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講最近包括顏清標、李朝卿、張花冠三起立委、縣長貪污案，如果上溯林益世、陳水扁，不管藍的，綠的，無黨籍，也不必論起省籍，真個是沒完沒了。如此就可輕易看出，也讓人感嘆，何以臺灣人一當官，一做起人民公僕，就這樣經不起金錢的誘惑？

但實在講，或者擴大開來說，這種犯貪惡疾，大抵人類在6000年前甫一成立國家，即屢屢斷之而不絕，固不只臺灣、大陸，其實就連西方諸國亦不遑多讓。然則講殷商、西周，講古羅馬帝國，實在太過遙遠，我們不妨從清初談起。

話說滿清入關以後，包括多爾袞在內的輔政王大臣發現，明之所以亡者，其中有個主要原因，竟是出自明神宗之漠視親生兒子，乃至諸皇子中竟有不識字之文盲。因此從清世祖自身開始，就對皇子教育極為重視，以是內外、親疏有別，大抵對皇子嚴厲而對王公大臣溫和，對廷臣不假辭色而對外官和善，對州縣官員嚴峻而對百姓如春風煦人。

問題在不管順治皇帝如何想方設法，禁絕明朝之失德失政，轉過頭來卻發現，有一件事卻是用之嚴刑峻法禁絕不了，也難以抵抗的，這就是大小臣工的貪墨惡行。

凡讀過《明史記事本末》的，或許都知道，明代科舉舞弊，大抵始於明太祖。可以說朱元璋一開國，考場作弊就隨之而來，不管怎麼關怎麼殺，讀書人就是愛交通關節，真是讀聖賢書所為何事，為了當官好貪污也。

如此一代傳一代，傳到明朝末年，當皇帝的沒哪個不手為之軟，改成科場收賄的官員，不殺了，頂多杖責了事。

因此到得改朝換代，河北順天府負責鄉試的官員，還以為順治不過是個小孩子，肯定也會依循明代之風氣，賣起考題來更是無所顧忌。

公元1657年，順治14年10月16日，有外號「任帽子」之稱的吏部給事中任克溥上疏皇帝舉發「北闈榜發之後，途謠巷議，到處都有不滿怨言，此中弊竇甚多」。世祖聞之震怒，下令刑部三法司審實，一舉將涉案明確的李明鄴、張我樸等七名官員斬立決，家產沒收充公，父母兄弟妻子盡皆流放邊疆為奴。

到得隔年11月11日，越想越火大的順治皇帝更是下令禮部，除了上述犯官就地正法之外，「其餘中試各卷，豈皆文理平通，盡無情弊？爾部即將順天鄉試中試舉人，速傳來京，候朕親行複試，不許遲延規避」。

一場滿清初年轟轟烈烈的科場慘案就此展開，那些個被提拿到京的舉人，沒有一個不是渾身顫抖，面無人色的被兩名帶刀衛士押著進入皇帝親試的闈場。

翌年，順治15年4月23日，21歲的順治皇帝，滿臉殺氣的御駕親臨太和殿門口，下令把他親手抓到的25個考試作弊舉子，每人杖責40大板，登時之間整個太和殿前廣場響起不絕於耳的痛苦慘叫聲，嚇得在場的所有大臣無一不趴倒軟癱在地。

但，皇帝如此雷厲風行的禁絕貪污，管用嗎？

如果管用，不說現在的國號仍是大清，還應該是周朝、秦代，不是如此嗎？足見殺頭的生意，總是不乏有人前仆後繼，哪怕可能面臨的是明太祖的剝皮之刑，清雍正的腰斬或者魚鱗刮的凌遲酷刑，貪污者還是大有人在。

為什麼？

道理很簡單，這不僅是人類的劣根性使然，而是決定於經濟學上的供需原理，只要有市場，有需求，就一定會產生企圖染指的供給者。時至今日的臺灣，更何況有些需求是不肖官員和民代自己製造出來的。

但這裡面，又有情節輕重之分，譬如主動行賄之不法商人，豈能與被動送紅包者定為一論，就算有司偵辦也是輕輕放過？這其實是給了誘之以利的刁民大開方便之門。反過來講，礙於上官藉勢藉端而被迫納賄者，豈能與貪污主犯盡皆從嚴判刑？這就是所謂的「法理不能盡平」，乃至圖利罪之負面效應竟是使得許多奉公守法的官員，到頭來只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得過且過。如此情況下，請問，受害的還能不是整個國家社會嗎？

話雖如此，從人性而言，有一條是不可不講的，此即凡貪官污吏者，論其平日生活，一定不單純，也必然很複雜，真可謂彼輩的交往，都是基於變態的供需原理，民代要跑選民的紅白帖喜喪事，廠商洽公平常需帶伴手禮，逢年過節的禮數更是不可不周到。

你說，民風如此蕩然，想要官員民代操守廉潔，可能嗎？

因此，若欲問誰在貪污，身為民眾者何妨先問自己，你的生活簡單嗎，你的生意正大光明、一絲不茍嗎？如果做不到，不會錯的，閣下正是貪污罪行的感染源，與其責人不如責己。

所以，臺北市多年來的舉辦「簡單生活節」，不是找偶像歌手辦個幾場演唱會，喊喊「做喜歡的事情，讓喜歡的事情有價值」這些口號就算完了，那能不是一場彼此敷衍的自欺愚行？

然則，如何才能斷絕貪污，讓自己的生活回歸簡單的本來面目？請先從靜處學「止」，從動中習「觀」，或者勉強可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