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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體制下的生活經驗(2) ~蔣家
2015/10/25 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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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國體制下的生活經驗(2)  ~蔣家

很多人以為蔣介石是保守嚴肅的、蔣經國是開放親民的,這是從表象看,我實際的體驗正好相反。當年蔣介石還在位時,受到宋美齡影響,對於西方文化持比較開放的態度,譬如說單位到聖誕節還會豎一棵聖誕樹,開個舞會什麼的,還有人扮聖誕老公公發糖果,到了蔣經國上台一律禁止。 

蔣介石夫妻與基督教的關係大家都知道,但蔣經國上教堂我覺得是做給父親看的,因為蔣經國骨子裡是個布爾雪維克,對西方文化是懷疑甚至排斥的,所以不像宋美齡會在軍中進行一些基督教活動,在小蔣時代基督教在部隊是完全禁止,甚至他與教會的關係是緊張而對立的。當年所有文化、宗教、思想是否政治正確都要由他的政工系統來定義。 

70年代當時是政工勢力全盛的時代,王昇是蔣經國手下第一紅人,他的劉少康辦公室不僅控制三軍,還插手政治選舉與民生、經濟、文化傳媒一切產業,當時甚至盛傳他是蔣經國的接班人,不知事實真相如何。但蔣經國一紙命令就把權傾一時的王昇貶到巴拉圭去,從此失勢,所幸沒有落個林彪的下場。 

蔣經國給人的印象是反對造神運動的,他常說:「沒有人能夠活一萬歲。」所以他禁止人們對他喊:「蔣總統萬歲!」但蔣介石的造神運動卻是自他而始。有一次蔣經國陪同蔣介石視察海軍官校,離開時學生沒有反應,蔣經國在後猛揮手暗示,大家才恍然大悟高喊「蔣總統萬歲!」蔣介石含笑離開。 

這聽來十分矛盾,但卻是有道理的。對他父親造神,才能奠定他自己接班不可取代的地位,否則當時還是有可能的競爭者存在譬如陳誠。而且藉造神運動架空父親,就不會被干擾自己的施政。但是當他自己上台後卻絕不允許屬下造神來欺瞞自己。 

當蔣介石還在位時,對於是否會父傳子大家還有點懷疑,到了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時一切態勢已經明朗。當時總統已經是嚴家淦,一切政令以行政院為主,台灣成了「內閣制」,嚴家淦做完任期匆匆下台讓位給蔣經國,一切政令以總統府為主,又改成「總統制」。 

到了蔣經國晚期,接班問題再度浮上檯面。當時大家都猜測會不會有「蔣三世」出現。那時北朝鮮還是金日成時代,台灣若出現蔣三世那將是世界紀錄。很多人都覺得不大可能,因為這對台灣的國際形象實在不佳,但看到蔣孝武到處插旗,似乎又有此可能。要不是蔣孝武惹出江南案,讓蔣經國不得不公開宣示說:「蔣家人今後不能、也不會參選總統」,恐怕還真的有可能。

 這邊還可以提一下曾經在1990年計劃與林洋港搭檔競選正副總統的「皇弟」蔣緯國。我聽過蔣緯國的演講,在講台上用一盞聚光燈往上打,把自己的影子投射在後面的銀幕上,像極了希特勒演講的味道。

 蔣緯國很有群眾魅力,演講最喜歡開自己父兄的玩笑,在黨國威權體制的當時很受到歡迎,因為只有他敢這麼講,這讓蔣經國很惱火。他的演講通常這樣開場:「我這個中將當了好多年,都快成中將湯了!」喜歡插科打諢的蔣緯國一輩子未獲重用,與其說是受到兄長的壓制,不如說是自己的個性使然。 

要說歷史定位,蔣經國比他父親成功,一個特務頭子出身的人,死後卻獲得親民廉潔的形象被老百姓永遠懷念,白色恐怖的罪名全部讓蔣介石去承擔,事實上蔣經國才是主導者,這真是十分弔詭的事。 

蔣經國國學底子不佳,不像他父親喜歡講中華文化道統,所以蔣介石逝世時由秦孝儀寫的第一版紀念歌「巍巍蕩蕩,民無能名…..」通篇封建氣息極重的古文不為其所喜,後來改由張齡作詞、李中和作曲的白話版「總統蔣公,您是人類的救星,您是世界的偉人,…..」才成為日後流行的版本。 

蔣介石逝世於1975年,當時秦孝儀提出許多封建時代的用語統一讓報紙使用,譬如蔣介石死亡叫「崩俎」、遺體叫「遺蛻」,搞得大家不知今夕何夕,還以為回到大清帝國時代。 

蔣經國雖然不喜歡古文,但對於文化滲透之防範比他父親更加嚴厲。蔣介石時代中文橫書方向並沒有嚴格規定,左右並存,最典型就是巴士上的「台灣省公路局」都是從車頭往車尾書寫,靠左側的自然就成了由左往右橫書了。 

到了蔣經國上台下令任何中文橫書一律不得由左往右,那一陣子招牌油漆行真是大發利市,因為所有單位公司行號的大小門牌標示全部得重做。此外蔣經國時代還不准用「美術字」寫海報或作為書本的封面,據說是怕利用字體的變化裡面暗藏反動宣傳。 

蔣經國性格深沉,不喜歡別人猜透他的想法,所以當時內閣改組前夕獲選入閣的人最怕前一天報紙曝光,因為只要報紙一登蔣經國連夜抽換命令,第二天煮熟的鴨子就飛了。他也最討厭手下與商人走得太近,以衣復恩與蕭振之地位之高、與他關係之近都曾遭牢獄之災還不知什麼罪名,其實就如他的評語:「自貶身價!」 

蔣介石強調忠貞,對於屬下貪汙則比較放任,因為他自己是靠收買起家的,如果大家都不貪財,無從利誘,他就沒有今天。蔣經國是蘇聯訓練出來的布爾雪維克,加上在上海打老虎失敗的教訓讓他深受打擊,從此痛恨權貴與政商勾結,這成了他掌權後的基調。 

如同現在習近平的禁奢令,蔣經國一上台就推動「梅花餐」,有官員子女結婚席開超過多少桌立刻被革職。對餐飲娛樂場所實施宵禁,午夜12點後禁止營業,警察還要來臨檢。 

但是80年代台灣高度景氣,人民追求享樂,行政力量不敵社會需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梅花餐出現大梅花每盤裡還有五朵小梅花,店家午夜一到拉下鐵門,裡面照樣夜夜笙歌,所以和上海打老虎一樣,後來悄悄收場。 

蔣經國雖然是強人統治,但好處是有擔當。現代為人所稱道的李國鼎、孫運璿、尹仲容、趙耀東等人如果換做是在今日當官,保證坐穿牢底,因為他們違法的行徑比那個倒楣的余文不知高多少倍,但是遇上有擔當的長官,所以大事就辦成了,也獲得歷史的定位。 

家父就是與他們一樣的技術官僚,當時真要一切合法那就啥事都不用做了,但是上面告訴幕僚「該做的就去做,有事我來扛」。下面的人也相信上面不會用鉛筆便利貼批示事後不認帳,更不會想到要偷偷錄影錄音存證,事情就下去幹了。預算沒有?先挪用別的科目,沒發票?拿別的開銷來報,沒資金?去找阿拉伯人借!這種事現在能做嗎? 

我們不想以古非今,那個時代有那個時代的環境,今天已經不可能再複製這種經驗,但也不必因為政治立場故意扭曲,偽造歷史,為奪權不擇手段,這是現在台灣社會最糟糕的現象。(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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