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鴻門宴座次探討：

一、筆者觀點：

①、項羽麾下之參與者如下：范增（參謀）、項莊（堂弟、部將）、項伯（叔父、部將）、陳平（項羽手下都尉）。

②、劉邦麾下參與者如下：張良（參謀）、樊噲（部將）、曹無傷（左司馬）。

1.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複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鄉坐。亞父南鄉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鄉坐，張良西鄉侍。

2.文字中「項王、項伯東鄉坐。亞父南鄉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鄉坐，張良西鄉侍。」東嚮坐者，面朝東而坐，亦即是坐在西邊而臉朝東邊。南嚮坐也即是指人坐於北邊而臉朝向南邊。下面二個解釋也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試著想像一下這場決定歷史分流的鴻門宴中，大家座位的方向是，項羽坐在西邊，范增坐在北邊，劉邦坐在南邊，張良坐在東邊。簡單說鴻門宴座位：項籍和項伯面東、沛公面北、亞父面南、張良面西。到此為止，各家解說應該是不會有任何的歧異。

3.比較有爭議性的問題是，劉邦的座位次序是否有被刻意降低，而藉以羞辱他的因素存在呢？依照余英時先生的看法是，他認為，自古以來，「南北向，君臣位」因此劉邦先生坐在南邊，象徵的是將其地位貶低成臣屬（劉邦、項羽入關前早已約為兄弟，項羽拜劉邦父太公為義父，且兩者皆為將軍身份，故地位理應相當）。余英時先生認為，座位尊卑次序應該是項羽＞范增＞張良＞劉邦的。此一說法，頗為盛行，一方面似乎是有文可證，一方面又能符合史公意在言外的筆法。然而，太史公為當時之人，焉有不知道當時尊卑座位的次序呢？如照余英時教授的說法，則太史公下筆便犯了極大的錯誤。來看下面一段文字：

4.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僕地，噲遂入，披帷西鄉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眥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鬥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複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

5.當項莊舞劍情況危急之時，樊噲入內，於此，如真照余英時教授所說劉邦的座次最卑，那麼樊噲不管基於翼護劉邦或是按照身份，他都應該坐於劉邦身旁才是，然而，史記原文告訴我們，樊噲是坐於張良側，且「噲遂入，披帷（帳幕）西嚮立」樊噲披帷，則劉邦座位自應有帷可讓樊噲披，因此我們可以推知，項羽不但沒有故意貶低劉邦的身份，反而還故意優待他。如此一來，前後對照之下，不難發現，在鴻門宴中座位尊卑次序應該是 項羽>范增>劉邦>張良才是。其實，揆諸歷史，哪有想要殺人，還故意將想殺之人地位貶低的，大凡鴻門宴此類宴會，都是於對方不疑有他之下，酒酣耳熱之際變生肘腋，殺機突現。欲殺之先尊之才對，假若項王欲殺劉邦，他不可能會笨到故意貶低劉邦身份，以致讓劉邦心生警覺。暗殺行動是秘密的，除了少數參與計畫的人之外，一般的士兵是不會知道的，他們只會知道項羽要設宴款待劉邦，而劉邦不僅是一軍的將領，還是軍中的客人，雖是將領，但項羽畢竟是劉邦的長官，劉邦是下屬，只是位居於范增之下，項羽雖然有意羞辱故在座位上有此差別，但對劉邦的性命是不會有喪命的危險。所謂兩軍交戰不斬來使，更何況是面對各為一方的領袖，還有劉邦與項羽還曾在義帝處同朝為官過的情分，以及劉邦、項羽入關前早已約為異性兄弟（《史記•項羽本紀》「項王患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且兩者皆為將軍身份，故地位相當，見面三分情，論情論理都不可能說殺就殺那麼隨便，總是要説清楚講明白，所以才有鴻門宴舉行的必要。

6.簡單來說， 秦漢的座次尊卑，室內座次以西邊（坐西向東）為最尊，其次為坐北朝南，再次為坐南朝北，東邊的位置最卑。所以「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應該是：

①、項王、項伯東嚮坐，最尊主位（坐西面東），就是坐在西側（東嚮，面向東也），也就是說，是坐在張良的對面。

②、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次尊（坐北面南），就是坐在北側（南嚮，面向北也），也就是說，是坐在劉邦的對面

