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東漢：

l  東漢初年，大司徒改稱司徒，掌考課與民政；大司馬改稱太尉，掌兵事考課；大司空改稱司空，掌營建。從上而言，「三公制」的出現，使丞相獨相的性質完全轉化，由「丞相集權制」逐漸轉變為三公並立制（註四：）。自此，秦至漢初丞相權力特重、地位獨尊的現象，已不復再。

l  註四：東漢光武帝時，鑑於西漢末年外戚奪權，引致王莽篡漢之局面。因此對相制加以整頓。他實行「事歸台閣」的措施，把主要的權力集中於內朝的「尚書令」，外朝的官員若要參與國政，必須帶侍中、給事中、錄尚書事等銜頭。尚書令主要是掌章奏詔命的傳達，三公不得預聞。至此，東漢的三公已差不多是「坐而論道」的官員，有名無實。反之，尚書卻漸漸變成實際的最高行政中樞。到靈帝時，「尚書台」的成立，使尚書成為一個獨立的機關，同時亦標誌著相權之沒落。

乙、監察制度墨守成規：

l  東漢的監察制度與西漢基本相同，只是在某些方面有所變化。就監察效果而言，以漢和帝末期為限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政治比較清明，監察機制能夠發揮一定作用；後期政治昏暗，監察體制被踐踏，監察官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和犧牲品。

一、監察制度徹底癱瘓：

l  東漢末年刺史的變化。西元188年，漢靈帝改刺史為州牧，並由中央的九卿出任這一職務。九卿相當於現在的部長，也就是中央的部長派下去做地方的省長。州牧不僅掌管監察，還集各州行政、軍事、財政大權於一身，地方的監察官演變為行政長官，並形成尾大不掉之勢。後來割據一方的軍閥如董卓、劉表等人，都是在州牧的位子上起家的。東漢末期的統治者本想通過這種“改革”來強化對地方的管理，沒想到州牧走到了自己的對立面，變成更加難以控制的離心力量。東漢的監察制度從上到下徹底地癱瘓了。相同的政治體制，東漢前後期的監察效果怎麼會有如此大的差別？從表面上看是政治環境不同，實際上問題還是出在人的身上。法治的社會制度可以管人，人治的社會人可以破壞制度。中國封建社會屬於後一種情況，所以人就成了決定性因素。漢光武帝重開漢家天下，是個有所為的人，而環顧東漢後期，幾乎找不出想幹事又能夠幹事的像樣君主，並且有的連正常人都不如。比如漢靈帝，是個心理變態的人。據史書記載，他最大樂趣之一，是在後宮擺設許多店鋪，讓宮女們扮裝成店主，爭相叫賣自己的商品，靈帝本人穿上小商販的衣服，在店鋪間來回穿梭。指望這種人去澄清吏治、發揮監察官的作用，可能嗎？

二、中央有兩大監察班子：

l  東漢劉秀做了皇帝（光武帝）後，重建中央監察機構。秦朝及西漢時的御史大夫更名為司空，徹底脫離了監察線，成為專管水土及營建工程的官員。御史中丞正式成為監察機構的最高長官，其官署也從皇宮裡搬出，單獨辦公，辦公的地點叫御史台，也叫憲台或蘭台寺。叫憲台是因為御史也稱風憲官，風憲有觀民風正吏治（此為御史的職責）的意思。蘭台是漢代宮內收藏典籍的地方，御史中丞掌管蘭台，所以御史台也稱蘭台寺。御史中丞下設侍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侍御史、繡衣御史和蘭台令史等。其中侍御史為15人（與西漢時的人數相等），工作分為兩大塊：一是在上朝的時候監察百官，二是在祭祀中擔任糾察官，看看誰有違禮的行為。

l  東漢仍置司隸校尉，秩俸為二千石，直接聽命於皇帝，主要任務是監察京師及其周圍7個郡的文武百官。除了監察，司隸校尉還握有選舉、奉詔捕殺罪犯等權力。司隸校尉下面有12個司隸從事，是他的主要部下。這些人的權力很大，從中央到地方，政治、經濟、軍事和選舉等方面的事，他們都能插手。由於大司徒司直設置的時間很短，所以東漢中央的監察體系就是御史中丞和司隸校尉兩大班底。

