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洋立委近日被預告將遭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分裂國家罪」為名提出全球通緝。

此一行動本身已引發社會關注，而賴清德總統呼籲立法院長韓國瑜出面捍衛本國立委與國會尊嚴時，韓國瑜以「自己生病，卻要別人吃藥」回應，更使事件具有更深的公共意涵。

在高度政治化的討論中，我想撇開情緒性的評斷，純粹從制度分工、價值判準與國際情勢三個層面，分析這一事件所反映的結構性問題。這些問題並不限於個人，而涉及整個時代的判斷力變動。

一、制度定位：立法院長的責任屬於制度，而非個人

在憲政體制中，行政與立法兩者雖然互相制衡，但在面對外部壓力時，往往需要共同維護國家的主體性。

當一個民主國家的立法委員因言論自由而受到外國政府的指控甚至追捕時，立法院身為代議政治核心機構，自然有職責表態，以維護：

國會的完整性與尊嚴

立委行使職權的自由

民主政治的基本架構

這些不是屬於政黨政治的考量，而屬於制度性的角色判準。因此，總統提醒立法院長在此事件中表態，本質上是制度性互動，而不是對個人的「要求」或「施壓」。相對地，立法院長的回應，也不應從政黨競爭或政治計算出發，而應從「國會作為民主制度一環」的角度做出判斷。

二、是非標準：應以本國法治與民主價值為依歸

沈伯洋遭指控的所謂「分裂國家罪」，是基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分裂國家法》與單方面的主權主張。然而，在中華民國的憲政秩序與法制下，主張台灣獨立並非犯罪，也不構成任何刑事不法。

因此，當立法院長面對此事件時，最基本的立場應是：

國會議員的言論自由不應被境外政權的法律限制。

中華民國的法律是台灣的唯一法治基準。

本國公民不應因思想或政治主張而被他國追捕。

這是一個民主國家維護法律主體性的必要態度。

韓國瑜的比喻（「生病吃藥」）之所以引起爭議，並不是因為語氣，而是因為它似乎把是否「犯錯」的道德或法理標準外包給境外政權，至少在語意上出現了角色混淆。

若民主社會接受以境外法律框定本國人民的言論，有可能產生以下後果：

法治主體性的弱化：不再以本國法律作為唯一判準。

言論自由的縮限：政治主張變成可能導致跨境追捕的行為。

制度角色的模糊：民主制度的守門人可能無法清楚辨識應該保護的是何者。

這些現象，正是價值坐標錯位的重要徵兆。

三、倫理判準：民主社會對跨國鎮壓的基本態度

在比較政治與國際人權領域中，有一項長期被確立的原則：

當一個人因言論或思想遭受極權政權威脅，民主制度應優先保護被威脅者，而非接受加害者的敘事。

這是建立在普世人權概念之上的原則。

在涉及跨國鎮壓（transnational repression）的案例中，世界各國都越來越重視保護本國公民不受境外政府的恐嚇、監控或法律追捕。

因此，在此事件裡，民主社會的基本倫理判準應包括：

保障本國公民的安全

保障立委行使職務的自由

拒絕境外政治法律滲透

優先支持被指控者，而非接受加害者的邏輯

若制度代表者使用的語言或框架，與此倫理判準偏離，就會造成社會的價值混亂。

四、放大視野：全球民主退潮與台灣內部的認知撕裂

必須承認，這個事件之所以引發大範圍反應，是因為它並非孤立事件。它與當今世界的政治大環境密切相關。

1. 極權政體更積極地跨境擴張

中國近年來在海外進行的法律延伸、對異議者的追捕、對國際司法合作的利用，都呈現出跨國鎮壓的增強趨勢。

這種趨勢使許多民主國家重新審視自身的安全架構。

2. 民主國家的敘事能力下降

在美國、歐洲與亞洲多地，民主社會內部分裂加劇；

假訊息、極化與民粹化，使得「是非」變得不再清楚，「角色」變得不再穩定。

3. 台灣社會也受到同樣的敘事拉扯

台灣在地緣政治與資訊戰的雙重夾擊下，內部對威脅來源的理解並不一致。這使得「加害者」「受害者」的角色在公共討論裡常常被重新排列。沈伯洋事件只是其中一個具體案例。

因此，韓國瑜的回應之所以引人關切，不僅因為言詞，而是因為它反映出一種更普遍的現象：

在當代的資訊與政治環境中，民主社會對極權威脅的基本判準正在鬆動。

五、在錯亂時代維持清晰的坐標

當我們說「這是一個錯亂的時代」，指的不是情緒性的混亂，而是：

角色判斷的錯位

法治主體性的模糊

民主倫理的退位

全球敘事框架的動搖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個民主政治的制度角色能否維持清晰的價值坐標，就變得格外重要。

沈伯洋事件提醒我們：

台灣仍然需要在外部壓力與內部分歧之間，堅守某些基本判準。

這些判準包括：

本國法治優先於境外法律

言論自由優先於政治壓力

民主制度應保護遭威脅者，而不是檢討遭威脅者

國家制度角色應以民主價值作為行動基礎

這些原則，看似基本，但在當代國際環境中已不再自然被接受。

因此，更需要被反覆說明與維護。

在一個世界性錯亂的時代裡，保持判準，可能比情緒更重要；

維持清晰，可能比站在哪一邊更重要。

而這或許正是我們從這起事件中得到的最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