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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何心舟製「提樑葫蘆壺」
圖文：陳宗嶽

　　2014年2月14日中午，在清樂玉器這裡欣賞陳老闆新近由日本購得的一把何心舟製段泥壺。由於在此之前沒見過此種壺型，因此代為定名為：提樑湖石鈕扁葫蘆壺，亦可稱：清白（壺壁雕一白菜）福祿（葫蘆型）壺。
　　先前在除夕夜看到清樂玉器老闆傳來的這張清代同治到光緒年間何心舟製作壺的照片，適巧正在看的書上有一把楊彭年作的曼生壺，年代雖差個20～30年，但是韻味、氣質均相似，尤其朝天的彎壺嘴，只見諸這兩位製壺名家與同時代的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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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清代紫砂壺名家何心舟、梅調鼎團隊
紫砂家園網 / 2010-10-18
清代紫砂壺名家何心舟、梅調鼎團隊
　　何心舟，字子陶，號韻石、石林、石林居士，齋名曼陀花館、林園。浙江紹興人。他是清同治、光緒年間成就最高的紫砂藝人，但由於文獻資料的匱乏，生前不太知名，以至於他的生卒年月、字型大小都鮮為人知。當代砂藝術大師顧景舟先生曾在《溯源話藝—談文人及書畫界與砂藝的結合》一文中，寫道：“要到同治中葉延至光緒的數十年中，……這個階段在文人與砂藝的結合史上繼續譜寫光彩的，要推梅調鼎與製壺家韻石（生平難考）的合作。”
　　其實韻石即何心舟也，何以見得呢？何作過一把乳鼎壺，底鐫“曼陀花館”、“石林何氏”，把捎下有“心舟”小章。“曼陀花館”為何心舟齋號：而唐雲藏柱礎壺，底印也為“曼陀花館”，把梢印卻是“韻石”。洵知“心舟”與 “韻石”乃同一人也，
　　何心舟的最佳搭檔是晚清書法家梅調鼎。梅調鼎是浙江慈溪人，出生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逝世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字廷寬，號友竹、赧翁。當代書法泰斗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一文中這樣寫道： “梅調鼎不很著名，只有上海寧波一方面的人知道他。他是個山林隱士，脾氣古怪，不肯隨便替人寫字。尤其是達官貴人，是他所最厭忌的。因此，他在當時名譽不大，到現在，他的作品流傳也不多。說到他的作品價值，不但當時沒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也沒有這樣高逸的作品呢！”

　　正是這兩位“在當時名譽不大”的人的連袂，掀起了紫砂陶藝史上的又一波高潮。用顧景舟的話來說是：“所有傳器，品式多樣，形制亦雅，最值得賞識的是壺上書法端秀，刀鐫利索：從鑒賞角度而言，製作技法雖不夠精緻，造型結構卻別出心裁，一脫陳俗意趣。銘句、書法與壺身三者融合無間，堪稱‘曼生壺’之後又一佳話。”
　　何心舟，梅調鼎合作的茗壺，流傳到今的數量不多，卻把把都是精品。如唐雲舊藏的漢鐸壺、南瓜壺、高柱礎壺、博浪錐壺以及別家藏的秦權壺。
　　何心舟是練泥、調砂的高手：他的調砂壺質堅砂勻，粗而不糙；淘土壺表面光滑，卻異常透氣。筆者收藏的一把柱礎壺，冬日泡茶，桌面竟會有一壺底大小的圓形水氣，而撫摸壺底卻一無水痕；其泥料之透氣性居然達到明代草創期之水準！這該是鑒別何心舟壺的重要標準之一。
　　其造型多為仿器形的柱礎、秦權、漢鐸、乳鼎與象生形的南瓜、匏形等，也有獨創的博浪錐和五銖錢壺（半月壺的變體）。其共同點是壺身都有較大的塊面便於鐫刻壺銘。
　　茗壺的製作一絲不苟，能夠十分到位地體現出造型設計的要求。看似沒有什麼技巧，其實是臻於“無招勝有招”的境界？
　　梅調鼎的壺銘每以極簡練的文句既點壺的造型又說茶事，切壺切茶而渾融無跡，如南瓜壺的“生於棚，可以羹：制為壺，飲者盧”。此“盧”當為寫《七碗茶歌》的盧仝。秦權壺的“載船春茗桃源賣， 自有人家帶秤來”。“秦權”就是秦代的秤砣。有了秤與秤砣，盡可賣茶了！短短幾句銘文，無不營造出一種至精至美的文化氛圍，源於生活在而又高於生活，令人遐思不已。
　　如果說梅調鼎壺銘的文學性不遜于陳曼生，那麼其書法水準則要高於陳曼生。梅書“節奏舒和，氣息調勻，骨勢開張，舉重若輕。提挈頓挫之間勁力內含，品調高雅，筆鋒的起落及轉換，照應清晰，交代明白……真是道麗淳質，筆力天成”。因此，我們可以說：“他在紫砂壺銘文與壺銘書法兩方面已達到的審美文化高度，至今還沒有人能同時逾越。” （湯鳴皋語）
　　據秦權壺銘文“光緒丁酉季秋，赧翁”可知，何、梅合作製壺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左右。作為以製壺謀生的紫砂陶人，何心舟當然還單獨或與其他人合作過更多的壺。他做壺喜用本山團泥，壺銘中的壺名或主要內容常用琢沙底鐫刻。他還與陶友王東石結伴到寧波創建玉成窯，燒造紫砂壺。制器常鈐“浙甯玉成窯造”陽文楷書章。
　　王東石亦曾經為梅調鼎的“日嶺山房”制過壺。目前所見東石署款，底鈐“日嶺山房”方印的就有波浪壺與秦權壺各一。令人奇怪的是，梅調鼎從未在王東石制的壺上留銘，即使是為自己做的砂壺也吝於落筆。秦權壺便是捨近求遠地請上虞籍的晚清著名篆刻家徐三庚（號褒海）題的銘，也許梅調鼎與何心舟合作是在寧波的玉成窯，慈溪本來就是寧波府的一個縣。而請王東石制的壺出白宜興，梅氏不便趕到宜興去題銘吧？不過，王東石與書畫家的合作時間更早，其石瓢壺便由海上名畫家任伯年書款，其時在“光緒己卯仲冬之吉”，為光緒五年，西元1879年，比何梅聯手要早近20年了。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清末民初藝人與文人的合作已經蔚然成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