捌、士人充任堂後官：
一、 堂後官是負責處理國家重要行政業務的首席吏職，在專業素養及職業道德方面的要求勢必較高。自太祖以來，就覺得吏員升遷者，往往不遵守職業道德規範，易於枉法貪贓。如開寶六年五月，太祖認為堂吏除「擅中書權」外，且「多為姦贓」，欲將中書門下堂後官改由士人擔任。至道元年（995） 十二月，太宗對侍臣們談到：近代以來，堂後官往往利用職務之便，「賣官鬻爵，習以為常」，使得「中外官吏，賢愚善惡，無所分別」，這正是造成政治混亂的原因之一。太宗既認為堂後官易違法而影響政治運作，自和太祖一樣積極改革堂後官的體制，可從淳化四年對堂吏編制的改革看出。宋廷在採行選人充任堂後官的過程中，愈來愈重視任用選人出身者，儘可能避免吏職出身的人充任。太平興國七年（982）十月，中書門下以現存堂後官不足以處理公事，建議召補堂後官。太宗乃命吏部流內銓，「於見任州縣官內，選有科名、歷任別無不了者，抽取引見，送中書比試。如諳會公事久遠，堪充堂後官者，即留；不堪者，卻令歸任。」前述仁宗天聖二年四月，詔令吏部銓於選人內，「揀有出身，好人材、書劄，歷任無過犯人，赴中書試驗公事。」顯示宋廷希望由士人取代吏職出身的意圖。事實上，以士人充任堂後官的政策，一直被宋代政府施行著，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吏道〉指出，以選人充任堂後官的方式，至少在仁宗朝時仍然被執行著，可從歐陽修的文集中看到。（註十）以士人充任堂後官的政策，在神宗熙寧三年時，雖因設立檢正公事而停止；但在罷檢正官後，又恢復以士人充堂後官，從下列二詔書看到。哲宗元祐四年，詔：「三省錄事、都事，並依條陳試選人或取法官，逐省各一員。」高宗紹興二年（1132）
二、 宋代一些士大夫也存有以士人充任高階吏職的理念，曾鞏就認為三省、諸寺監的都事、主事，為「掌故之屬，舊品不卑」，應該更用士人為之，不只能「清其選」，且合於「古義」。葉適也認為府史胥徒，為官僚體系中所不可欠缺，但「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要如何達到這樣的理想境界呢？葉適主張效法漢代政府用士人為公府掾、主事之職，改用新科進士及任子之應仕者，擔任中央政府重要部門「都錄、行首、主事之類」的吏職。如此一來，可以得三利而去三害：士人顧惜終身，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因以習士夫，使之有才，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也。更迭為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闕擇地，爭奪伺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眾之難者。葉適認為這樣的做法，能使中央政府部門能得其利而去其害，也讓地方政府部門有所效法，使得「諸司、州縣之吏蠹，亦必少異於今日。」
三、 宋代政府如何鼓勵士人充任堂後官呢？減少磨勘年資，或是升遷官職，可能是一種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先就年滿無過，從優升遷官職而言，太祖開寶六年（973）四月，詔堂後官十五人，令吏部流內銓於現任令、錄、判官、簿、尉等地方幕職州縣官內，揀選諳會吏事者擔任堂後官一職；允諾這些選人若任滿無違間時，「其令、錄，除陞朝官；判官、簿、尉，除上縣令」。其次就直接升遷官位而言，開寶六年五月七日，武德縣尉姜宣、新成州錄事參軍任能、郫縣令夏德崇、三原縣尉孔崇照等地方幕職州縣官，被徵選為堂後官時，「皆授諸州上佐用之」。前述太宗端拱元年八月，以河南府法曹參軍梁正辭、楚邱縣主簿喬蔚等五人為堂後官時，也是先升遷為將作監丞，再充中書堂後官。將選人先升京官，再充任堂後官的方式，後漸成定例，李燾在仁宗天聖二年（1024）四月詔選人充任堂官後，注明：「自是多如此例，皆即授京官充職。」紹興五年（1135）
四、 太宗雍熙元年時，命將作監丞李元吉、丁顧言為堂後官時，賜這二人「緋衣、銀帶、象笏，錢百千。」不過與升遷官職相比，這種物質上的獎勵，只能說是一種附帶的賞賜而已。此外，宋廷也試著從魚袋的佩帶，作為判別科名出身與吏職出身的重要標誌。仁宗曾說：「先朝不許伎術人輒佩魚，以別士類，不令混淆。」宋廷規定，選人出身者在充任堂後官後，如遷轉至提點五房公事，則得以佩魚袋；而吏職出身者，雖至提點五房公事，亦不許佩魚袋，此為判別士人出身者和吏職出身者的不同身分。不過，以魚袋佩帶作為判別出身的標誌，至仁宗時，由於吏職出身的人，起比擬仿照之意，而打破此一規定。如呂惟和以吏職升遷至提點五房公事，希望援司天監五官正例，准予佩帶魚袋，被仁宗所允許。這種情況不斷出現後，迫使宋廷必須做一番修正，仁宗至和元年（1054）