三、監察官單獨而坐：

l  東漢監察官的地位很高。漢光武帝時特地下詔，讓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與尚書令一道，在朝見的時候設專席單坐，當時京師裡的人們稱他們為“三獨坐”。這不是簡單的座位問題，而是政治地位的一個象徵。他們三人單獨而坐，但朝向呢？古書裡沒有說。天子是坐北朝南的。根據《禮記•曲禮下》的記載，“天子站在繡有斧紋屏風的前面，諸侯北向朝見天子，稱為覲；天子站在正門當中，諸公東向，諸侯西向朝見天子，稱為朝”。坐次朝向也是按這個規矩。第一種情況不用說，御史中丞等三人是面北而坐了。第二種情況是朝東還是朝西呢？應該是朝東，因為“古人之坐，以東向為尊”。單獨列坐就是表示身份尊貴，朝向自然也要體現這一點了。需要說明的是，當時沒有板凳，是席地而坐。

四、督郵配合刺史工作：

l  東漢在地方也實行刺史監察制度，共設十二個州，每州一名刺史，工作方式與西漢武帝時相同。刺史的部屬主要有從事、假佐等。在郡這一級負責監察工作的是督郵，他們定期巡察各縣，然後向郡守匯報工作。督郵要協助刺史工作。東漢初，有一個叫郅壽的擔任冀州刺史，當時他的監察區內許多諸侯王胡作非為，沒人能管得了。郅壽上任後，派自己的部屬長期在諸侯國內逗留，並讓督郵在諸侯王的王宮邊上蓋起簡易房，住在裡面，就近監視。督郵的優勢在於是本地人，瞭解情況，而且還可以調用驛站的車馬，隨時以最快的速度把情況報告給刺史，再由刺史上報朝廷，這樣堅持了3年，由於工作做得細，督郵配合得好，冀州一帶再沒有人敢惹事生非了。

五、監察官的職位是形同虛設：

l  東漢後期，皇帝繼位時大多是10歲出頭的孩童（桓帝最大，才15歲；最小的殤帝只有百日），朝權被外戚和宦官所操縱，他們貪得無厭，黨同伐異，把官場攪得烏煙瘴氣，監察制度形同虛設，監察官的職位成為他們賣官鬻爵以及安插親信的肥缺。有一個富人叫孟佗，想得個官做，就和大宦官張讓的管家奴交往，送去很多財物。作為回報，他要求這個管家奴能在眾人面前對他拜一下。一天，孟佗去張讓家拜訪。去了一看，張讓家的門口圍了幾百輛車馬，都是想當官的人去拍馬屁的，根本進不去。那名管家奴就帶了幾個人出來迎接孟佗，當面對他一拜，並把他的車子抬進門去。那些求官的人見了，以為孟佗是張讓的好朋友，都來拉攏他，爭著送給他珍寶財物。孟佗從中拿出一部分向張讓行賄，結果張讓叫他做了涼州刺史。另一個大宦官侯覽，讓他的哥哥侯參當了益州刺史。侯參大肆勒索，聚斂了無數財富，據說他用300多輛車子裝載金銀珍寶，才裝了財產的一部分。也有宦官擔任監察官的，如靈帝時的宦官王寓就當上了司隸校尉。

