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覺得這份報告只是未完美的草稿，算是多份資料總整理，未合乎學術標準。那時正值期末考時期，報告卻在考前一星期通知考試當日交齊，按照個人研究精緻無誤的精神鐵定是無法繳交的，還好平時電腦內收集好幾百GB的史學資料。個人收藏史書超多。想到可把原先下學期判斷會用到而先寫的草稿先挪來應急。
那時都是這樣推斷下一學期會用到哪些報告，而利用平時就先做好前置作業，開學後兩星期內確定期中期末要繳交哪些，題目、研究範圍等等細節問清楚後，少睡少玩設法兩個月後完成。最多三個月期限完成。通常可以做到精緻完美，除了自己個性使然外，還方便日後用的到。所以求學期間從未曾煩惱寫不出報告。絕不效法其他人在網路上亂抓亂拷貝他人作品敷衍了事。
比較好的草稿已毀，看到草稿想起堅苦卓絕的求學精神。完成稿只剩紙本一分收藏。內容離原稿差很多。不管老師上課是否有無聊，我從不會覺得無聊。從不知道什麼叫無聊。因為有太多訊息要在腦海種腹案再腹案，最後寫出草稿，再修正至認為完美為止。而且專心聽，生怕漏了一句話，哪怕是廢話都會有靈感產生。別人覺得無聊的課，對我而言是興奮課，最好還能跟老師討論。事實如此。典藏回憶。
宋代政事堂吏職人員堂後官變革
壹、前言：
一、 通常課堂上讀到各朝制度史，都只提到大職務，重要的官吏職位居多。對於中下職務的官吏或是認為不重要的，幾乎沒提到，尤其是吏職。堂後官在許多典籍中都有提到，如金史列傳第六十三：明年，加昭文館直學士，兼堂後官；遼史志第十五至三一：太平二年見堂後官張克恭；宋史志第一百二十一職官八（合班之制）：中書堂後官，轉太子右贊善大夫。等典籍官制中提到。
二、 而錄事這名詞又常在典籍與生活中，又如現今法院中的錄事一職（註一），在元史卷一百七一至一百八十：（臨洮府錄事判官昉，昉生奉議大夫、中山府錄事俁，）；元史卷六十二‧志第十四地理五：錄事司。（舊置廂官，元初改為兵馬司。至元十四年，置錄事司）。另一版本，元史卷六十三‧志第十五地理六：錄事司，（宋有兵馬司，都監領之。元至元十四年改置。）《通典職官典卷二十八職官十武官上》（錄事參軍各一人。東晉元帝初為鎮東大將軍，置錄事參軍。自後無聞。梁皇弟皇子府有中錄事參軍及錄事參軍各一人。後魏二大公府及第一、第二、第三品將軍府及始蕃王、二蕃王、三蕃王府各有錄事參軍官。北齊因之。隋左右衛府各有錄事參軍一人。大唐因之。）提到。
三、 因此想對於宋代中書門下政事堂最高職級的吏職人員試做ㄧ番探討。中國制度史這一份報告完成時間有限，雖廢寢忘餐拼命閱讀，也無法閱讀更多的典籍資料，因此只閱讀完台灣
貳、元豐改制：
一、 宋史志第一百十一選舉四（銓法上）。元豐為宋神宗年號（西元1078～1085年），元豐官制，即元豐五年所修訂之新官制。緣以宋初，官制紊亂，名不副實，宋史職官志稱：「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以他官主判，雖有正官，非別敕不治本司事。」譬如：「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預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皆是顯例。言及官吏之任用，則用「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就地方官而言，多「用文臣知州，復設通判以貳之」。而且「州縣守令，多帶中朝職事官外補」，例如：以中朝之吏部郎中補外縣縣令，並帶郎中職銜，於是郎中之職則付闕如，因之不得不差遣他官治其事，是以官制常紊。神宗即位，始命館閣文臣校訂唐六典，至元豐五年，本唐六典並雜取宋朝舊法，制定新官制，史稱元豐官制（註二）。
