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中央社日前（1月13日）的報導稱：「緬甸仁安羌大捷紀念碑落成儀式」今天上午在仁安羌古戰場501高地舉行，仁安羌大捷是中華民國抗戰史上的重要戰役，今天建碑儀式的完成，也重新找回歷史上失去重要史實。

這當然是個很值得關注的活動。1942年4月中旬的緬甸仁安羌大捷是抗日戰爭中國軍的少數勝利戰績之一。國軍入緬遠征軍新38師113團主要在劉放吾團長的指揮下浴血抗日，在國境外贏得初次抗日作戰勝利，並且因此營救了七千英國人，而贏得英國人對中國軍隊的感念（雖然這份感念似乎成色不足）。（有些人強調稍早3月中旬遠征軍二百師在同古戰役中的勝利。對這一段史實或有再討論的空間。該次戰役結束後，國軍北撤，雖然的確造成日軍傷亡，但是似難謂「勝利」。）

對於這項立碑活動，相關報導有好幾篇。但是，我從報導中卻感覺到一些未明顯說出的其他寓意或氛圍。而這樣的寓意或氛圍卻讓我覺得有些不安。

這次的立碑儀式，兩岸都有一些具代表性的人士參加，包括了周恩來姪女周秉德、郭沫若之女郭平英、淞滬會戰時率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將軍之子謝繼元、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時壯烈犧牲的第二百師師長戴安瀾之子戴澄東等人。另外，碑上有蔣孝嚴題字，等於是代表先總統蔣中正。這種由兩岸共同參與來紀念抗日戰爭的儀式活動，頗有突破性的積極歷史意義。

但是，我也注意到，這次立碑儀式的活動似乎是沒有孫立人家族或其較直接的代表人士參加。我不免覺得有些困惑。因為至少從名義上說，孫立人將軍是新38師師長，是113團劉團長的直屬長官，而孫將軍又是稍後遠征軍的中國籍主要指揮官。

相關報導甚至隱含著對孫的不滿，似乎孫將軍奪走了仁安羌大捷的功勳，沒有給予劉將軍（時任113團團長，是仁安羌大捷的主要指揮官）應得的榮耀。聯合報特派記者許惠敏1月14日所寫〈劉放吾率軍救英…真相藏了半世紀〉一文中，還特別提到：英文維基百科打入Battle of Yenangyaung（仁安羌戰役），率中國遠征軍一一三團入緬，救出英軍七千人及數百美傳教士、記者的主將功臣，寫的仍是新第卅八師師長孫立人，對實際領兵作戰的一一三團團長劉放吾，隻字未提。

也就是說，這位記者似乎暗示：孫立人將軍奪走了劉團長的功勞或搶去了勝利的光彩。

我不知道劉放吾將軍本人究竟如何看待此事，他是對此耿耿於懷，還是根本不做此想呢？再者，當時在關於仁安羌大捷的報導上如果有所偏差，這個偏差報導究竟是純屬記者的個人偏見呢？還是孫將軍有意造成的結果？

就我所知，劉團長因為仁安羌大捷獲頒六等雲麾勳章，孫立人獲頒四等雲麾勳章。劉團長數年後並升任將軍。也就是說，劉團長的功勳並沒有完全被埋沒，問題應該只是誰居主功的辨別。不過，劉在去到印度以後，不久又離開印度，回到中國，所以並未追隨孫立人將軍繼續在緬甸戰場進行第二階段作戰。這裡是否有些細微過節，還有待釐清。有些恩恩怨怨的歷史細節恐怕如今已經再無從查考。但是，盡量把真相釐清，也許是最能對得起前人的做法。今天記者的報導如果是無的放矢，當然也應該有所檢討。

從我早先所接觸的一些文獻，特別是關於孫立人將軍的事蹟，所讀到的似乎是故事的另一面：孫立人將軍戰功彪炳，於抗日戰爭中未曾敗績，卻因為功高震主，不得老蔣青睞，最後以間接的匪諜案（被認為是炮製的郭廷亮匪諜案）而被軟禁達33年。從而，說到孫立人將軍，一般人多為他抱屈。

但是，在最近關於劉放吾將軍的相關報導中，孫將軍倒似乎成了奪走部屬功勞或光環的上級。孫將軍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其實依照社會心理學裡的「歸因理論」等的相關研究，人們常主觀膨脹自己在集體活動中的功勞，反之亦常低估自己在團體中的過失與負面作用。也就是說，一定程度的「爭功諉過」未必是有意為之，而是人性常態。

孫立人將軍是否在不自覺間將功勞過多地攬在自己身上？不無可能。但是，反之，我們也不能說他並無功勞。即使他當時並不在第一線的戰場上，也不表示他就沒有功勞。他在平時對軍隊的訓練以及所產生的心理影響，可能在戰時發揮效果；而他當時即使還身在後方戰線，也還是可能運籌帷幄，遙控指揮而影響前線軍隊作戰。

不過，恰是藉著劉將軍事蹟的報導，我倒又產生了一些新的想法。之前，我就曾納悶，人說因為孫將軍非黃埔系統而遭黃埔系統集體抵制，而終致遭到被軟禁的命運（換言之，如果當時黃埔系統的將領集體出面挺孫，孫或許不至於被長久軟禁）。但是，黃埔系統的將領們果然如此黨同伐異，即使已經敗退來台灣，還是如此強烈抵制非黃埔系統的將領嗎？真相如何，同樣難以釐清。但是，我傾向懷疑：孫立人將軍可能確實有些個人作風使他與許多將領（特別是缺少西方教育訓練的將領）格格不入。