五、 元豐三年（1080）
六、 王安石認為新法所設立的檢正官，是士流不復為堂後官的終結者。王安石設立檢正官的目的，從他與神宗的對話中可以看到：宰屬用士人，自古堯、舜以來如此，前代聖人豈不熟計利害？然至屏遠士人而專用曹史，則止自姚元崇、常袞始，而二人後皆為曹史所累，此即前事之監也。從王安石的論述中，有二點可以注意的：首先，王安石和曾鞏一樣，認為宰屬用士人為之，是合於古義的；其次，王安石認為，如果專用吏員出身者為宰屬，則宰相容易為其所累，可從唐代姚崇、常袞的例子看出。或許，王安石不認為堂後官一職可以完全由士人充任，因此直接在堂後官之上設立檢正官一職，以朝官充任之，達到宰屬用士人的目的。不管是王安石、曾鞏，或是葉適。王安石都顯示出對吏員出身者的輕視與不信任。士人之所以輕視吏員出身者，可能來自於士人自我的優越感。王安石在《燕翼詒謀錄》中談到：「國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恥為之。」充分表現出士人高於吏人的心態。而以士人充任堂後官，認為會比吏員出身者做得更好，更有職業道德，或許就是這種心態的展現。士人在此心態下，也以充任吏職為恥。開寶六年五月，太祖曾令吏部選用士人充任堂後官，結果是「有司所選終不及數」，不得不再重新任用舊堂後官劉仲華等四人。吏部為何無法完成此項任務？依《宋史》（選舉志．銓法．流外補選〉的說法，是因為部分選人「不屑就」，導致選不及數。這種「不屑就」吏職的做法，相似王安石「士大夫恥與為伍」的論點，顯示部分士人自傲的心態。或許說明，宋廷儘管提出相當優厚的條件，以激勵士人充任堂後官，但願意擔任堂後官的士人畢竟有限。
玖、結論：
一、 唐宋時期宰相議事的地方。政事堂會議是常設的，協助皇帝統治全國的最高決策機構。唐初，為了便於宰相集議軍國大事，設政事堂於門下省。參加政事堂會議的原僅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左右僕射），他們是“當然宰相”。其後，皇帝又以他官參加政事堂會議，稱為參知政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以後逐漸統一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名，亦為宰相。開元以後，中書、門下兩省長官兼任六部尚書的情況越來越普遍，六部官員拜相出席政事堂會議的人數也越來越多，原本由尚書都省會議裁決的政務，也逐漸移至政事堂裁決。甚至出現了姚崇以中書令的身份牒汴州刺史倪若水進行滅蝗之事。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中宗即位，中書令裴炎以中書負責草擬詔令為由，奏請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至唐玄宗開元十一年（723），中書令張說奏改政事堂名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堂印亦改為中書門下之印。其後仍有稱為中書政事堂或中書都堂。政事堂都有一名首相，稱執「政事堂筆」。本來這首相要輪流的，但楊國忠與李林甫卻長期竊居秉筆以乃專制朝野，於是肅宗乃令宰相十日輪流一次。此舉自是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德宗改為一日。當然唐朝後期權歸宦官之手，宰相並非輪流坐莊，而是取決於皇帝和宦官的態度。後晉時，又曾改名為政事廳。“中書門下”雖設在中書省內，但自成為一個機構，為了便於處理政務，政事堂後分列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以分理眾事，供職者稱為堂後官，雖都是吏員，但地位極為重要。
二、 北宋前期沿唐制，以政事堂為宰相、參知政事議事辦公處。正式名稱為中書門下，簡稱中書，俗稱都堂或中書都堂，通常稱為政事堂，設于禁中。政事堂囊括門下、中書和尚書三省的大部或主要職權，是最高行政機構。政事堂下設舍人院，有知制誥或直舍人院，負責撰擬詔旨。還設孔目房（註十一）、吏房、戶房、兵禮房和刑房等五房，分曹處理事務。設堂後官十五人，分主五房；淳化四年（993）減為六人，內一人任都提點五房公事，總領五房，餘五人各分主一房。熙寧三年（1070）設檢正五房公事（都檢正），位在提點五房公事之上，各房設檢正公事二人，位在各提點公事之上。
