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待遇提高：

l  御史大夫制到了西漢成帝綏和元年（西元前8年）發生變化。漢廷將御史大夫改名為大司空（註四：），並將大司空封為列侯，金印紫綬，增秩萬石。當時官員俸祿是和秩級聯繫在一起的。官員以“石”表示職級大小，領取俸祿。以石論秩，是因為戰國時候有用穀衡量取酬的做法，而石是最大的量器，所以用石代表官秩等級。同時，按照不同石規定俸祿標准，俸祿是以斛（量器名，十鬥為一斛）計算，每月領取時，又折合成錢。御史大夫秩級與九卿（相當今天中央的部長）相同，為中二千石，俸祿標準是180斛，實領40000錢。更名大司空後，秩級升為萬石，俸祿標准是350斛，實領60000錢。這樣說比較抽象，以當時生活標準來說。推測當時一個普通人的月生活費在700錢左右。若按這標準，大司空收入至少可以養活85人。這是最高秩級了（丞相也是秩萬石）。

l  此後，大司空與大司馬（原太尉）、丞相平起平坐，共為三公。御史大夫改大司空後，原御史大夫監察職責，完全交給御史中丞。御史中丞一躍成為御史府“第一把手”。與御史中丞地位相當的御史丞（註五：），與御史中丞合稱“兩丞”，兩者都是秩千石，俸祿標准是90斛。兩丞之外，御史府高級屬員還有45人，秩600石，俸祿標准是70斛。這45人中，有15人為侍御史，在宮廷中工作，在朝會時監察百官，糾舉不法行為，歸御史中丞統領。其餘30人在御史府上班，歸御史丞領導。御史府低級屬官有御史掾、主簿（註六：）、少史、御史屬、柱下令、御史中丞從事等。他們都是辦事人員，負責文書檔案以及一些具體雜務。

l  註四：成帝綏和元年，罷輔政將軍之號，僅稱大司馬。同時，御史大夫亦改名為大司空。於是丞相、大司馬、大司空同為宰相。到哀帝時，又訂正三公之職份，以大司馬衛將軍董賢為大司馬、丞相孔光為大司徒、御史大夫彭宣為大司空。自此丞相之名亦廢，大司徒、大司馬及大司空三公並為宰相。

l  註五：（侍御史，於周為柱下史，老聃嘗為之。秦時，張蒼為御史，主柱下方書，亦其任也。又云蒼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見史記。如淳曰：「方，板也，謂書事在板上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為御史，主柱下事。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又職官錄曰：「秦改御史為柱下史。」一名柱後史，謂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橈也。一云冠法冠，一名柱後惠文，以鐵為柱也。法冠者，秦事云：「始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亦名獬豸冠。獬豸，獸名，一角，以觸不直也，故執法者冠之。」亦為侍御史。漢因之，凡十五員。又漢舊儀曰：漢「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絳，給事殿中，為侍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二人尚璽，四人持書給事，二人侍前，中丞一人領。餘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侍御史，御史大夫自調更告入歸官，比丞相掾史，史白錄。白錄，著錄而已。惠帝初，遣御史監三輔郡，其後又置監御史。漢官儀曰：「侍御史出督州郡盜賊，運漕軍糧，言督軍糧侍御史。至後漢，復有護漕都尉官，建武七年省。」）參閱《通典卷第二十四職官六》

l  註六：（。漢有御史主簿，張忠為御史大夫，署孫寶為主簿。）《通典卷第二十四職官六》

七、西漢監察體制存在漏洞：

l  舉一例說明。漢元帝在位時，因後宮嬪妃很多，不能也不便於一一親選，便命宮廷畫師毛延壽畫出嬪妃們的畫像進呈，由元帝按圖召見。這麼重要的工作，完全由毛延壽一個人說了算。嬪妃們為了得到皇帝的召幸，紛紛向毛延壽行賄，請他把自己畫得漂亮些。一個叫 王昭 君的卻不肯這樣做，結果被毛延壽畫醜，失去被漢元帝召幸機會。當時，匈奴呼韓邪單於來長安朝見元帝，提出和親。 王昭 君認定毛延壽不可能給自己畫出真實畫像，因而也就不會有出頭之日，於是她選擇遠嫁匈奴。元帝審閱她的畫像，見其姿色平平，就同意了。等到單于偕 王昭 君與元帝道別時，元帝才發現 王昭 君美貌絕倫，痛悔不已，想收回成命，又恐失信於單於，只好忍痛割愛。 王昭 君走後，漢元帝把一腔怒火發洩到毛延壽身上，下令將其斬殺。

l  故事裡面，毛延壽身居要位卻不受任何監督，所以他才敢恣意妄為，一支筆決定一個人的命運。如果漢元帝加強對宮廷畫師的監督，使毛延壽不能腐敗，他也就不至於走上死路。不禁要問，在這個具體的問題上，御史中丞、丞相司直、司隸校尉以及他們下屬的監察官們，都躲到哪裡去了？所以監督的形式並不等同於監督的實效。我們至少可以說，西漢中央的監察體制是存在著漏洞的。