二、 新官制之重點，愧郯錄一語道破，所謂「元豐定官制，歸階官於寄祿，還職守於百司」。就前者言，則釐定階職分立制度，所謂階，即特定之階稱，亦即階官，以階官定俸祿，謂之歸階官於寄祿。如：開府儀同三司，120千；特進，90千；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大夫，60千；宣奉、正奉、正議、通奉大夫，55千；通議、太中大夫，50千；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45千；朝議、奉直、朝請、朝散、朝奉大夫，35千；朝請、朝散、朝奉郎，30千；承議、奉議、通直郎，20千；宣教郎，17千；宣義郎，12千；承事郎，10千；承奉郎，8千；承務郎，7千；承直郎，25千；儒林郎，20千；文林郎，15千；從事、從政、脩職郎，15千；迪功郎，12千。階官之俸祿既定，又依政府編制之職事官定職錢。職錢分行、守、試三級，如六曹尚書，行級60千；守級55千；試級50千。概依任該職之年資深淺定級，如以銀青光祿大夫之階官任戶部尚書之職，既領階俸60千，又領職錢60千（按行級計算）。其餘政府諸職，皆如其例，惟視職之重輕，職錢有多寡而已。就後者所謂「還職守於百司」言，主指人事權歸還建置（吏部）是也。
三、 宋初，雖有吏部，但人事權則掌於差遣院，以中書舍人任其事。繼稱磨勘差遣院，趙普為分中書之權，建議太宗設考課院，於是考課院又取代磨勘差遣院。考課院有兩項人事權：一為考校京朝官，一為考校州縣官。太宗淳化中，則將考校京朝官部分，定名為審官院，考校州縣官部分，則曰考課院，總稱曰流內銓。神宗熙寧間，另置審官西院，主武官選，原審官院則稱審官東院，主文官選。此際流內銓，除掌原審官院，一部分銓選業務外，仍承掌考課院之全部業務。此外又有三班院之設，亦主武官選。總之由淳化至熙寧此段過程，官吏銓選機關概分如下：一、審官東院（主高級文官選），二、審官西院（主高級武官選），三、流內銓（主低級文官選），四、三班院（主低級武官選）。迨元豐一新官制，便將人事職權，悉歸吏部，由吏部尚書與侍郎分掌之。即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流內銓為侍郎左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通稱吏部四選。
參、堂後官來源變革：
一、 宋代「堂後官」，是指在中書門下政事堂服務中最高職級的吏職人員，可分為諸房堂後官和提點五房公事堂後官；諸房堂後官的職責，在點檢審核各房守當官、主書、錄事、主事所處理的各項業務公文書；提點五房公事堂後官，則是將各房轉呈上來的公文書，做最後的勾檢稽核。從職責分配來看，提點五房公事的堂後官，可說是名副其實的首席堂吏。元豐官制行，改中書門下為三省，隨之更改堂吏的名稱，將堂後官更名為都事、錄事。然在一般文書或詔令中，亦有將都事、錄事稱之為堂後官。此外，也將都事、錄事的職責，分為諸房都事、錄事和頭名都事、錄事，類似原先堂後官的職責設計；諸房都事、錄事「分掌」諸房事，由頭名都事、錄事負責「提點」諸房文字。這樣的職責分配，或許較能有效且嚴密處理公文書。堂後官既為宰相機構中的最高吏職人員，在遷轉、薪俸、福利及獎賞方面，自然會高於其他堂吏及諸百司吏職人員。從遷轉的角度看，堂後官遷轉至員外郎時，雖可以轉換為外官，但大多數堂後官未升至提點五房公事，皆不願出官。究其原因，除為子孫求恩澤外，若在提點五房公事任內，職事修舉，可被推恩任用；即使弛慢不職，亦可以堂除出任知州。此種心態，也表現在元豐官制後都事、錄事上，如上官均所言：「其未願出官者，坐理資任，至為郡守。」而且堂後官除了薪俸外，在遇節日、郊祀或皇帝登寶位時，都會受到衣服、帛匹、銀兩、減磨勘等賞賜，其中以每經南郊皆可保引子姪為私名吏員，最為其他堂吏或諸百司吏職人員所羨慕；王巖叟就認為，這樣的保引規定，與士大夫任子無異。堂後官與一般官員一樣，在公務處理上表現認真，或者能點檢出文書上的錯誤，會受到應得的獎賞。反之，堂後官若公文處理錯誤，或利用職權貪贓枉法，也會受到相對的懲處。堂後官在遷轉、薪俸、福利及獎賞方面，皆優於其他堂吏或諸百司吏職人員，因此大部分的吏職人員，皆以升遷堂後官作為目標。
