到蘇聯，等待她的就只有末日——而她在1939年與家人回去。
分離使一切圓滿。要是里爾克與茨維塔耶娃真的相見了，他們彼此將說些什麼呢？而我們知道，當巴斯特納克在與茨維塔耶娃分別了十三年之後，於1935年6月以國際作家捍衛文化大會的蘇聯官方代表這一噩夢式的身分抵達巴黎那一天與她短暫重逢時，他沒有對她說的話：他沒有警告她不要回莫斯科，連想都不要想。
也許，貫注在這些通信裡的狂熱情緒，只能在分離中表達，以及做爲他們令彼此失望——就像最偉大的作家總是對讀者要求太多因而對讀者感到失望一樣——的一種反應。沒有什麼能夠減弱這些寫於1926年幾個月間的通信的白熾性，他們是如此向彼此猛撲過去，作出不可能的、光輝的要求。今天，當「所有人都溺死在僞善裡」——巴斯特納克語——時，他們的激情和他們的執拗給人的感覺就像木筏、燈塔、沙灘。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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