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因跨國生產網路而崛起，外貿占比GDP極高，達65%，其中對日22%、對美24%；中國過度依賴外企，包含外企子公司與合資、加盟等，佔比超過一半 達80%；而高比例零件進口 佔60%，並佔80%的出口；其中又有60%是從日本進口加工之用。

中國製造出口的複雜化漸增

中國從1992~2004年，機具設備出口從17%上升到44%，傳統勞力在出口上，則從1/2下降到1/3；2005年中國出口有1/4屬高科技產品，機電產品出口超過US $2440億，勞動密集的出口有US $915億，2006年高科技出口US $1235億。中國的出口應證了互賴與衝突說；首先，根據大N法，專屬資產的增加，會提升破壞該關係的代價，而且在不斷投注專屬資產進入生產網時，製造網將益加複雜；再者，高科技產品取決於周邊零件進口，且中國強烈依賴外企高科技出口(超過85%)，透過生產網路的擴張，將中國整合進全球經濟，並創造多邊互賴，提升破壞該連結的代價。

國內聯盟(domestic coalition)

中國的決策流程並不透明，政治常參與出口部門，並涉入進口的利益；國內聯盟的平衡對整合入全球經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Solingen認為全球市場、資本和科技將促使聯盟的國際主義成長，並在太平洋的外交政策上產生利益關係；自由主義模型中，貿易擴張和衝突的減少是呈現線性關係，而全球經濟則強化了國內聯盟在對外和平的利益。

優惠貿易協定的後自由主義

先前對亞洲「欠缺組織(under-institutionalized)」的評判，隨著80幾個條約簽訂、執行、和官方研究團體在探討相關主題，現在該評語已必須修改；雖然作者仍質疑其貿易條款的含納範圍和投資流(investment flows)，其一般是低關稅且牽涉到敏感部門，並且會抗拒自由化；但他們之間的參與確實有利於制度化合作。他們參與「信心建立」政策，如爭端解決機制，並促使單邊國家邁向貿易自由化，互惠基礎加強了國內聯盟對自由化的支持。

另個辯論是2/3的優惠貿易條款是與東亞外區域簽訂，從封閉的東亞集團來看，簽約點的地理分布顯示該模式可能會加劇國際動盪。

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早期東北亞各國FDI皆屬低落(除了台灣)，但中國城為FDI前三大國十，日、韓相較以往更歡迎FDI，但其吸引的FDI流量並不符合其經濟體的大小(最近的數據顯示，日本實際上呈現投資淨流出的狀況)。FDI不僅提供技術和國際的連結，且中國有明顯的內資跨國作返程投資(round-tripping investment)的現象(以避稅或是取得其他外資好處)，其發展較日、韓更重視FDI，代表破壞連結(Linkage)的代價又更高。

貨幣互賴

貨幣互賴不是零衝突的保證，就像美中匯率爭執，但破壞互賴的代價卻是高昂的；美國仍享受霸權在全球金融的好處，其不必保有大量外匯，且投資東亞以獲利，而東亞亦持有11億美國國債(1/2是外人持有)；金融壓力促使東亞政府重新議定其定位，就像歐盟，且可能持續弱化貨幣；而東亞金融辦公室暫時性的行駛短期打壓幣值。但如此友會影響美國經濟-他們出口的市場，反倒不利於東亞的長期利益。不同於法國例子，將貨幣兌換成黃金，單向性的不靈活匯率(inflexible exchange rates)這是1971年以前的財務架構，在東北亞並未有該現象發生；這又是一個複雜的互賴穩定例子，破壞連結的代價高昂。

現實主義的選擇:國家控制?