二、 堂後官為負責處理國家重要行政業務的首席吏職，在專業素養及職業道德方面的要求，勢必較高。太祖以來，就覺得吏員升遷者，往往不遵守職業道德規範，易於枉法貪贓，希望改由士人擔任。宋廷提出一些優厚的條件，如減少磨勘年資、升遷官職，以鼓勵士人擔任堂後官一職，但執行效果上似乎不佳。主要緣於士人自我優越感太重，輕視吏職，而不願為之。王安石或許考量到這些士人的心態，才改變太祖、太宗以來的政策，不再以士人充堂後官，而直接設立檢正官一職，由士人擔任。元豐官制後，廢除檢正官，都事、錄事一職，仍以選人充任與主事升遷為之，顯示士人充任堂後官的情形一直存在。不過，士人擔任堂後官的意願仍然不高，所以葉適、王安石等士人，才會不斷的建言鼓吹。宋代吏職人員雖然受到士人的輕視，但從堂後官的官品、選人充任堂後官以及堂後官升遷為知州、通判等情形來看，可以發現官職與吏職並非涇渭分明，而是可以互相轉遷的。說明瞭官員與吏員的差異，絕不是用流內、流外官品分別那麼簡單，而是要從職責的設定來加以判斷，才不會將官充吏職誤以為是降職的處分。
三、 傳統中國官僚體系中，宰相機構為國家最高行政單位，處理國家重大事務，對吏職人員專業素養的要求，比其他部門吏職來得高。（註三） 因此，宰相機構的吏職，應為所有吏職的最高品階，也是一般吏員出身者所期望升遷的目標。（註四） 然而升遷至此職務的吏職人員，是否能持有較高的專業素養，卻引起爭論。唐高宗顯慶二年（657），劉祥道上疏言道：尚書省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都事、主書、主事等，比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縱欲參用士流，皆以儔類為恥，前後相承，遂成故事。但掖省崇峻，王言祕密，尚書政本，人物攸歸，而多用胥徒，恐未盡銓衡之理。望有釐革，稍清其選。
四、 從劉祥道的奏疏中，有幾點可以注意的：
1. 第一，尚書省都事、主事，門下省錄事、主事，及中書省主書、主事等三省高階吏職人員，大都是從流外吏員升遷為之。
2. 第二，劉祥道認為三省為處理國家重要政務所在，多用吏員升遷之人處理業務，似乎不太妥當，顯示出對吏員出身者的輕視與不信任。
3. 第三，唐代政府雖然欲參用士人擔任三省高階吏職，但士人皆以其職為恥，而不願意充任之。宋代的堂後官（元豐官制施行後，改為都事、錄事），指在中書門下政事堂（元豐官制施行後，改為尚書、門下、中書三省）元豐官制施行後，雖然將堂後官改為都事、錄事，但在政府的詔令或文書中，仍將都事、錄事稱為堂後官。
五、 堂後官，是指在中書門下宰相機構中服務的高階吏職人員。唐代初期的政事堂，原先並非為行政單位，只是宰相議政的場所，《舊唐書》〈職官志‧門下省〉載：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於中書省。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也。
