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中國輸出革命美國輸出民主是刻板印象。現中國不再輸出革命，美國輸出民主則以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的形式進行。台灣在白色恐怖抓了許多共產黨，算被輸出革命。現在民進黨對香港輸出港獨，則是峰火台獨的一環。

習近平對外人批評其內政的看法是：「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美國為了中南美洲後花園的混亂，長年以來輸出「政變」，暗殺也不在少數。即使是亞洲，越南總統吳廷琰、現任韓國總統朴槿惠之父朴正熙等人之死據信也都與美國人有關。美國輸出的顏色革命、阿拉伯之春，亦造成敘利亞難民及ISIS的興起。

仿傚美國，民進黨大概以為在香港點火，可以讓中國顧此失彼，沒空理台灣。正如民進黨長期支持西藏獨立、新疆獨立一樣。中評社一文大篇幅批評吳叡人，我陸續也談過他幾篇。總之，吳叡人的台灣民族主義極為排他，不斷強化「國族」，港獨支持者大概以為自己也是一「國族」了。

毛澤東曾在國共內戰時主張“你到我家來，我到你家去”，現在的習近平大概不會找人到台灣搞紅色革命。不過，看到蘇進強呼籲「民共搭橋 城市交流不能斷」， 諸多民進黨如許信良、陳菊、林佳龍等人這樣希望到大陸進行「城市交流」，難道共產黨也歡迎台獨與港獨交流嗎？ 

民進黨與共產黨要如何建立「信任關係」不只是兩黨間的關係，與兩岸人民更為重要。我的看法是，如果為了經濟利益而合作，然後枉顧雙方的根本差異，遲早有一天雙方還會有更大的決裂，屆時受害的當然是兩岸人民了。

Blackjack 2016/6/5 

張媞：偷換殖民概念 台獨構建“文化港獨”
http://www.CRNTT.com   2016-06-05 00:26:43

中評社香港6月5日電（作者 張媞）2014年3月，台灣島內發生了太陽花學運。兩年多後，一百餘名被起訴的學運人士遲遲未得到法律的審判。民進黨執政後，新任“行政院長”林全一上任便在5月23日公布任內第二份公文，即撤回對126名太陽花學運被告的起訴。在香港，這個赦免引起包括政黨、學界、社運界在內的香港反對陣營的關注。 

林全在公文中說，學運是政治事件，非單純法律事件，應在多一點和諧、少一點衝突原則下，盡量從寬處理，故決定撤告。他又說，“行政院”當年指控學生有政治考量，但現今學運訴求已普遍成社會共識，“立法院”也將針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立法，突顯太陽花學運正當性與社會貢獻，因此政治事件不該只用法律問題看待，決定撤控。 

學運當然是政治事件，其矛頭直指馬英九政府和中國大陸政府，綠營上台後立即撤控是對自己人的“應有之意”。但撤控和綠營的再次執政，無疑為一向視台灣為命運共同體的香港反對陣營打了一支強心針，而有關借鑒台灣經濟模式、學習台灣民主和選舉制度的煽動再次佔據媒體。 

5月22日，香港民族黨建黨後首次在上水、屯門、沙田、銅鑼灣、石塘咀和旺角分設街站，宣傳“香港獨立”，而6路人馬最後在“年初一暴亂”發生地的旺角鬧市會合。在香港，主張“民族論”的團體主要是港大《學苑》雜誌和香港民族黨，香港《大公報》4月時刊登的評論《香港民族黨為台獨傀儡》一文也揭示了兩個團體之間，靠研究香港歷史和文化的青年組織“時代思進”過度，人馬重疊，論述一致。 

這篇評論稱《學苑》走上“港獨”之路與台灣民進黨背後的煽動和公開的大力支持很有關係。而實際上，香港民族論的誕生也和“台獨”理論同源。不過，評論並無談及二者的理論聯繫，本文倒可以嘗試一談。 

本土派指控大陸殖民統治 

高舉“本土主義”大旗的香港學界、政界、社運界，近期紛紛發表有關97年以後，中國政府正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殖民統治”的指控，這看起來相當荒謬，但立法會選舉當前，“本土派”政客和以“青年人”為主力軍的社運團體，正在用這套說詞進行政治動員。而在有關論述尚未形成氣候前，我們有必要破解當中的漏洞。 
2014年2月，《學苑》以“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為題，推出雜誌，第一次將“香港民族論”帶入公眾視野。雜誌指，當時針對港大學生所做的有關“身份認同”的調查顯示，有48%學生自認為在政治光譜上屬於“本土派”，更有15%學生認同“香港獨立成國”。而針對如果香港舉行公投表決“香港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但結果不受北京承認”的問題，有37%表示贊成，而在北京承認公投結果的前提下，支持獨立者達到42%，超過了反對的41%。其後，在各大學生會的推波助瀾下，“本土思潮”席捲大專學界。 

