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六四紀念日。大陸民運人士王丹先生寫了紀念六四的文章（紀念六四三十七週年——記憶倫理與隱藏的主角）。王先生這篇文章的貢獻，在於強調「記憶倫理」與「比例原則」，提醒人們不要把注意力從加害者轉移到受害者身上。這一點我同意非常重要。

但是，我許久以前也曾經寫過一篇關於「六四」的討論文章。其中，我對鄧小平的決策，做了從特定面向看所給予的、很勉強的肯定評價。文章很少迴響，倒是有一位老朋友對我表示了不滿，認為我怎麼可以對鄧小平的殺戮行為表示肯定。我一時之間也不知道如何進行申辯。我當然不是無條件地肯定鄧小平的決策。只是，要怎麼講清楚我的完整想法呢？

無論如何，我以為：如果要進一步深化六四的歷史分析，恐怕還需要區分不同層次的責任框架。

簡單說：官員的責任，要放在「國家治理與歷史發展」的脈絡中評價；而學生的責任，則較多放在「社會運動與人際互動」的脈絡中評價。兩者不是完全相同的分析層次，因此也不是簡單的此消彼長、此是彼非的關係。

一、政府有罪，不等於學生無錯

許多人容易陷入二元思維：如果政府有罪，學生就完全正確。如果學生有錯，府就比較有理。其實這恐怕是不妥當的推論。例如：假設一個學生向老師抗議校規不合理。學生在過程中可能情緒激動、判斷失誤、策略錯誤、拒絕妥協。這些都可能成立。但如果老師最後拿槍把學生打死，那麼老師仍然是主要責任者。

也就是說，學生的錯誤並不構成槍殺的正當理由。因此：學生有錯，與政府有罪，可以同時成立。這大體也符合王丹先生所說的「比例原則」（不過，未必是兩邊分數加起來等於一百的那種比例）。

我同時也會想，學生的錯，因為他們的思想有局限性，因為他們缺少理性思考習性。而這種局限性部分可歸咎於那個專制政權。另外，部分可歸咎於更深層的文化傳統。也就是說，他們雖然有錯，但是卻可部分歸責於外部的與更前期的因。

中共作為六四鎮壓的主體，或許也有他們某種程度的「不得已」。學生的錯誤，部分是傳統文化影響之故。連統治政權本身其實也可能是那種深層文化傳統的被影響對象。

不過，中共的血腥鎮壓，又不完全是文化傳統的影響結果，而同時有「體制」的作用在。越是專制體制，就越可能暴力鎮壓異議與集體抗爭。暴力鎮壓既是專制統治者的一種「舊路因循」(path dependence)，也是權力結構不容易穩定所導致的結果。

二、兩者其實處在不同的道德層級

而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學生與政府其實不在同一個責任位置。學生是社會運動參與者。他們主要面對的是：如何組織運動、如何凝聚共識、如何避免誤判、如何與政府談判。這是一種公民責任。而政府則掌握軍隊、警察、國家機器、公共資源，其責任是：維護人民生命、化解衝突、保持制度穩定、提供政治出口。因此其責任層級完全不同。

換句話說：一個學生領袖判斷失誤，與一個國家領導人下令開槍，根本不是同一個量級的問題。

三、評價學生時，主要是運動史的問題

如果研究六四中的學生角色，我們可以討論：絕食是否必要？是否錯估黨內改革派力量？是否拒絕見好就收？是否過度理想化？這些問題都值得研究。但這類研究屬於「運動如何成功或失敗」的問題。它回答的是：怎麼做比較有效？哪裡判斷錯誤？哪裡策略不足？而不是誰應該為屠殺負責？這是兩種不同的問題。

其實，也不是每個抗爭學生都屬於過激行動派。有些人顯然思考非常深邃。柴玲可能就是其一。她當時說：「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願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不過我相信一場大革命很快就會到來——要是它採取下策的話。即使不採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種和力量，在下一次運動中我們一定會站出來」。我認為柴玲看得很遠（未必完全準確），也很有道理。不過，事後，她因為說過的這些話，卻遭到廣泛的抨擊。畢竟集體中的主流意見常常不同於最睿智的思想。