六、 唐代政事堂的轉變：首先，政事堂原設在門下省，高宗永淳二年（683）七月遷至中書省，此時政事堂仍只是宰相議政之處；玄宗開元十一年（723），中書令張說除將政事堂改為中書門下，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另設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刑禮房等五房於中書門下後，分曹處理相關事務。使得原本為議政之地的政事堂，轉兼為宰相理政之所。宋朝在元豐官制前，基本沿襲開元以來的舊制，以中書門下為宰相辦公之所，《宋會要輯稿》引述《神宗正史職官志》：中書門下在朝堂西，榜曰：「中書」，宰相治事之所，印文行敕曰：「中書門下」。將「中書門下」簡稱為「中書」，為元豐官制前的普遍用法，此從司馬光、呂公著、韓維、張璪等官員，上高太后和哲宗的奏摺中也可看到：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於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故鄉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奏摺中說到，元豐官制前所謂的「中書」，是指「中書門下政事堂」，非指「中書省」；從而可知，一般文獻所指出官制改革前「中書堂吏」，實指在政事堂服務的吏職人員而言。
七、 唐代中書門下五房置於政事堂後之制，為宋代所承襲，而將政事堂的吏職人員統稱之為「堂後吏」；將五房中每一房的首席吏職，稱之為「堂後官」。不論是「堂後吏」，或是「堂後官」，在宋代都可用「堂吏」一詞涵蓋之。（註五）不過，宋代中書門下政事堂的五房名稱，和唐時的五房名稱已有不同，除將原先的吏、樞機、兵、戶、刑禮五房，改為孔目、吏、戶、兵禮、刑五房外，另增生事、勾銷二房。（註六）且將中書門下諸房吏職人員辦公地點，總稱為制敕院。宋廷於元豐五年（1082）五月實施新官制。舊有機關，舉凡諫院、宣徽院、三司、審刑院、審官院、群牧司等部門，前後被廢罷，取而代之的是一個以三省、六部、九寺、五監為骨架的中央政府。以中書門下轉換為三省而言，元豐六年十月庚子，新建尚書省成，後將尚書省原辦公地點利仁坊，移至大內之西新建尚書省。同時，將舊有中書門下東、西廳，改為中書、門下兩省辦公地點；而中書門下都堂，則改為三司都堂。原本置於禁中之外的三省機構，皆改置於禁中內。在中書門下轉換成三省的同時，附於中書門下堂吏的編制，跟著被取消，改由三省吏職共同負責。元豐四年（1081）
肆、員額編制與職責：
一、 宋初，堂後官編制為十五人。太宗淳化四年（993）八月，以「逐房堂後官各三人，秩序既等，不相充稱」為由，對堂吏的編制做了調整；堂後官由原先的十五人改為六人，其一人為提點五房公事，另外五個堂後官，各掌一房。真宗咸平三年（1000）十月，詔：中書五房各置主事一人。此一詔令，使得各房堂吏的編制，由「堂後官—錄事—主書—守當官」四階，轉換成「堂後官—主事—錄事—主書—守當官」五階。雖各房分層處理業務越趨細緻化，但堂後官依然為各房首席吏職，並未改變。元豐官制行，三省吏職取代中書門下吏職。門下省吏職：錄事三人，主事三人，令史六人，書令史十八人，守當官十九人，共四十九人。中書省吏職：錄事三人，主事四人，令史七人，書令史十四人，守當官十七人，共四十五人。尚書省吏職：都事三人，主事六人，令史十四人，書令史三十五人，守當官六人，共六十四人。