簡單說，孫將軍是否太過自信與自負，太過自恃才幹與學識優越，遠過於其他未曾出洋的將領，以致招忌？從一些蛛絲馬跡看來，是有這個可能。孫在東北戰場上，因為與杜聿明「將帥失和」，以致被撤離戰場，先回南京，再轉台灣，負責訓練，而不負責直接指揮戰事。當時，孫有自己的軍事主張，與杜不同，兩廂堅持，結果發生嚴重衝突，據說兩人幾乎拔槍相向。

來台灣後，孫據說曾往見麥克阿瑟，麥帥提議由孫代蔣，主政台灣。孫則拒絕此議，並回告蔣，以致令蔣不安，最後釀成軟禁之禍。孫與麥帥的確切談話內容（包括語氣）究竟如何，無從查考，但是他回告蔣，固顯示他在政治上的直率與天真，卻多少也是一種輕狂姿態，好像在暗示蔣：你的領導權，我本可取而代之，但是我大方讓給你。

總之，至少是以傳統中國的人際關係模式而言，孫可能太過自負而易得罪人（東方人），甚至也得罪了下屬，讓下屬覺得未受到應有的尊重。需知，劉團長也是黃埔軍人出身，很可能連他也曾被孫將軍認為是學識不足（或許還觀念落伍）的一員。我還懷疑，當時是否因為必須與美軍溝通，不（太）會說英語的幹部可能就難受重視，劉團長是否也對此有些感觸呢？

雖然我主張盡量釐清歷史真相，但是，有些恩恩怨怨並不是片面的是非，所以也不太可能爭出什麼明確的誰是誰非的結果。反之，我覺得，更應該要檢討的毋寧是深層的文化問題。

蔣與孫之間、孫與劉之間，彼此似乎都有某種心結。他們之間都不是敵對的關係，而是上司與部屬的關係，甚至是同舟一命的關係，卻還是有這樣或那樣的心結，那麼，人際間要產生衝突或矛盾，豈不是無可避免？這樣形成的集體，恐怕難望能和衷共濟，也難望能團結一致，形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中國軍隊對外常難表現戰力，這難道不也是重要原因嗎？

人際間心結的形成，部分與胸襟是否開闊有關。我偏向認為，老蔣並不是個胸襟開闊之人。他對張學良、楊虎城與孫立人等人的懲罰，似都嫌太過；當然，他清黨時候對待共產黨員的行徑，也大可貲議。很可能部分也因為這個性格原因，使老蔣的北伐、抗戰乃至反共的功業最後大打折扣。

胸襟之外，或許還有形式理性的問題，形式理性的欠缺，具體表現在對認知主觀性的自覺上。形式理性促進對主觀性的檢視，也促進對事情因果的審慎判斷。缺少形式理性，就會使主觀性主導認知與感覺、主觀判斷人我功過，這最可能會破壞人際和諧與合作。我偏向認為，老蔣在對中國共產黨的存在意義上做了極端主觀的（負面）判斷，致使他對共產黨做出最決絕的、血腥的處理。最後，這卻曲折地為他自己與為中國帶來了大悲劇。

老蔣之對孫將軍，除了可能低估其戰爭指揮能力與在戰場上的可能作為外，可能又高估了孫的叛意（或桀驁不馴），不能理解孫的忠誠（一種帶著輕狂的忠誠），就好像宋高宗不能理解岳飛的忠誠。

對於孫立人將軍，我仍然懷抱極高的尊崇。我認為他是有卓越指揮能力的將領，他為人正直、忠誠，胸襟也夠寬，他可以為國家做更多的貢獻。但是，他卻長期受制於老蔣，最後抑鬱以終。不過，孫將軍很可能也有他的缺失或侷限：他可能太自負而對他人不夠尊重。當然，他的政治敏感度可能也不足，並不是可以在中國社會裡搞政治的人物。

自負可能並不是一種嚴重的道德缺陷，但卻可能是帶來失敗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中國社會。在長期匱乏的社會裡，人們普遍習於零和(zero-sum)式的思考，很易產生對優越者或獲利者的嫉妒，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必須盡量保持謙沖、低調姿態，即使裝也得裝成是這樣，否則就容易遭忌，下場往往就會很悽慘，即使真夠優秀，也很難擺脫這種宿命。中國古語強調「滿招損，謙受益」，應該與上述的大環境有關。

當查覺到作為孫將軍部屬的劉團長似乎也與孫將軍存有心結，我不免覺得很感慨。孫將軍是我極為推崇的少數中國將領之一，卻也可能與部屬產生心結。一方面，這讓我對孫將軍不免覺得稍有遺憾，不過，我更傾向強調，這背後的文化因素，也可以說是文化所造成的心理侷限，必須被檢討。這些文化特質對中國社會的凝聚可能具有巨大的破壞力。

蔣與孫之間的摩擦讓我遺憾，孫與劉之間的心結更讓我覺得不安。而可能造成普遍人際失和的文化特質，更是我們必須關切並檢討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