八、西漢監察制度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一)、監郡御史的做法不靈驗：

l  西漢對地方的監察最初沿用秦朝做法。漢惠帝在位時，一度在部分地區恢復了監郡御史制度。監郡御史兩年一任，要求他們每年的10月到朝廷奏事，12月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去。後來又擴大範圍，在中央所轄各郡都設置了監察御史。這些御史的任務比較雜，在秦朝時監察效果就不理想。如劉邦做泗水亭長時（泗水亭在江蘇沛縣，秦以十裡為亭，亭是最基層的組織），已有許多不軌行為。他在押送壯丁去驪山為秦始皇修墓的途中擅自放人，然後躲進芒碭山（在江蘇碭山縣東一帶），聚集了100多人，並與縣裡的文書蕭何以及管監獄的曹參等人互相串聯，劉邦就在這裡起家造反，最終成就帝王之業的。泗水監的名字叫平（姓不詳，秦時御史監郡，亦稱監平，參見《史記．高祖本記》），他對這麼嚴重的政治動向竟然沒有舉報，這不是失職瀆職嗎？西漢初年的監察御史同樣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於是，漢文帝時就派丞相史出巡地方，但丞相史的監察只是臨時性的，很難整體改變對地方監察不力的局面。

(二)、天下分為十三部：

l  情況的根本變化發生在漢武帝時期。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年），漢武帝撤銷在各郡設置的監察御史，4年之後又下詔將全國分為十三部（習慣上也稱州）即13個監察區，分別是：

（1） 冀州（約在今河北中南部、山東西端及河南北端）

（2） 幽州（約在今遼寧大部分地區，河北、內蒙古、吉林一部分及朝鮮半島北部大部分地區）

（3） 並州（約在今山西大部分地區及河北、內蒙古一部分地區）

（4） 兗州（約在今山東西南及河南東部地區）

（5） 徐州（約在今江蘇長江以北和山東東南部地區）

（6） 青州（約在今山東大部分地區及河北一部分地區）

（7） 揚州（約在今安徽淮河和江蘇長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等地。不是今天江蘇省的揚州）

（8） 荊州（約在今湖北、湖南及河南、貴州、廣東、廣西一部分地區）

（9） 豫州（約在今河南東部、安徽北部及江蘇的部分地區）

（10）益州（約在今四川、貴州、雲南大部分地區及湖北西北部等地區）

（11）涼州（約在今甘肅、寧夏、青海等地區及陝西、內蒙古一部分地區）

（12）交趾（約在今廣東、廣西大部分地區和越南北部、中部）

（13）朔方（約在今寧夏銀川至壺口的黃河流域地區）

l  參閱傅樂成著，《中國通史第八章頁195－200。

(三)、刺史可由御史推薦：

l  十三部刺史歸中央最高監察機關御史府管轄，由御史中丞具體領導。刺史的產生，可由御史推薦，皇帝任命。當時有個繡衣御史名字叫暴勝之，為人就像他的姓一樣很殘暴，他督促地方官鎮壓農民起義，十分賣力氣。他每到一地，那裡的守令就急忙圍剿造反農民，大開殺戒。沿路的州、郡聽說他要來了，沒有不害怕的。有一次，暴勝之到了勃海（今河北滄州等地），聽說當地有個知名人士叫不疑，就把他請了出來。不疑衣冠楚楚，樣子很莊嚴，叫人望而起敬，暴勝之見了，也一改往日威風，裝成一副恭順的模樣。不疑告訴他：“做官的人不能太厲害，太厲害了，人們無法忍受，自己長不了﹔但也不能軟弱，太軟弱了，沒有威望，也不行。要是能在威嚴中加一點恩德，在恩德中帶一些威嚴，就好了。”實際上是勸他要學會軟硬兼施。暴勝之覺得很有道理，就照此去做，結果人們就說：“姓暴的不殘暴了。”而不疑呢，由於暴勝之的推薦，漢武帝讓他做了青州刺史。參閱傅樂成著，《中國通史第八章頁195－200。

