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聯合報登出了馬家輝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假如龍應台在台灣混不下去」，很可以再回到香港「屈就」文化局長，他絕對舉雙手歡迎。

平心而論，馬家輝的觀察不是沒有道理，也絕對不是在「消遣」或「消費」現在的龍主委，520以後的龍部長。別的先不談，光以龍應台當年在台北市文化局長「做了一半就走人」的失敗經驗，我們很難責怪馬家輝對她的不看好。

眼下的事實是，龍應台好歹接手文建會也有一個多月了，但根據日前在立院的答詢，她是希望文化部未來政策的規劃，大家再多給她一些時間。接下來，我們就看到龍應台專程回到高雄縣的故鄉，一方面固有著「衣錦還鄉」的況味，一方面卻還是在小學生面前，大談她的「公民文化權」主張。

老實講，這樣乏善可陳的表現，其實在我意料之中，自然不會為她憂心忡忡，倒是替文化部的走向大捏一把冷汗。極有可能，從文建會到文化部，還是擺脫不了「冷衙門」的宿命。而台灣一大票虎視耽耽的「文化鯊魚」，絕對會把她啃到屍骨無存，讓她再度淪落為「做了一半就走人」的下場。

這讓我想到龍應台多年前的一段往事。

2007年3月，據報載，龍應台為了自己的寫作計畫專程拜訪人在病中的聖嚴法師。這已是他們的第二次見面了，龍應台所想要問的，依然是第一次提及的「人類生死大事」。

在整篇對話中，我看到的是龍應台表達拜師的願望，卻遭到老和尚的婉拒。

「妳現在做的就很好了嘛，繼續做下去就是。」

至於生死大事的提問，很明顯，聖嚴也是在對她打馬虎眼，真個是「話不投機三句多，道不相同不為謀」。

單是這樣的一席對話，讓我確認聖嚴法師真個是已然開悟的台灣得道高僧，一眼瞅出龍應台現實、急躁、功利的投機文人性格。他知道龍應台哪裡是真的希望一心向佛，無非想借他的名頭，寫本迎合市場需求的暢銷書罷了。

果然，這本龍應台原來聲稱的出書計畫，直至今天也沒看到半個字，反倒是利用民國百年的洶洶勢頭，搶先出版了《大江大海，1949》，還為此跑到大陸很做了幾場簽書大秀。

由此我們自可發現龍應台身上的政治性格，遠比文化性格來得更為濃厚，她這一輩子就是在專靠筆桿攀龍附鳳。哪個話題有市場了，她的寫作方向就朝哪邊靠攏，但有個前提，正如同昨天我談到的大衛‧休姆一樣，碰到敏感的政治議題，龍應台永遠把自身的安全和利益擺在第一位。

不僅藍綠，也包括對岸的中南海在內，她誰都不得罪，萬一討好不成，也要給自己留下退路。易言之，即便官當不成了，她還有文化類的書市做為護身符。

毫無疑問，這當然是龍應台很會做人的優勢，她在文化界的高名氣，從來也不是因為她的書寫得有多扎實，而是她擅長嘩眾取寵、魚目混珠。一句話，龍應台其實也是英國上世紀大哲人卡爾‧波柏爾所批判休姆的，全都是「見識一般的現實主義者，commonsense realism」。

若謂不然，讓我請教大家一個問題，寫了那麼多本書、幾乎本本大發利市的龍應台，她的人生觀和哲學觀究竟是什麼？有誰可以答得出來的？

如果再往下追問，我們姑且放且放過佛教文化不談，龍應台真了解道教、基督教、回教在台灣的發展與糾葛？龍應台知不知道老子、孔子、佛陀與耶穌在文化上的「撞衫現象」？

比方說使徒保羅在《聖經‧哥林多前書》中，從第9章第19小節起，如此寫道：「我雖是自由的，無人轄管，然而我甘心做了眾人的僕人，為要多得人。向猶太人，我就做猶太人，為要得猶太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雖不在律法以下，還是要做律法以下的人，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向軟弱的人，我就做軟弱的人，為要得軟弱的人。向什麼樣的人，我就做什麼樣的人，為要救這些人。」

這一大段經文，其實和佛陀在《法華經‧普門品》所宣講觀世音菩薩聞聲救苦的32應，「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簡直如出一轍。可倘若把這兩段文字歸納為人生的原理原則，豈不是老子在《道德經》第56章所指出的「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龍應台身為行將就任的文化部長真懂得這些，就根本不必跑到自己的故鄉去作秀，高喊公民文化權了。

如何推動未來的文化部，毋寧只在龍應台的一念之間。不把她幾十年來對於西方民主浮光掠影的一知半解放下，好好把中國的經典古籍讀上一讀，就永遠不會懂得台灣的本土文化實在是深深扎根於中華民族的傳統土壤之中。不知中，焉得西？道在近，何以求諸遠？

問題是龍應台顯然還處在公民文化權的執著與迷惑之中，如此下去，馬家輝的願望很快就可以實現，龍應台將會逃回香港去，但幹不了文化局長，因為她對於當代世界文化潮流的趨勢老是把錯脈。

跟風的人，只能追著話題跑，永遠是媒體和文化商品市場的影子。

●    註：馬家輝先生大作，詳見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698830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