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1789年發生在巴黎那場大革命，以及震波影響此後數十年的法國人而言，面對的只能是「最壞的時代」。當時的老百姓每天過著提心吊膽、朝不保夕的生活，頭上永遠懸著一把時不時可能砍下來的斧頭。他們哪裡會料到死在斷頭台上的國王路易十六，以及美麗的王后，竟是陰魂不散，日日向全國各地的老百姓索命。在這段長達近百年的恐怖時代中，年紀輕輕就冤枉死去的絕對比中、老人口來得更多，屢見不鮮「白髮人送黑髮人」的場景。

因此，在我們閱讀70年後狄更斯在倫敦出版的《雙城記》，千萬不要被那段著名的開場白給騙了。這其實是英國這位大文豪辛辣的反諷：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是信仰的時代，也懷疑的時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擁有一切，我們的前途一無所有；我們正走向天堂，我們也走向地獄─總之，那個時代和現在是如此的相像，以至於它最喧鬧的一些專家，不論說好說壞，都堅持只能用最高級的形容詞來描述它。」

誠然，發生在歐洲大陸的，184年後也見諸於南美的智利──「那個時代和現在是如此的相像」。

對於近幾年在歐美和中國大陸掀起「波拉尼奧熱」的這位已故智利偉大小說家而言，一輩子活了50歲，平生所見的祖國乃至全世界，幾可謂處於人類「最壞、最愚蠢、最黑暗、最絕望、最一無所有」的年代。因此橫亙他7本小說的主題，永遠只圍繞在「追尋」與「失落」，人類的命運只能是張愛玲在〈金鎖記〉結尾處充滿暗喻的蒼涼畫面。

「長安悄悄的走下樓來，玄色花繡鞋與白絲襪停留在日色昏黃的樓梯上。停了一會，又上去了，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

有那麼一刻，1970年，時僅17歲的羅貝托‧波拉尼奧，興高采烈的趕到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和多達數萬名的群眾一起觀賞阿葉德總統的就職大典，一起為智利顯見趨向光明的未來而歡呼。

表面上，確實煞有其事，光明與黑暗僅僅一線之隔，只要勇敢向前邁出一步，就行了。但實際上，遠非其然。阿葉德執政的那3年，不啻一場迅速變臉的春夢。1973年，在美國中情局的策動下，陸軍司令皮諾契特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人民依法選出的民主政府，阿葉德在總統府內殉難，證明智利的黑暗時代從來沒有離開過，並且隨即展開一連串的殘酷鎮壓。

時年20歲的波拉尼奧也在這場政變中被皮諾契特的密探逮捕，罪名是參加阿葉德總統的就職大典。差堪幸運的是，他在監獄中遇見了一位擔任獄卒的高中同學，得以逃離生天，逃出智利這座但丁筆下的九重地獄，沒有成為皮諾契特的槍下亡魂。

在這場20世紀震駭世人的「智利失蹤事件」中，年輕人遠比中、老年更多，恰恰印證狄更斯在《雙城記》開頭的這句預言。

「那個時代和現在是如此的相像。」

歷史的弔詭，正在於自命萬物之靈的人類，往往宛如飛蛾撲火，老是喜歡重蹈覆轍。當知帝王固然出自封建世襲，畢竟過時，但恐怖獨裁一定出自民主體制，新鮮到萬死不悔。舉如毛澤東的黑暗政權，誕生於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後短暫數年的蔣介石民選政府。

但不管法國大革命、智利政變乃至今日全世界烽火遍地的國家，在在呈現三項顛撲不破的共同特色：

一、貪腐政客和野心家永遠 會利用無知年輕人，視兒童到青年這一代為 芻狗，為犧牲品。

二、知識分子恆被體制化，不惜為高官厚碌，把靈魂出賣給魔鬼。

三、媒體為了自身利益，不僅黨同伐異，用民主美化貪腐政客、野心家和恐怖統治者的嘴臉，徹底淪為洗腦工具，日後大多成為獨裁政權的喉舌。

請捫心自問，目前的台灣是不是出現這些即將走上斷頭台的現象，是不是台灣民主的喪鐘已然敲響，即將面臨未必在將來可見光明的黑暗時代？所有這些罪惡，論其源頭，無不來自不斷在社會和校園散播仇恨的民進黨，無不來自手段陰狠，極其偽善的蔡英文。

但如何選擇，仍握在諸位手上。

要不要挽救中華民國於危亡之際，讓下一代兒童、青少年不致淪為蔡英文荼毒這個社會的工具，也端賴你們的智慧，全憑大家的良心。

請自問，台灣是否真的要「一級一級，走進沒有光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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