③、沛公北嚮坐，再次之（坐南面北），就是坐在南側，以示臣服（北嚮，面向南也），也就是說，是坐在范增的對面。

④、張良西嚮侍，最末（坐東面西），就是坐在東側，侍於沛公旁（從「樊噲從良坐，坐須臾」這句推敲應該此時是坐著）。（西嚮，面向東也），也就是說，是坐在項羽、項伯的對面。

⑤、推斷軍營出入口應該是東南邊，劉邦與張良等出入方便，不太可能是東邊座位後面，因為樊噲一進來也是面西而立，從「噲遂入，披帷西鄉立」和「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推敲可證。

⑥、除（鴻門宴）所提到的席次安排，在《史記》中也有相關的例子，如《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說：「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侯田分自居尊位，讓其兄坐次位；和項羽坐尊位，讓范增坐次位一樣，是就政治地位不就私誼來定尊卑。又如《史記˙南越列傳》記載，漢朝使者到屬邦南越時宴會的坐次如下：「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太臣皆西鄉侍，坐飲。」南越是漢朝的屬邦小國，當時又有求於漢，而漢使者代表漢帝蒞臨，因此居尊位東嚮，南越太后居次，南越王第三，南越相及大臣最卑居下。由此推知，古代在「室」中活動時，無論是接見賓客、飲食，在座位排列上，多以「面陽」的方位為尊位。也就是「門戶」對面的位子。然後再以「左尊」原則，將第二位放在主位的左邊。可見，當初項羽安排這樣的席次，是要劉邦清楚知道，雖劉邦先入關，似乎可以入關為王，但真正有以「王」自稱的只有項羽自己。

⑦、古人崇拜太陽，崇尚光明，故將太陽升起的東方為尊、為主，將西方則視為陰、為卑。有了尊左卑右的原則。也有了左右對應的二分法，左─男─陽─東─主─同姓─文─昭─宗廟；右─女─陰─西─賓─異性─武─穆─社稷。

7.『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源門（今陝西臨潼東北）。沛公兵十萬，在霸上（今陝西長安縣東）』對於劉邦的脫身感到不可思議，從項羽的陣營到劉邦的陣營說有四十里，而他們抄小路只要二十里，再來就是因為他們怕遭人注意，只有劉邦騎馬，樊噲等四人用“走”的而劉邦告訴張良推算他回營之後再向項羽請罪，那麼四個全副武裝的將軍加上劉邦，跑了二十里花了多少時間？張良又是怎麼回去的呢？陳平是否怠忽職守呢？看法如下：

①、鴻門宴這段故事不是放在高祖本紀，而是放在項羽本紀裡，高祖本紀只有幾句話帶過：「沛公從百餘騎，驅之鴻門，見謝項羽。項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沛公以樊噲、張良故，得解歸。歸，立誅曹無傷。」不要單純的認為項羽本紀裡已經有說過了，所以高祖本紀就簡單帶過，太史公撰寫史記是相當洗鍊的，如果只是因為前面已經說過，他可以簡單帶過的話，那他只要寫「事見項羽本紀」就好了（其他地方就有這樣的例子），不用多寫出那十幾個字。太史公首先以紀傳體來作為記載歷史的方式，其記載的內容是要能符合這個人的性情、風格，否則就違背紀傳體的宗旨了。所以我們理解鴻門宴，最好是從項羽的本性來理解比較好。

②、項羽其實是很心高氣傲的，因他出身貴族本事又好（從《史記‧項羽本記》可以瞭解）。鴻門宴之前，范增對項羽說了這樣的話：「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前面都還好，可是後面對居然說劉邦有「天子之氣」，劉邦只是一個鄉下的小癟三，自己的軍師居然說他會當天子，項羽又是一個執拗的人（就是你越說，他就越不這樣做），難免會破壞項羽對范增的觀感，也刺激他更不想殺劉邦。