三、 元豐改制，中書所轄職事，分屬門下、中書、尚書三省。宰相﹑執政的議事辦公處，仍設在原政事堂正廳，改稱三省都堂，通常只稱為都堂。此後宰、執的辦公處設於尚書省的都堂，有時也稱之為中書或政事堂。
四、 元、明、清三朝，不再設政事堂。民國建立後，袁世凱於
拾、註解：
l 註一：錄事是政府內部常用公文的一種，多用於向上司請示、同事之間互通信息、查詢或解答公事問題，或囑咐下屬執行任務。簡潔明確、有條不紊的錄事，有助受文人了解事情本末，或掌握問題重點，可節省受文人翻閱背景文件的時間。公務員以書面商議公事，可使用錄事、便箋或公函。在一般情況，同一機關內的同事洽商公事，使用錄事較為適宜。公務員如與其他機關的人員商議公事，則宜使用便箋或公函。（參閱政府公文寫作手冊，法定語文事務署一九九七年。）
l 註二：
1. 治平四年(1067)六月﹕詔令中、樞密院應務合歸有司。
2. 熙寧二年(1069)二月27日：制置三司條例司。九月16日：置看詳編修中書條例所。
3. 熙寧三年(1070)五月15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歸中書。28日：置審官西院，代樞密院掌武臣差遣。九月1日：中書置檢正官。
4. 元豐元年12月18日：置大理寺獄。三年
l 註三：韓維，（中書主事孟應言可堂後官）：「敕某等，仕於丞相府者，類必謹潔無過，始被推擇，況董率其下，以趨事辨職者乎！」（《南陽集》，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以下簡稱《四庫全書》）第1101冊別集類，卷16，頁656上）沈遘，（堂後官膳部員外郎馬千之可倉部員外郎充後官）：「敕某，夫三公坐大府以論道輔政，故不親小事，而以爾諸吏奉行文書，檢察纖悉，然其責亦已重矣。」（《西溪集》，收於《四庫全書》第1097冊別集類，卷5，頁45上）此雖是針對堂後官而言，然堂後官亦是堂吏之一，此二條引文，說明堂吏的重要性之外，還談到擔任此職者，「類必謹潔無過」。
l 註四：牧野修二在研究元代吏職的遷轉過程中，提出一個看法，即一般吏職人員皆以擔任省部院臺的掾令史做為目標。理由是：一旦吏職人員入流出職後，幾乎從地方官做起，不只以後的陞進比較慢，且和中央官界缺乏聯繫。而在吏職內陞進，則較地方官的陞進來得快速。另要注意的是，元代最高省掾吏職，可出官為從六品。（《元代勾當官の體系的研究》，東京：大明堂，1979‧2，頁167、176）宋代的吏職，亦以升至最高吏職為目標，如元豐官制前的堂後官，元豐官制後的都事、錄事。
l 註五：《宋史》，卷159〈選舉志‧銓法下‧流外補選〉載：太宗端拱時，「以河南府法曹參軍梁正辭、楚丘縣主簿喬蔚等五人為將作監丞，充中書堂後官，拔選人授京官為堂吏，自此始。」（頁3737）即將「堂後官」稱作「堂吏」。
l 註六：《宋史》，卷161〈職官志‧門下省〉，寫為「主事」房。（頁3776）依龔延明《宋史職官志補正》的考證，認為《宋史》的寫法有問題，應以「生事」房為是。（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4，頁19、32）
l 註七：《宋史》，卷161〈職官志‧尚書省〉，頁3790。宋代都事的職責主要負責點檢文案，而所謂「點檢」，如《新唐書》，卷46〈職官志‧尚書省〉所言：「以都事受事發辰、察稽失、監印、給紙筆。」（頁1185）所謂「受事發辰」，依劉俊文說法：「謂受事以後，注明開始辦理之時間，以便計算程限。」（長孫無忌編纂，劉俊文箋解，《唐律疏議箋解》（北京：中華書局， 1996‧6），卷5〈名例‧40同職犯公坐‧箋釋〉，頁403。
l 註八：王安石，《王臨川文集》（臺北：鼎文書局，1979‧9），卷55〈堂後官大理寺丞張慶隨右贊善大夫餘如故制〉，頁347。其制誥載：「敕某，爾職為宰屬，名在理官，祗慎無疵，至於三歲，進官一等，有籍於朝，往其懋哉，是亦榮矣。可。」明顯說明堂後官為其所充職務而大理寺丞則是其官名。所以會出現這種情形，可能以選人或京、朝官充任堂後官有關，如韓維在〈堂後官膳部員外郎魏康可如京使〉的制誥中，載到魏康是「以選見用」。（收於《南陽集》，卷16，頁655下－656上）。
l 註九：《宋史》〈職官九〉記載吏員出職年資，僅是元豐官制前的規定；元豐官制後，有關吏員出職的規定，只能從個別零散的資料中看出。（林煌達著「南宋吏制研究」第4章第2節〈吏員的出職〉，頁159－171。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7）。