四、評價官員時，則是國家倫理問題

至於事件中政府領導人的角色與責任性質則不同。鄧小平、李鵬等人的問題不是「策略好不好」，而是：是否有權力用坦克和機槍對付本國人民？這涉及國家正當性、政治倫理、公民權利、人權底線等。這是更高層次的問題。

因此，學生的錯誤可能造成運動失敗；政府的罪行則決定一個政權的道德性質。兩者不能等量齊觀。

鄧小平或李鵬當時的決策，很多人拿來和戈巴契夫的舉措進行對比。而且，多數中國人顯然認為鄧小平的決策才正確，因此改革開放才得以平順推進；而戈巴契夫的舉措則讓蘇聯解體。

問題是，中國始終還是要面對專制體制長期對中國的利弊影響。究竟讓專制統治繼續，是對是錯？這個問題並不會自動消失。

五、其實還有第四個主角：制度

王丹先生提出的第三個主角是民意。我非常同意。但我認為還可以再加入第四個主角：制度。

很多討論容易變成：學生怎麼樣？鄧小平怎麼樣？但更深層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的制度，最後只能用軍隊、坦克來解決政治衝突？這其實才是真正最值得思考的地方。

在民主制度下，學生抗議可能演變成：國會改革、政黨輪替、修法、提前選舉。總之，衝突有制度出口。但在中共專制統治體制下，沒有反對黨、沒有獨立媒體、沒有真正選舉、沒有司法制衡，於是任何大規模政治訴求，最後都可能被視為政權存亡問題。因此，六四不只是鄧小平的選擇，而也是制度結構的結果。

很多人討論六四，只論證說「鎮壓有必要」，討論就到此戛然而止。至於「為什麼鎮壓會成為必要？」「這是任何社會都一致的邏輯嗎？」這些疑問往往就不再深究。而我以為，不同的統治體制會有極不同的答案。民主體制下，面對集體抗爭，通常不需要採取暴力鎮壓手段來解決。

六、從歷史角度看，六四最大的悲劇未必只是死亡

死亡固然是最大的傷痛。但從中國後來三十多年的發展來看，六四更深遠的影響或許是：中國又失去了一次和平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1989年的學生運動，本質上仍然是改良主義的。多數學生並未主張推翻共產黨，並未主張武裝革命，並未要求立即多黨制；而是希望反腐敗、言論自由、政治透明、對話改革。然而政權最終選擇了鎮壓。

這不只是殺死了一場運動，而是向整個社會宣告：「由民意推動的政治改革不是一條被允許的道路。」此後中國走向的是經濟開放而政治封閉的模式。從這個角度說，六四的核心問題已不只是學生與政府的是非，而是一種模式的確立：一個國家在面對改革要求時，究竟要選擇對話，還是選擇軍隊、坦克。這才是六四留給後世最重要的歷史課題。

而在這個課題上，學生的策略得失固然值得研究，但最決定性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仍然是掌握國家權力者所做出的選擇。

七、結語

對於六四，我談不上有任何專家資格，我承認自己其實不是適合的討論者。當然，我也不會願意自動封口，以沉默為尚。就在37年前的今天（6/5），我在課堂上和學生討論了六四悲劇。學生中有人義憤填膺，寫字條對我表示要如何如何以表示抗議。我當時無奈地表示：重要的是保持理性的態度，長久堅持此刻我們感觸深刻的一些反專制體制的行動原則。我會這麼說，因為我其實是很犬儒的性格，我當時就會預期，很多人不久以後就會忘記這一切；至少，那股反感、憤慨情緒逐漸會消失，很多人甚至會變得更個人功利主義。

我沒有機會再碰到那些當時激情反應的學生，不知道他們現在的態度究竟如何。

不管是我，還是我那些曾經激情憤慨的學生，在整個中國民主化這件事上，都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不過，反過來說，我也始終相信，即使是涓滴細流，也足以滴水穿石。重要的是，長期堅持一份理性、堅持民主化理想的態度。這並不容易，卻也因此彌足珍貴！

回想六四那個驚心動魄、血腥恐怖的過程，我們今天要做的，除了評價是非，更重要的應該是確立大方向。對很多人來說，這些是已知，但是，不同群體所認為的已知，顯然還是南轅北轍。既然如此，那麼，確立大方向就還是一個關鍵思考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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