③、在整個鴻門宴上，項羽對劉邦的表現是相當滿意的，否則他也不會輕易的說出：「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把內奸的名字都告訴劉邦了，顯然他並不認同曹無傷說的話。對於范增的話更不願意執行（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所以只能由范增親自主導殺劉邦的戲碼（項莊舞劍），雖然項羽並沒有阻止的動作，但樊噲進來攪局，又說了一番義正嚴詞的話，項羽的不但沒有處罰樊噲唐突的行為，還招呼樊噲入席。因此，從項羽在鴻門宴中的表現可以推知，項羽根本不打算殺劉邦，只有范增體認到劉邦的危險，卻因為那句「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而引起項羽對他的不快。

④、《史記‧項羽本記》『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今陝西臨潼東北），沛公兵十萬，在霸上（今陝西長安縣東）。（兩地相隔應該不只20里約40里左右）。』古時的度量衡跟現在的標準不太一樣，劉邦離去時的記載是這樣的：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古時的二十里是有多遠？應該注意的是「間至軍中」這句話，常言道：「間不容髮」，若以間來表示時間的長度，應該不是很長的時間，《史記•高祖本紀》正義集解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亭長，主亭之吏。高祖為泗水亭長也」。20里等於2個鄉如此大約可以推斷劉邦穿越2個鄉的時間。兩地相隔20里實際數據要花多少時間，可能要留到日後有機會去新豐鴻門至霸上來回走一趟才知道，目前只能就資料推敲，古代以三百六十步為一里。今以一公里等於一千公尺。1英里（British mile）= 1760碼 = 1‧61千米。又1千米（公里）= 1，000米（公尺）= 100，000厘米（公分）= 1，000，000毫米（公釐）=0‧621英里=1，094碼=3，281英尺。所以劉邦離開後並沒有花多少時間就回到軍營，張良應該在劉邦離開沒多久就去見項羽了。

⑤、劉邦是一個很會做人的人，雖然不辭而別，卻準備了豐厚的禮物，項羽也高興的接收了，所以對於劉邦的行為，是不會追究的，對於陳平，也就不需論罪，何況他當時只是要陳平去找劉邦，並不是要執行什麼命令，當然也就搆不上怠忽職守的罪名。

⑥、曹無傷常見的觀點包括：

A.曹無傷為投靠項羽或自保而出賣劉邦。

B.曹無傷是項羽軍派往劉邦軍的間諜。

C.亦有認為項羽親自告訴劉邦事件的經過是出賣曹無傷。

D.現亦有將曹無傷和項伯比較，認為兩人均背叛所屬陣營的人。有些意見指曹無傷的貢獻比項伯為小。

二、余英時先生觀點：

1.余英時先生〈說鴻門宴的坐次〉一文認為：在鴻門宴的坐次中，沛公的「北向坐」則更值得注意。依如淳「君臣位，南北面」之說，劉邦顯然是正式表示臣服於項羽之意。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記郭隗語燕昭王之言有云：「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這故事的本身雖未必足信，但所言坐次之尊卑必是戰國秦漢間的通行習慣，斷無可疑。因北向坐是最卑的臣位，而西向坐尚是「等禮相亢」的朋友地位。張良雖據西向之位，但史記明說他是「侍」，身分次第，一絲不紊。（余英時《論士衡史》，上海文藝出版社，頁109～119）。

2.余英時先生得出「西向坐尚是『等禮相亢』的朋友地位」的結論，似乎誤會了《說苑》的文意。《說苑》所說「西面等禮相亢」是指「王」自居「西面」，此為主人位，賓客為「東面」，即如淳所引「賓主位，東西面」；如果讓賓客「西面」坐，則主人乃是「東面」，也就是《說苑》上文所說的「王將東面」，不就是「目指氣使」嗎？何「等禮相亢」之有？例如《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漢書‧周勃傳》同）：「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士，東嚮坐而責之：『趣為我語。』」周勃自己「東向坐」，即坐西向東即「東面」，諸生說士此時是「西向坐」，這正是「不以賓主之禮」（《史記》宋裴駰集解引如淳注）的表現。《史記‧淮陰侯列傳》（《漢書‧韓信傳》同）記載道：「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至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嚮坐，西嚮對，師事之。」請廣武君「東向坐」，韓信自己「西向對」，這才是《說苑》所說的「西面等禮相亢」。清初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旁徵博引地證明：「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即交際之禮亦賓東向而主人西向。」（《日知錄》卷二十八〈東向坐〉）鴻門宴中劉邦是客人，曾經與項羽在楚懷王面前「約為兄弟」，如果項羽尊重他，就應按「賓主位東西面」的賓主之禮讓他東向坐，如今讓他退為「三等」北向坐，說明項羽根本沒把他當成客人平等地對待，其地位還不如項羽手下的謀士范增。

