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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楊生前寫過一本《醜陋的中國人》，龍應台早年以〈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文揚名立萬。前者學魯迅師爺氣，痛罵中國文化是醬缸，後者深惡當年的台灣人──卻以「中國人」自居，對照今天的她，何其諷刺──毫無公德心可言。兩者共同點都在不知社會風氣的形成，知識分子與有責焉，忘了一根指頭指著別人，卻有四根是反向的。

時光荏苒數十年，當今台灣知識分子，比如學者、作家、醫生、媒體人等，相較於當年直可謂更加虛妄、傲慢、濫用話語權，但絕不負起馬克斯‧韋伯指出知識分子理應具備的「責任倫理」。

近日有位四年級生的知識分子，在宋楚瑜當新聞局長的年代，做起國民黨轄下中影公司的編劇，直可謂吃香喝辣名利雙收。及至陳水扁上台，此人搖身一變成為民進黨死忠支持者，得以酬庸，晉爵華視總經理。

等到阿扁貪腐東窗事發，這位一度在台灣普受青年敬仰的知識分子，卻從未因自己的背書挺扁，向社會大眾道歉認錯；唯一做的是，一邊在《蘋果日報》報屁股寫他最擅長，但很像九把刀的情愛式幼稚文體，一邊觀望政治風向，靜待東山再起時機。日昨眼見柯文哲紅得發紫，遂出面登高一呼：「就是要挺柯文哲，不然還能挺誰？」以是底下網友山呼萬歲者眾，宛如金庸《笑傲江湖》最令人發噱的一幕。

但這樣的知識分子，台灣不只一位，而是族繁不及備載。正如某位頗負盛名的小說作家，只因定期幫《壹周刊》寫稿，也跟著一位電影導演、小劇場人、詩人跑到凱道上快閃，展示「我是人，我反核」的T恤，再一溜煙和警察捉迷藏。如果說這不是起乩式的民粹，什麼才是？

可這位小說家渾然遺忘，自己在台北一直找不到可供邊抽菸邊寫作的咖啡廳，不反思如無便宜的核能電，他準定得赤身裸體在野地拿著草葉捲菸絲，還得鑽木取火，看能不能飯後似神仙。

平實而論，如此知識分子不費吹灰之力享盡民主制度的各種好處時，正如同新兵訓練時班長怒斥的「給你們方便，你們當隨便」。對了，自洪仲丘事件後，媒體不也報導了，如今的國軍禁閉室簡直像在讓犯錯的阿兵哥舒服度假？但卻無人考慮一旦派上前線作戰，這些阿兵哥絕對死路一條。

這一切，都要感謝這幫知識分子的成為「媒體權貴」，言行動見觀瞻，足以左右社會風氣，以致台灣屢屢動盪不安。但沒關係，只要柯文哲可以當選，蔡英文可以在2016年執政，整個台澎金馬就算完蛋也無所謂，畢竟是非道德價值無法堪比銀行存款。

而這正是美國社會學者兼經濟學家湯瑪斯‧索爾在其名著《知識分子與社會》痛斥的，如果一位工程師設計的橋樑斷裂了，造成傷亡，必須負起應有的刑責；可知識分子從來不會因為幫那位工程師背書，而負起該負的法律責任。這一情況恰似台灣最近一再發生的食安事件，那幫光會出一張嘴批評政府為何不早抓人的知識分子，真要逐一追究，又有哪個是乾淨的？

試問台灣所有的平面電子媒體，又有哪一家未曾刊登過魏家頂新廣告的？要知這也是一種媒體的背書行為，起碼總得道個歉，而非一味政治正確的痛打落水狗。

然則造成知識分子不知自我反省、集體日益墮落的現象，正是來自於台灣人過度迷戀政治鬥爭，瘋狂鼓吹族群仇恨的結果。

問問台大、政大、竹清大等大學校長，當老師不教導學生尋求知識，不培養學生嚴謹的邏輯判斷和獨立思惟能力，而是隨興之所致，有立場無是非的痛罵馬英九如何無能、國民黨如何迫害台灣人時，有誰可以責怪鄭捷在台北捷運上的隨機屠戮惡行？因為這個冷血兇手正是家庭、學校和社會聯手製造出來的殺人機器。

這一期的美國《外交》雙月刊，以高舉新保守主義而知名的法蘭西斯‧福山發表了一篇長達近兩萬字的文章〈衰敗的美利堅〉，痛陳美國聯邦共和制的民主流弊，而所有問題通通指向當代知識分子的恬不知恥，認定民眾再不痛定思痛，這樣的民主絕對是「死路一條」。

相形之下的我們，有這麼一幫井底之蛙、夜郎自大的「權貴知識分子」，無疑只會死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