(四)、“六條問事”抓住監督重點：

l  漢武帝給刺史規定了明確的監察職責，叫“六條問事”，具體內容是： 蔡質漢儀曰：「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

l  第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觿暴寡。

l  第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

l  第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

l  第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

l  第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托所監。

l  第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政令。諸州刺史初除，比諸持板揖不拜。」

l  六條中除第一條外，其餘五條都是針對二千石郡守的。著名歷史學家範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六條外還有不成文的一條，就是考察國王有罪狀便奏聞。不法的國王因此受到懲罰。”不把監察國王的內容載入明文中，是因為這個問題已不顯得十分迫切了。前面說過，漢初在地方上實行的是郡國並行的雙軌制。平息七國之亂後，諸侯國的實力已被削弱。漢武帝登基後，還是先拿諸侯國“開刀”。他規定國王除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他子弟可在國中分侯，這樣一來從諸侯國中分出幾個小侯國，使諸侯國的直屬領地不斷地縮小。後來又藉故奪了106個王侯的爵位，並且禁止諸侯國的官吏在朝中任職，防止他們插手中央事務。經過一系列的整頓，使諸侯國大傷元氣，已構不成對中央政府的嚴重威脅。於是，漢武帝騰出手來整治州郡。二千石郡守是一郡之首，安邦先安首，督吏先督王，“六條問事”主要就是沖著這批高級幹部來的。解決這個層面的問題，也是抓重點，比如他們是否能認真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是不是濫用刑法、欺淩百姓等等。

(五)、刺史工作方式是流動的：

l  刺史秩級僅為六百石，只相當於中下級的縣令。那時的縣比現在的範圍廣，縣令以及刺史相當於今天的地方廳級幹部。刺史每年8月起巡察自己部內的郡國，年底回中央報告工作，只有監察權，沒有處置權。據史書記載，刺史出巡時“乘傳周流”。乘傳，指乘坐公家驛站的馬車，即送信的郵車。或者說是裝飾過的郵車。當時食祿二千石的官吏，所乘車的車廂兩邊屏障都塗成紅色。屏障的質地是席子或皮革。六百石的官吏，所乘車的車廂左邊塗成紅色。塗左邊不塗右邊，是因為古人尚左。刺史秩級六百石所乘的車子至少是這種規格的。他們每到一處，那裡的郡守或國王都要派專人到邊界上去迎候。周流，就是在自己的監察地盤上到處轉。比如冀州刺史的監察區有10個郡和諸侯國，冀州刺史就在這10個郡國之間巡行，進行監督檢查。刺史的任期為9年，如果能較好地履行職責，到時候可以直接升為二千石的郡守，而其他六百石的官員就很難有這樣的機會。

(六)、分級負責、歸口辦理：

l  對刺史工作有嚴格的要求，比如不允許他們管“六條問事”以外的事，不允許他們監察二千石以下官吏。《漢書．朱博傳》記載這麼一件事：朱博初做冀州刺史時，到他的監察區去工作，在一個縣裡遇到一大群上訪的官員和老百姓，足足有四五百人，把縣衙院子都擠滿了。朱博的隨從官員試探著勸他就在這個縣裡留下來，處理完上訪人的事再出發。這名隨從官員說完就用眼睛瞧著朱博，看他如何反應。朱博心裡明白，他命手下人趕快驅車往前走，但上訪的人圍住了朱博的車馬。朱博只好下車，通過隨從官員明確地告訴上訪人：“本刺史不負責監察縣丞、縣尉這一級官吏。如果反映他們的問題，請到郡裡去；如果反映二千石郡守問題，也不能在這裡接訪，請到本刺史的辦公地點去；如果是老百姓申冤以及遭盜竊之類的事，可以找有關人員去反映。”說完，就登上車執意地向前走，幾百名上訪者只好散去。朱博所說的縣丞、縣尉一級官員的問題，屬於郡一級分管。當時在郡這一級設置督郵，負責對縣級官員的監察。督郵的工作方法與刺史類似，同樣是採取巡視的形式，不同級別的幹部由不同的監察官進行監督，體現了“分級負責、歸口辦理”的原則。