3.余英時先生認為鴻門宴坐次中「北向坐是最卑的臣位」，劉邦北向坐「顯然是正式表示臣服於項羽之意」。似乎也不符合語言實際。「北向」固然可以表示臣服。例如《史記‧黥布列傳》：漢王使者隨何發問：「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回答道：「寡人北嚮而臣事之。」但不是坐次本身所確定的，更重要的是堂上與室中坐次尊卑是不一樣的。清人凌廷堪指出了這種不同：「堂上以南嚮為尊……室中以東嚮為尊。」（《禮經釋例》卷一〈通例上〉）余英時所引《史記會注考證》裡中井積德的話也是這個意思：「堂上之位對堂下者，南向為貴；不對堂下者，唯東向為尊，不復以南面為尊。」尊位既已確定，與之相對的卑位當然是不言而喻的：室中以西向為卑，堂上以北向為卑。而《說苑》是打比方，雖是不分堂上與室中放在一起說的，其實「東面」與「西面」、「南面」與「北面」兩兩相對。正如余英時所說：「從這一段文字中，我們可確知如淳所引，『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的說法是當時的通義。」既然是「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室中與堂上位次各不相同，又怎能用堂上的位次尊卑來規範室中的位次尊卑呢？既然是「君臣位，南北面」，如果說劉邦北向坐「顯然是正式表示臣服於項羽之意」，而項羽也「正式接受了劉邦的臣服表示」，那麼接受臣服表示的項羽應該南向坐才是呀；項羽不南向坐，劉邦的臣服表示豈不成了無的之矢？二十世紀四○年代初，楊樹達撰《秦漢坐次尊卑考》，根據《說苑‧君道》上述材料總結道：「秦漢坐次，自天子南面不計外，東嚮最尊，南面次之，西面又次之，北面最卑，其俗蓋承自戰國。」（《積微居小學述林》卷六，中華書局，頁247～249）遺憾一間未達，未能區別堂上和室中；至於鴻門宴坐次，楊氏只說「此楚君臣自居尊坐，故以卑坐坐沛公也」，並未斷言沛公坐最卑。余英時根據《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坐其兄蓋侯南向，自坐東向，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的記載，「確知在宴飲的場合，東向要比南向為尊」。這也正因為是在室中的緣故，可見堂上的位次是不能用來規範室中的。鴻門宴雖是在軍帳中舉行的，然而坐次尊卑一如室中，因而坐次尊卑就是太史公所特地交代的，依次是東向、南向、北向、西向，西向最卑。余英時援引《史記‧南越列傳》「使者皆東向，太后南向，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飲」，以為「敘坐次與鴻門宴相近……足資比較參證」。

4.余英時先生分析道：「南越太后是極力主張內屬於漢的，因此她請漢使（不止一人）坐東向的尊席；她自己是南越的最高統治者，故居南向次尊之位；南越王北向而坐則所以表示臣服於漢之意。這正是鴻門宴中劉邦的坐位。丞相呂嘉及大臣則『西向、侍、坐飲』，與張良的地位完全相同。」這裡的問題是：一、如果說南越王坐次如同鴻門宴中劉邦的坐次一樣是最卑的臣位，而丞相呂嘉及大臣坐次尊於南越王，那麼，余英時所敘述的「太后欲藉漢使者之力置酒宴以謀誅嘉」的用意在坐次安排上就大打折扣了，試想呂嘉及大臣怎麼可能安排到尊於南越王的位次上？二、如果說「北向而坐則所以表示臣服於漢之意」，那麼，一手布置宴飲的太后為為何不把呂嘉安排為北向坐，從而造成一個非臣服不可的局面，以使他窘迫呢？比較參證的結果，最卑位次只能是排在最末的西向。鴻門宴下文述劉邦的參乘樊噲得知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於是衝入營帳，「披帷西向立」。樊噲地位比張良又下一等，此時他雖然「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卻仍然不忘規矩，不僅站立，而且「西向」。樊噲的「西向立」，正表明「西向」是最卑的位次。《漢晉春秋》記載：「（王）裦以父為（司馬）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三國志‧魏書‧王脩傳》裴注引）這裡「西向坐」乃是表示臣服，當然是由於最卑坐次的緣故。