二、 元豐官制施行後的三省吏職，分為「錄事（都事）—主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等五階。和元豐官制前吏職編制相比，有幾點注意的：第一，名稱的改變，吏職名稱中，只有主事和守當官維持不變，其他如堂後官改為都事、錄事，原錄事一職改為令史，主書改為書令史。第二，元豐官制前後錄事一職的品階、地位並不相同，一是在主事之下，一是在主事之上。第三，吏額雖變得比較龐大，但單以堂後官和錄事、都事的吏額相比較，前者為八人，而後者為九人，只多了一個名額，說明最高吏職人員所增有限。高宗建炎三年（1129），三省制度又發生重大的轉變，即將中書省與門下省合併為中書門下省；在吏職的編制上，也跟著調整，其制訂的吏額為：中書省錄事、主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共四十三人；門下省錄事、主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四十六人，依祖額以八十九人為額。守闕守當官兩省各一百人，共存留一百五十人，中書省六分，門下省四分。中書門下省的吏額，與神宗元豐官制吏額相比，並未顯著減少，只能反應元豐官制後三省吏額有增多的趨勢。
三、 南宋初期除了將中書省、門下省合併為一省外，還不斷裁減吏額，孝宗隆興元年（1163）時，三省的吏額如尚書省都事、主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共六十八人，較元豐官制吏額只多八人。中書門下省錄事、主事、令史、書令史、守當官共六十八人，比元豐官吏額少了二十六人，此或與中書省、門下省合併後，減少公文的流程，不需要那麼多吏職人員有關。就都事、錄事的編制而言，中書門下省錄事為八人，尚書省都事為七人，合計十五人，反較元豐官制的九人，又增多了六人，則可能與都事、錄事職責的設計有關。
四、 就職責而言，宋初，中書門下五房各置堂後官三人，其職責為：「一人主承受批鑿聖語，定押敕草；一人主點檢書寫熟狀，呈押進入；一人主對讀印押發放。」太宗淳化四年八月，對堂吏編制做了調整；各諸房所處理的各業務項目，經守當官、主書、錄事，分別行遣、處理文字後，交各房堂後官總理，再由提點五房公事的堂後官做最後的勾檢稽核。在這個職責分配中，各房堂後官由原先三人改為一人，其工作量必定增加，可能導致部分堂後官無法負荷，不得不另增堂後官人數或其他吏職人員，以分擔部分職責。真宗咸平三年十月，五房置主事一人，雖未言其職責為何，若比照元豐官制後三省主事，其職責應為分掌諸房事或分押諸房文字。或可認為主事一職的設立，是在分擔堂後官的部分職責。此外，仁宗景祐元年（1034）
五、 元豐官制後，都事、錄事職責基本和堂後官的職責相類似。徽宗宣和二年（1120），左司員外郎王蕃的說法，元豐及崇寧舊法，尚書省「諸房各具簽帖，先都事自點檢，次郎官押訖，赴宰、丞請筆行下。」亦即分掌諸房的都事先將所上文案「簽帖」後，交由首席都事「點檢」，然後上呈郎官「押訖」。（註七）從孝宗隆興元年都事、錄事職責來看，中書門下省頭名錄事一名，負責「點檢諸房進發文字」；錄事一名，負責「點檢文字」；其他錄事六名，各「分掌諸房事」。尚書省頭名都事一名，負責「點檢諸房文字」，其他都事六名，各「分呈六房文字」。上述都事、錄事的職責分配來看，類似原先堂後官的職責設計，由諸房都事、錄事分別「總之」或「分掌」諸房事，頭名都事、錄事，則負責「提點」或「檢點」諸房文字。或許這樣的職責分配，較能有效且嚴密處理公文書，南宋初期大量裁減中央百司吏額時，對於都事、錄事等吏額，還是維持一定的額數。
伍、堂後官的來源：
