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中聯油脂大豆沙拉油事件，演變成在野黨絕食、要開國是會議、還要發動群眾上街頭的政治大戲。看在老百姓眼裡，這不是在為食安把關，而是一場荒謬的政治泥巴戰。從二○一三年的頂新魏應充黑心油案，到二○二六年的中聯油脂案，國民黨對待食安的態度，演繹了一場教科書級別的「政治雙重標準」，其邏輯的錯亂與格局的狹隘，在這次事件中暴露無遺。

回顧當年的頂新案，當時是國民黨中央執政。面對全民憤怒的劣質飼料油、地溝油風暴，國民黨上下齊聲高喊「全黑心廠商的責任」，強調是無良商人欺瞞政府，把箭靶全對準魏應充，發起滅頂運動，極力捍衛中央政府「也是受害者」的防線，絕口不提邊境檢疫放行的疏失。怎麼到了二○二六年，同樣是進口原料精煉出問題，中聯油脂放寬大豆允收標準、製程管理不當導致苯駢芘超標，甚至涉嫌隱匿通報，這本質上清清楚楚就是「廠商的品管與違法責任」，國民黨卻突然對廠商溫柔體貼了起來？

這次國民黨不僅不全面譴責中聯油脂及其背後的三大上市食品巨頭股東，反而將所有罪名死死扣在中央政府頭上。地方政府沒能提早查驗出轄區內工廠的製程污染，國民黨不檢討，反而怪罪中央邊境沒把關。這種「在朝就怪廠商，在野就怪中央」的變臉速度，除了讓人看破其高度政治化的手腳，更坐實了外界對其收受廠商政治獻金、投鼠忌器的質疑。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國民黨這次發動絕食與街頭抗爭的理由。藍營執政的台中市政府指控，中央食藥署發文稱「不具復工條件，此時查廠並無必要」是在施壓地方、掩蓋真相。這種說法在法理與行政邏輯上根本站不住腳。既然工廠尚未符合復工條件，產線停擺，此時急著去查廠本就流於形式。再者，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地方政府具有完全獨立的查驗權、裁罰權與公布流向的權限。

如果台中市政府真的認為這批油品有劇毒、中央在放水，市府大可獨立行使職權，天天去抽驗、天天公布數據，用科學鐵證狠狠打臉中央，這才是真正為人民把關的硬道理。然而，地方政府既不拿出獨立檢驗的魄力，一方面指責中央不負責任，等中央邀集專家開會、宣布檢驗合格的十九批油品可以重新上架、表明願意為決策扛起行政與法律責任時，藍營卻又跳腳痛罵中央「搶功勞、霸凌地方」。這種「既要中央扛責，又怕中央得分，自己卻不出手檢驗」的矛盾醜態，不過是為了掩飾地方政府在第一線「漏接通報」的失職，純屬無理取鬧的政治操作。

在這場充斥黨派私利的政治大亂鬥中，藍營內部幾位明星首長的表現，高下立判。

台中市長盧秀燕與台北市長蔣萬安，在這次事件中表現得像個不折不扣的「黨派利益首長」。他們跨縣市串聯、推動線上國是會議、聲援青年軍接力絕食，表面上義憤填膺，實質上不過是在九合一選舉前夕，利用民眾對食安的恐慌來收割政治動員的韭菜。把攸關大眾健康的民生議題，當成自己累積全國性政治資本、爭取黨內接班話語權的舞台，缺乏一個超越黨派、悲天憫人的全民領袖格局。

反觀新北市首長侯友宜的表態，則展現了截然不同的政治高度。侯友宜在面對喧鬧的政治煙硝時，冷靜指出：「食安事件不應分彼此，中央與地方應共同面對、共同解決。」這句話切中了公共治理的要害。食安是科學，不是政治；病毒和致癌物不會認你是藍是綠。地方負責第一線稽查，中央負責政策背書與全國性調配，兩者本該是合作的夥伴，而不是政黨惡鬥的戰場。

侯友宜這番「中央地方共同解決」的論述，才是一個真正具有「全民首長格局」的政治人物該有的風範。回想二○二四年大選，侯友宜純粹是因為太晚起步、內外部團隊與論述「沒有準備好」，才與大位擦身而過。但從這次毒油事件的定錨來看，侯友宜那種不隨黨派起舞、實事求是的沉穩格局，顯然比只會搞街頭對抗、政治精算的盧秀燕與蔣萬安，更適合擔任代表全體國民的領袖。

食安風暴終會過去，檢驗報告的數據騙不了人。國民黨在這場中聯毒油事件中，用前後不一的雙重標準、邏輯錯亂的抗爭藉口，將一場科學品管事件扭曲成政黨惡鬥。這不僅無法贏得中間選民的認同，更襯托出那些只看黨派利益、缺乏國家治理格局的政客是多麼渺小。老百姓要的是安心的油，而不是充滿政治口水的街頭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