(七)、刺史出巡也是一種“異體監督”：

l  刺史定點出巡，漢武帝改革具有裡程碑的意義。秦代的監郡御史不是純粹的監察官，很多時候扮演的是行政官員角色，西漢刺史只負責監察，定位準確。秦代的監郡御史沒有明確的工作章程，西漢刺史要嚴格遵循“六條問事”。更為重要的是，刺史工作特點是流動式的，這一做法的實質就是割斷了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利害關系。戰國時期在秦國實行變法的商鞅，曾從官吏之間的利害關系入手，說過一段很精闢的話，大意如下：雖然官員眾多，但他們擔任同類的職務，站在同一個立場上，讓他們彼此監督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利害關系一致，容易互相包庇。比如讓馬夫監督馬夫，就行不通，他們利益一致，會互相串通，不會彼此監督。假如馬兒能夠說話，那麼馬夫就無法掩藏其過錯了，因為馬兒與馬夫的利益是相矛盾的。官員與官員之間的利害關系是相同的，只有讓他們互為聯系而利益又相矛盾，才是帝王鞏固統治的保障。

l  商鞅所舉的馬兒與馬夫的例子非常形象、深刻。按照他的說法，只有確立職務相聯繫而利益相異的鉗制關系，才能使監督真正發揮作用。這種理論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異體監督”。現代西方國家在這個問題上，採用的是“三權分立”方法。“異體監督”也不僅僅指“三權分立”那一套。實際上“流動的方式——割斷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利害關系“馬兒說話”，這個公式所表現的，也是一種“異體監督”。所謂異體，可以理解為不同的利益共同體。我們今天巡視工作體現的，就是這一原理。這裡，“馬兒說話”是關鍵。怎麼能讓馬兒開口呢？機制就是割斷監督者與被監督者的利害關系，而割斷這一層關系的途徑是採用流動的方式。這是監督中一條鐵的法則。

l  商鞅創立了鐵的監督法則，漢武帝是這一理論的第一位實踐者。或許有人會問，漢武帝不是主張“獨尊儒術”嗎？怎麼會實行法家的主張呢？不錯，漢武帝是崇尚儒學的，他16歲繼位那年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詔書網羅天下人才，並在朝廷設考場，親自出題、閱卷，進行考查，結果相中了叫董仲舒的著名儒生。董仲舒趁機向漢武帝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最終被採納。當時在京城長安設立了太學，專門講授儒家經典，非儒學的諸子百家一概被罷斥。但實際政治生活中，漢武帝是哪家學說有利就用哪一家，採用多的還是法家，儒家學說只是名義上的思想指導。後世有人評論漢武帝，說他“雖好儒，好其名而不知其實，慕其華而廢其質”，有人甚至說他是葉公好龍。漢宣帝的一句話就曾道破了天機，他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霸道為法家，王道為儒家。漢武帝對地方官的監察方式就是奉行法家思想的產物。

(八)、優良的監察官：

l  晁錯耿直諫言：

1.        漢代對監察官的選拔有嚴格的標準，其中首要的是必須忠於皇帝，無私無畏。西漢景帝時的御史大夫晁錯就是這樣的人。漢初統治者對地方政體做出重大改革，由秦單一的郡縣制，變為郡國並行的雙軌制。在中央政府的直轄區內，實行郡縣制；在更廣大的區域內，則以王國（相當於郡）、侯國（相當於縣）進行統治和管理。侯國尚無多少實力，而王國的權力很大。諸侯王分異姓王和同姓王兩種。異姓王在劉邦和呂後時已被鏟除殆盡，而同姓王卻作為王室的藩屏保留下來，但同姓王過於強大後，又產生尾大不掉、抗命中央的潛在危險，成為中央政權的威脅。晁錯看清這一點，在文帝時就提出削減王國封地的建議。景帝繼位後，晁錯又上了三十條的削藩奏章。結果引來一片諸侯王的反對聲。晁錯父親曾氣哼哼地問：“今皇上剛登基，你就提出侵削諸侯的主意，這不是疏散親人的骨肉，招來大家的怨恨嗎？”晁錯答道：“是的。不過不如此，天子就不尊貴，朝廷就不平安了。”老父親說：“劉家是平安了，可晁家卻危險了。”他見說服不了晁錯，只好回去，對人說“我不忍心看到晁家遭殃那一天”就自殺了。晁錯不為所動，繼續堅持自己的主張。不久，吳楚七國以誅晁錯為名，發動叛亂。景帝聽信讒言，殺了晁錯及其全家，但七國並沒有因此停止軍事行動，最後漢廷還是靠武力平息了叛亂，從此景帝把王國的軍政大權收歸中央。漢朝能夠強化中央政權，耿直的御史大夫晁錯功不可沒，可是他已經以身殉職了。

2.        漢代的監察官，很多都敢於懲治不法官僚，被稱為“酷吏”。《漢書．酷吏列傳》記載了13個人的事跡，其中有8人曾做過監察官，他們分別是趙禹、王溫舒、尹齊、楊 、咸宣、田廣明、嚴延年和尹賞。這裡所謂的“酷吏”是指執法嚴明、不畏強權的意思，而不是唐朝武則天時期使用嚴刑酷法的周興、來俊臣之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