l 註十：《文獻通考》，卷35〈選舉．吏道〉，頁333下。馬端臨所舉的例子，在歐陽修《外制集》中有載：〈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戶參軍充職制〉、〈前杭州司理參軍範袞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制〉。（收於《歐陽修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6‧6 。卷1，頁576、578、579）。
l 註十一：中書人吏分掌五房：曰孔目房（相當於現代的主任秘書）、吏房、戶房、兵禮房、刑房；又有主事、勾銷二房。至是，厘中書為三省，分兵與禮為六房，各因其省之事而增益之。門下凡分房十：曰吏房，曰戶房，曰禮房，曰兵房，曰刑房，曰工房，皆視其房之名，而主行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所上之事；曰開拆房，曰章奏房，曰制敕庫房，亦皆視其名，而受遣文書、表狀，與供閱敕令格式、擬官爵封勳之類，惟班簿、本省雜務則歸吏房。《宋史志第一百一十四職官一》
拾壹、參考書目：
書目1－7為閱讀過後的論文，書目8－33為印證的相關典籍，未必每一本皆全書看完。
1.林煌達著：〈南宋吏制研究〉，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7。
2.林煌達著：〈北宋吏制研究〉，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6。
3.林煌達著：〈宋代堂後官初探〉，《漢學研究》卷21第1期（臺北：漢學研究中心，2003‧6），頁225－252。
4.林煌達著：〈南宋初期中央吏員之裁減〉，《中興史學》第2期（臺中：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1995‧12），頁61－86。
5.林煌達著：〈唐代錄事〉，《中正歷史學刊》第2期（嘉義：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9‧6），頁91－116。
6.劉後濱著，〈唐代中書門下體制下的三省機構與職權——兼論中古國家權力運作方式的轉變〉，《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
7.劉後濱著，〈唐代文官銓選制度改革與完善——從「長名榜」到「循資格」的歷史考察〉。原載教育部考試中心編《中國考試制度史論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8.徐松輯，《宋會要輯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76。
9.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87‧11。
10.李燾著，《續資治通鑑長編及拾補》24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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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司馬光著《資治通鑑》，臺北：世界書局，1987‧1，10版。
13.脫脫著，《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5，2004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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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李心傳著，《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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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葉適著，《葉適集》包含《水心文集》及《水心別集》（三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
33. 政府公文寫作手冊，法定語文事務署一九九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