l  由於風氣不正，監察官成了外戚和宦官打擊異己的工具。漢和帝即位時年幼，隻有10歲，由竇太后臨朝，她的哥哥竇憲掌握了朝廷大權，為所欲為。和帝有個伯父叫劉暢，是都鄉侯，為了和帝父親章帝的喪事，進京弔孝，竇太后把他召進宮裡密談了幾次，引起竇憲的嫉妒，竇憲怕太后重用劉暢，派刺客把他暗殺了。皇帝的伯父被刺，這還了得？竇太后急忙吩咐竇憲捉拿兇手。竇憲把罪名加在劉暢的兄弟劉剛身上，說他們兄弟不和，自相殘殺。竇太后信以為真，就派御史和青州刺史去查辦劉剛（劉剛的封地在青州）。有人不服氣，說劉暢是在京師遇害的，劉剛遠在青州，那些監察官不是在瞎忙活嗎？後來在太尉的直接幹預下，才查出真正的兇手，但誰也拿竇憲沒辦法。在他的淫威下，大多數監察官選擇了明哲保身的做法，哪還敢真去履行自己的職責？更為糟糕的是，這竟形成了一種風氣。和帝之後是殤帝，鄧太后臨朝。監察官遇事都裝聾作啞，鄧太后實在看不下去了，對司隸校尉和刺史下了一道口氣極為不滿的詔書，其中寫道：“郡國為了博得豐收的美名，都在極力掩蓋災情，虛誇政績，報喜不報憂。結果，奸惡的人得不到懲罰，貪婪之風盛行。不難想像鄧太后下詔時氣憤的心情，她把對監察官的失望毫不掩飾地發洩出來。

六、優良的監察官：

（一）、鮑永敢於碰硬：

l  東漢初年的監察機制運行比較正常，在這種環境中出現一些剛直不阿的監察官，其中最著名的要數鮑永了。鮑永出身於監察官家庭，父親鮑宣在西漢末年擔任司隸校尉，是個耿直的人，王莽掌權，他因沒有賣身投靠被王莽所殺。劉秀建立東漢，鮑永子承父業做了司隸校尉。一次，中郎將來歙去世，達官貴人都去他府上弔唁。劉秀的叔父劉良也去吊喪，他是趙國的諸侯王，在進城門的時候，與右中郎將張邯的車馬相遇，由於路狹，兩車不能同時經過。劉良見張邯沒有回避的意思，勃然大怒，喝叱張邯轉車讓路。這還不夠，劉良又叫來門侯岑尊問罪，讓他在自己的馬前磕頭，並罰他向前奔跑了幾十米，才算解氣。岑尊可不是一般的看門老頭，他是京城的城門侯，秩級六百石，按今天的標準好歹也是個地方廳級幹部。劉良是個諸侯，嚴格地說是地方官，他所依仗的是他皇親國戚的特殊身份。這件事讓鮑永知道了，他在劉秀那裡狠狠地打了一份報告，指責劉良“無藩臣之禮，大不敬”。鮑永的做法是在太歲頭上動土。劉秀是怎麼具體處理這件事的，沒有記載。但從客觀效果看，他是秉公處理了，因為史書說從此之後“朝廷肅然，莫不戒慎”。有意思的是，後來鮑永的兒子鮑昱也當上了司隸校尉，而且他“奉法守正，有父風”，和他父親一個樣。

（二）、張湛愛提意見：

l  當時，有一類官員如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諫議大夫、議郎等，沒有固定的人數、固定的任務，工作中隨叫隨到，皇上問什麼就說什麼，而且要直言相對。他們也被稱為諫官，即提意見的。漢光武帝時，有一個挺有名的諫官叫張湛。此人平日很嚴肅，不愛開玩笑，但愛提意見，擔任過光祿大夫、太中大夫等職務，漢光武帝很敬重他。張湛經常騎一匹白馬，漢光武帝見了以後就對身邊人說：“ 白馬 先生又來提意見了。”這種諫官有時也能起到一點監督作用，但主要對事不對人，談不上什麼制度，很多時候只是皇權的一個點綴品。