現實主義以4個核心解釋經濟，並詢問一個問題:中國崛起是否帶起政治衝突? 但如今放在東亞，會產生兩項質疑：(1)國內行為者的商業關係其利益是不同調的 (2)安全觀會形塑國際經濟關係。大多數評論接受冷戰時期經濟集體遷入了「總體安全框架」，雖然歐洲被當成典型例子來解釋，然而與亞洲形成鮮明的對比，如與歐美形成貿易投資關係的日韓台星馬泰等，以及相對的中、越、朝鮮(1990以前)；在中國嵌入全球生產網路時，永遠的現實主義被質疑。圖為美國機具的進口，中國近20年上升超過15%占比，而日本則下降超過50%，原因在生產網路的重新定位。在國內團體對國外經濟關係的高度互賴增加，國家干預將蓋過商業利益的立論已不再如此可信，日韓台容易成為美國懲罰性制裁的目標，尤其在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之後。

東亞的重商貿易政策使國內貿易公司有很大的掌控力，加之政府對FDI限制，意味著美國部份經濟利益團體和初級產品出口商將抵禦成為美國單邊主義目標的東亞國家，如今跨太平洋貿易結構已然劇變。美國貿易赤字高築，國內經濟失衡，與中國是最大債主國的關係，其扮演角色不同於日本；中國貿易佔GDP 56%，相較日本的21%更顯開放，而FDI佔GDP 35%，日本僅2%；中國總體貿易順差較日本小(1980s)。

美國對中國出口先進的生產品(飛機、通訊、電子設備)，且占有大量的出口份額，Wal-Mart即有1/8是出口到中國；而中國的貿易模式也轉往跨境貿易，如美國在東南亞的海外子公司出口零件到中國組裝。

就結構而言，美國國內經濟利益在中國和東北亞工業化國家 更多的是經濟利益關係，而非抵禦。盡管謠言美國國會對中國貿易盈餘和低估人民幣採取行動，但其仍很難使華盛頓當局採取敵對的單邊政策來抵抗中國化東北亞的經濟體。以往東亞國家會打安全牌來抵禦美國單邊主義，以保護其利益，但冷戰結束後，WTO等促使合法化貿易，東北亞各國逐漸善加利用爭端解決機制，華盛頓當局發現單邊政策已有明顯的限制。日本尤其開創先例，其汽車零件力抵美國單邊主義，同時富士影視亦以WTO的爭端解決來移除國際體系中出口的結構障礙；中國預計將跟隨其腳步，即使初期會受WTO的約束；中國參與歐盟提的申訴案，反對布希保護美國鋼鐵業，便是一例。

總結

製造分工化(破碎化)和產業內貿易的自然轉變導致互賴；1945年以前國家目標在安全取得原物料，而1945之後轉向市場、金融、科技等議題，現在全球市場透過生產網路來生產高科技消費品，不僅有工業化國家，還有其他中產階級國家。雖然國家經濟有賴大量進口原物料來保障未來能源安全，這是唯一國家主導的因素，而以軍事介入取得原料、違反平衡的代價，將是市場准入、金融、零件、科技等的流失。首先，整合入生產網路的多為私有單位(當然國家也可以促進整合)；再者，全球化製造使互賴更加緊密，便產生共同的代價。同等重要的是，分工使出口國的內部聯盟、公司，依賴更便宜的勞力，來建立產品競爭力；以及國企貿易企業的銷售額更依賴國外市場。1945年以前，個政府內反對派會抗拒國際競爭者，典型的例子莫過美國在對中國和日本間的貿易關係比較。不可避免地，其產生不對稱性，但分工也帶給消費者利益(以低價取得優勢；刺激經濟成長)，美國將沒那麼容易放棄Wal-Mart的便宜中國製造品。

Dale主張：自由主義的商業與衝突預期很明顯，無論在市場准入、原料與市場，都將威脅到未來。若國家明白高度經濟互賴有利和平互動，則貿易關係會持續，若國家預期持續的機會成本很小，就會強化態度積極行事(隨未來獲利減少而降低預期成本)，生產網路改變了聯繫的成本和斷鏈的代價，且改變國家的預期論未來貿易是否繼續下去。

未來預測有兩項發展：(1)東亞國家聯盟強化國際主義[1]的力量 (2)全球經濟組織有助於建立互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