一、 宋代堂後官的來源，大致上可分為三：一是由選人、京官選充的；一是由下等職級的主事升遷為之；一是由百司吏職中徵選。以選人充堂後官，自太祖即開始施行。開寶六年（973）四月，詔堂後官十五人，令吏部流內銓於前資見任令、錄、判官、簿、尉等地方幕職州縣官內，揀選諳會吏事者擔任堂後官一職。此是用選人為堂後官。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月，詔：「今後提點五房並堂後官額八人，選人及主事內中抽取。」說明瞭仁宗朝時，仍用選人充任堂後官一職。以京官充任堂後官的方式有二：一是直接以京官充任之，如《續資治通鑑長編》載太宗雍熙元年（984）五月，任命將作監丞李元吉、丁顧言為堂後官。李燾在條文後附帶注明：「京官任堂後官，自此始。」一是以選人充任堂後官時，先授以京官的職等，此種方式亦始於太宗。端拱元年（988）八月，中書堂後官闕，中書門下原本想從百司吏職中補之，但太宗不允許；後以河南府法曹參軍梁正辭、楚邱縣主簿喬蔚等五人，並為將作監丞，充中書堂後官。也就是梁正辭、喬蔚等五位幕職州縣官，先升遷為京官，再使之擔任堂後官一職。天聖二年（1024）四月，宰相奏見闕堂後官一人，仁宗下詔：「吏部銓於選人內，揀有出身，好人材、書劄，歷任無過犯人，赴中書試驗公事。」合格者，則授以京官充職。以下等職級的主事升遷堂後官而言，仁宗景祐元年（1034）五月，以中書門下主事周日宣為堂後官，此是一例。神宗熙寧三年（1070）九月，中書門下置檢正中書五房公事一人，另每房各置檢正公事二員，並以朝官充。因此之故，中書門下建議裁減不習事守當官五人、主事二人、錄事三人，「與出職，更不補額」；而見留錄事以下之吏職人員，置簿以書其功過，作為陞降的參考。中書門下另建議，若堂後官有闕，則選「廉謹曉吏事者」補之，而不簡試選人充任之。也就是說，在設立檢正公事後，如遇堂後官闕時，不再從選人中選補，而是由主事升遷為之。
二、 就百司吏職補充而言，《宋會要輯稿》〈五房五院〉：「舊制，每房置堂後官三人，並自京諸司選人；國初授同正官，其後稍授檢校郎中員外並五品階而長任。」李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針對太宗以殿中丞丁顧言守本官復充堂後官一事，分析道：堂吏自唐至漢、周，率至（自）京百司以有人材、能書劄、行止廉幹者抽補，分掌諸房公事，年深即授檢校少卿監，同正將軍。至國初，趙普在中書，奏令檢校諸曹郎中。自邇以來，屢懲其貪而數惡其黨，故參用士人有科第、歷外官者。至是，復秩以朝籍，蓋矯昔之枉也。依《宋會要輯稿》所載及李燾的說法，說明五代至宋初，諸百司吏職人員，是可以被選遷為堂後官的。但至乾德二年（964），趙普拜相任職於中書門下後，對百司吏職遷任堂後官有所限制改革，「參用士人有科第、歷外官者」為堂後官。此政策，在太宗時期更加地落實，端拱元年八月堂後官闕時，中書門下原想從百司吏職中補之，卻被太宗所否決。此一事件，一方面說明在端拱元年之前，百司吏職人員仍可以被徵選為堂後官；另一方面，則顯示出對百司吏職遷任堂後官的限制。
三、 上述三種堂後官來源中，說明幾種現象：第一，百司吏職人員升遷為堂後官的例子，似乎越來越少，從太宗拒絕中書門下的建議看出，漸轉變成以選人充任和主事升遷為主。第二，從宋初開始，似乎一直鼓勵選人或京官充任堂後官，但到了熙寧三年九月設立檢正公事後，不再以選人充任堂後官。元豐官制行，罷檢正官，而將其職歸左右司；選人不得充任堂後官的規定，也隨之取消。元豐官制後，堂後官改為錄事、都事，而錄事、都事之來源，基本上還是依照選人充任及主事升遷兩種。哲宗元祐四年（1089）十一月，詔：「三省錄事、都事，並依條陳試選人或職法官，逐省各一員。」從這條詔令來看，選人充任錄事、都事，為三省各一人，表示其他錄事、都事，可能由主事升遷為之。再以高宗紹興八年（1138）
陸、堂後官的遷轉：
一、 堂後官的遷轉，可分內部升遷和外出官職兩方面。就內部升遷而言，元豐官制前的堂後官，一般都以「堂後官某某官名」出現，如張慶隨為「堂後官大理寺丞」，堂後官為其所充任職務，而大理寺丞則是其官名；張慶隨在後來的升遷上，是從大理寺丞遷轉為右贊善大夫，但仍充堂後官一職。（註八）類似張慶隨遷轉官職仍充堂後官的例子，也有幾個案例可印證，如馬千之，以「堂後官膳部員外郎」遷轉為「倉部員外郎」，仍「充堂後官」；而後馬千之再以「堂後官右贊善大夫」遷轉為「殿中丞」，而為堂後官「如故」。堂後官升遷官職中，最重要的還是升遷至提點五房公事，即成為真正的首席堂吏。如劉明恕，便以堂後官太