（三）、李膺“岩岩如玉山”：

l  當然，也有敢於碰硬的監察官。漢桓帝時，李膺字元禮穎川人，做了司隸校尉，做過青州刺史。口碑很好，被譽為天下人的楷模，有股天不怕地不怕的勁。有人舉報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貪汙索賄，罪行嚴重。張朔是野王（地名，今河南沁陽）的縣令，他知道李膺的厲害，所以就逃出野王縣，躲到京師他哥哥家。李膺得到消息後，親自帶人去張讓家搜查，捕獲張朔，審訊後當場處死。接著又發生了一件事。有個方士叫張成，喜歡看風向、測凶吉。一天，中常侍侯覽私下透出一個資訊，說皇上要大赦天下。張成馬上到處吹噓說他算出了這件事，為了讓人相信，他叫自己兒子去殺人，正當李膺抓住兇手時，大赦詔書下來了。這下張成來了勁，對大家說：“我早就算到了這一天，不怕那位監察官不把我兒子放出來。”李膺聽到這話，更冒火了，說：“預先知道大赦就故意殺人，大赦也不能赦到他的身上。”就把張成的兒子處決了。張成哪肯罷休，就請侯覽、張讓給他報仇。侯覽他們鼓動他找人去舉報李膺，誣告李膺跟太學生和一些名流拉幫結夥，誹謗朝廷。結果李膺等人被捕入獄（第一次黨錮之禍），後來雖然把他放了出來，但規定永遠不准他做官。這麼一折騰，李膺的名氣更大了，宦官對他既畏懼又忌恨，在靈帝的時候再一次對李膺等人進行捕殺（第二次黨錮之禍）。有人勸李膺趕快跑，他說：“我已經60歲了，死生由命，跑到哪裡算是安全呢？”就自己進了監獄，後被害死。人們稱贊他“岩岩如玉山”，意思說他堅貞純潔像玉石。像他這樣的監察官，真是鳳毛麟角。

伍、        結論：

l  御史大夫在秦漢時相當副丞相，總領圖書秘籍，四方文書奏章以及監察和彈劾百官之職，故實權有時超越丞相，彼此互相制約，故丞相府及御史府常被稱為「二府」。（御史大夫是由戰國時各國的御史發展而來的。當 時在 君王身邊主要是記事。秦統一後隨著組織機構的擴大，設了御史大夫為眾御史之長。西漢成帝時，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哀帝時再改為原名，是後此兩種稱呼互相更迭。）

l  宰相的權力與政治才能，對政局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皇權，相權原是分開的，皇室與政府也是分開的，遇上能幹有雄心的皇帝，矜才使氣，好大喜功，常會侵奪宰相權，相權改變往往監察權也會跟著改變。如漢武帝雄才大略，宰相退處無權，而演變下去則皇室超越在政府之上。遇上庸弱的皇帝當國，皇室中的權重者即有弄權之機。光武帝時，鑒於數世失權，大臣竊命，怕大權旁落，故自親庶務，於是尚書地位日漸加重，而外朝的宰相卻分成三個部門，把政權全操在自己手裏，由皇帝來總其成，三公變成有名無實。皇帝有魄力則侵奪相權，庸弱則權臣竊命。所以，相權常被侵奪，可說是秦漢中央集權制之特色。這種情況下，監察權結構在以後各朝代不斷發生不同的變化。

伍、參考書目：

1、 張水木，板書筆記。

2、 曾繁康著，《中國政治制度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社。

3、 薩孟武著，《中國社會政治史》，臺北：三民書局。

4、 楊志玖著，《中國古代官制講座》，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國86年。

5、 余華青著，《中國古代廉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1日 。

6、 唐．杜佑著，張榮芳譯，《通典》，臺北：時報文化，1987年1月1日 。

7、 張金鑑著，《中國文官制度史》，台北市：華剛出版，民國66年11月。

8、 羅輝映主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成都：四川大學出版，1988年。

9、 班固著，漢書（精），中華書局，2007年8月。

10、勞榦著，〈漢代察舉制度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7（1948）。

11、錢穆著，《國史大綱》修訂本，台灣商務，1994年01月01日 。

12、傅樂成著，《中國通史》增訂新版，大中國圖書公司，89年9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