5.鴻門宴「張良西向侍」的「侍」，清初吳見思評點認為「侍亦坐也」，並引「樊噲從良坐」為證（正如余英時所說，吳氏以為沛公坐次尊於范增顯然是錯誤的）。余英時則認為吳說「亦不盡然」，指出：「以〈南越傳〉所言『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飲』例之，則可能先侍後坐飲。『坐』與『侍』的實際分別如何雖不易言，但至少姿勢應有不同」，「豈《史記》此兩處所言之『侍』與『跪』為近耶？俟再考」。余英時對《史記‧南越列傳》的標點愚以為可商榷，應標為：「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飲」。何謂「侍」？《六書故》：「侍，陪側也。」《論語‧先進》：「閔子侍側」，皇疏：「卑者在尊者之側曰侍。」《論語‧公冶長》記「顏淵、季路侍」，〈先進〉記「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這是弟子「侍」或「侍坐」。《晏子春秋‧內篇雜上》記「晏子侍於景公」，〈內篇諫下〉：「景公獵，休，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搣葭而席。公不說曰：『寡人不席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而子獨搴草而坐之，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三者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矣。』」這是臣下侍或侍坐。可見「侍」著眼於陪侍，指陪從或伺候尊長；而「侍坐」指在尊長近旁伺候陪坐，「侍」是「坐」的狀態，指坐者的態度，「坐」則表明「侍」時的姿勢。鴻門宴記張良「西向侍」，一個「侍」字道盡了張良的地位，「西向」的最卑位次也就不言而喻了。不能想像作為劉邦的隨從、謀士並且明說是「侍」的張良竟然可以安排到比劉邦更尊的位次上去。再看《禮記》，其中既有針對「侍於君子」而定的規則（〈曲禮下〉），有針對「侍坐於先生」、「侍坐於君子」、「侍坐於長者」、「侍坐於所尊」而作的不同要求（〈曲禮上〉），又有針對「侍食於長者」、「侍飲於長者」而作的具體做法（〈曲禮上〉），還有針對「侍射」、「侍投」而作的規定（〈少儀〉）。凡此種種，表明「侍」不是與「坐」相對、與「跪」相近的姿勢；正如「侍食」「侍飲」「侍射」「侍投」連說時不能斷開一樣，「侍坐」也以不拆開為宜。所以〈南越列傳〉應理解為「使者皆東向，太后南向，王北向，相嘉、大臣皆西向侍坐，飲」。因為眾人「坐」著「飲」是不言而喻的，故不必「坐飲」連言；因為「侍坐」是安排給相嘉、大臣的，故不應將「西向」與「侍坐」斷開。站立著陪從或伺候尊長，稱「立侍」，例如《禮記‧鄉飲酒義》記「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莊子‧齊物論》記「南郭子綦隱機而坐……顏成子游立侍乎前」；又稱「侍立」，例如《三國志‧蜀志‧關羽傳》：「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這也表明「侍」著重於卑者的陪從或伺候，至於是立還是坐固然因身分地位或時間場合而有所差別，然而往往並不特別在意，有時不作交代。例如《史記》記「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閑坐，弟子三四人侍」（〈日者列傳〉），又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樂書》），或「侍」或「侍坐」；尤其能說明問題的是：《戰國策‧趙策二》述「武靈王平晝閑居，肥義侍坐」，《史記‧趙世家》記載此事作「肥義侍」。至於鴻門宴記張良「西向侍」，也未說坐。吳見思認為此時張良坐著，從下文項羽讓樊噲坐、「樊噲從良坐」推斷的，不能說錯，只不過「侍亦坐也」的說法不夠嚴密，容易讓人誤以為「侍」就是「坐」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