二、 從仁宗朝開始，試著訂定堂後官出官的品階，但效果似乎不佳。英宗嘉祐八年（1063）十月，中書門下在奏摺中談到：舊有規定，堂後官遷轉至員外郎時，仍可充任堂後官。但至仁宗景祐初，規定堂後官若遷轉至員外郎時，必須轉換為外官；可是大多數的堂後官，如未升至提點五房公事，皆不願出官，反將所應轉之官，轉而為子孫求恩澤，且成為一種慣例。中書門下建議：堂後官若遷轉至員外郎而不願出官者，則「令依舊供職，不許求恩澤」。中書門下還進一步建議：所有五房提點，例雖次補，亦合乎擇材。今後，如任內職事修舉，年滿日，即依舊推恩任用；如弛慢不職，即不候年滿，止與堂除知州出外。此建議中，可知一般堂後官皆以升遷至提點五房公事為主要目標。其原因，除為子孫求恩澤外，可能與出任的官職有關。堂後官遷轉至員外郎，出官可與通判一職，如堂後官
三、 南宋對於都事、錄事等吏職出官的品階，大致上又恢復到元豐官制的規定，紹興二十八年（1158）
柒、獎懲、薪俸與福利：
一、 宋廷對認真處理公務的堂後官，有相當的獎勵制度，曾鞏在〈堂後官轉官制〉一文中，說到堂後官因為能「治文書，赴期會」，即予以「進秩一等」，以獎其勤勞。乾道九年（1173）
二、 堂後官若在行為上違反正常體制，不管有意或無意，都會受到懲處。慶曆五年（1045）二月，堂後官大理寺丞朱濟，出外迎接富弼，被諫官彈劾；朱濟因此被派任監泗州糧料院。朱濟之所以被懲處，是因其行為讓人感覺到有私通大臣的嫌疑。此外，堂後官若運用職權而行貪贓枉法之事，則會受到比較嚴重的處罰。慶曆六年（1046）七月，堂後官贊善大夫張用和，想利用職權幹預慈孝寺事務，為主僧文旦所拒。及遇乾元節賜佛寺紫方袍時，張用和故意漏列慈孝寺於詔敕中。此事被稽查出來後，張用和受到被派任監潭州糧料院的懲處。徽宗時，中書省錄事郭授、盧中民二人，因私自藏匿詔書，被懲以降官的處分。
三、 宋代堂後官的薪俸來看，提點五房公事，俸祿三十千，與左、右庶子，起居郎、舍人，侍御史，左、右司諫，殿中侍御史，員外郎，西京、南京、北京留守判官，河南、應天、大名府判官，赤令等俸祿相同；而其春冬衣賜，春、冬絹十五匹，冬綿
四、 宋代堂後官的俸祿，並非只有金錢支給，還包括春冬之際絹、綿、羅等布帛的給與。堂後官除薪俸的支給外，在遇節日、郊祀或皇帝登寶位時，也會受到一些賞賜。以特殊節日的恩賜而言，北宋在元豐官制以前的
五、 王巖叟的論述中，說明三省吏職不管在俸祿、假期、郊賚賞賜、轉資、保引子弟等等，都是相當的優渥。身為三省首席吏職的都事、錄事，更是優於其他堂吏。這些設計，除了說明瞭都事、錄事（堂後官）在堂吏中的重要性，而優厚的薪俸及賞賜，亦或可激勵下等職級的主事、令史（錄事）、書令史（主書）、守當官等堂吏，努力升遷為都事、錄事。或許，由於堂後官的賞賜太過於優厚，導致部分官員提議限制堂後官的一些福利。如前述堂後官如至員外郎，若不願出官，依例可恩澤子弟；但至英宗嘉祐八年，中書門下建議取消此福利。孝宗隆興二年（1164）六月，某位臣僚談到，原本規定朝議大夫與堂後官，各自為一額，立定員數，依序撥展。但這位官員認為堂後官近來「功賞頻併」，可能造成與朝議大夫之人袞同遷轉，待遇似乎太過優厚。為了防範這種情形出現，孝宗同意這位臣僚的建議，由朝議大夫額內撥五員專充堂後官，依序撥展。此案例顯示出，當官員覺得堂後官的賞賜可能超過原來體制的規定時，會試著阻止或限制，以免過於泛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