今年4月29日，美國的公民力量、印度的“西藏人權與民主中心”聯手在達賴喇嘛於印度達蘭薩拉的住處舉辦了第11屆族群青年領袖研習營。香港方面，支聯會新任副主席、80後的鄒幸彤和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90後的梁天琦皆獲邀出席。 

期間，由美國國會出資的自由亞洲電台粵語部（RFA Cantonese）以“支聯會與本土派對話”為名，為鄒、梁二人做了非常重要的訪問。代表“大中華主義”（香港網路近年出現對大中華主義者反感的現象，諷刺他們為“大中華膠”），主張“建設民主中國”，即“中國的民主化對香港是最大保障”的鄒幸彤，與主張“香港建國”，塑造“香港民族”的梁天琦，就香港未來的民主運動之路線，展開激烈的辯論。 

大中華主義與本土主義顯著的不同則在於對中國政府管治模式的“控訴”，大中華主義認為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政權是“獨裁統治”，而本土主義就堅稱其對香港是“殖民統治”。梁天琦所謂“我們覺得現在中共是殖民統治，而你被殖民者統治的時候，要進行解殖的鬥爭，因此是無法認同殖民者賦予的身份認同。” 

定向培養“港獨”接班人 

無風不起浪，當論者一心評估民族論一說的政治影響力時，卻忽略了這波“XX民族主義”始作俑者——吳叡人。他是台灣政治和社會學者、《想像共同體》中文譯者、任職於台灣“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他是近年“台灣民族主義”和“香港民族主義”興起的關鍵人物之一。 
實際上，吳叡人在2006年就提出了“進步本土”和“轉型正義”，前者意在為台灣正在形成的“民族國家”尋找歷史合法性、正當性，後者則被政治吸收，蔡英文在“5.20演說”中提到的將於2019年完成的“轉型正義真相調查報告書”，相信是用以全面“去國民黨化”，建立民進黨執政的正義。而吳叡人提出的所謂“進步本土”，落腳點便是通過構建“台灣民族”，達到建設“台灣民族國家”的最終目的。 
 
2014年6月，吳叡人為《香港民族論》一書作序，即《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他預言香港民族自決論的組織形態“應會以學院知識青年為其主要基礎”，稱香港民族自決運動與包括20世紀前半的《台灣青年》運動等歷史現象一致，是某種“青年香港”（Young Hong Kong）運動。與其說是“預言”，倒不如說是吳叡人等“台獨”學者，對“獨派”在香港接班人的定向培養。 

吳在文中毫不諱言地說，香港民族主義的出現是“1997年香港併入中國以來，來自新宗主國對香港日益緊縮的控制，97之後的中港關係，其實正是中央集權國家試圖將國家權力深入新領有之邊陲領土，結果對邊陲人民既有的認同與利益造成嚴重威脅的情境。”吳刻意使用“併入”而不用“回歸”，用“新宗主國”而不用“主權國”，是為了引導讀者將中國對香港的管治曲解為“中共對香港的殖民統治”。因為只有在“殖民語境”下，吳才能控訴所謂中國利用“官方民族主義將香港整合到單一國家之內消融其固有特殊性”和“香港本土社會對入侵的北京國家權力所帶來的威脅的反彈”，他那套“香港民族論”才能在政治上產生殺傷力。 

但稍加思考，我們就會提問，究竟吳口中的“邊陲人民”，也即是香港人“既有的認同與利益”是什麼？而歷史上真正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的“港英政府”在吳文中為何消失了？ 

吳叡人認為，“港英殖民政府150餘年的相對穩定與連續統治在實質上為香港創造了一個以香港、九龍與新界為領土邊界的準主權領土國家的制度形式”（國家層面），再加上“67年左派暴動之後，香港人開始比較積極追尋本土認同，香港政府也開始推行種種塑造香港認同的政策，而整個7、80年代則是香港住民土著化與香港身分認同形成與穩定最關鍵的時期”（社會層面），就出現了“香港本土共同體”。但實際上，當時沒有“香港政府”，只有英國人組成的“港英政府”。 

他說，儘管英國政府不允許香港自治，卻“在二戰後賦予了港英政府以高度的行政與財政自主”，但根據香港反對陣營長久以來對選舉制度的攻擊和對所謂“真普選”的訴求，港英政府恰恰最缺乏合法性和認受性，它在選舉制度上更毫無優勢可言，因為根本沒有選舉。吳進一步指，“這個香港（準）國家制度架構雖然欠缺了大英帝國自治領的自治議會，沒有賦予香港住民參政權，使他們得以行使主權者的統治權，但卻將他們深深整合現代國家之‘公共政治的網路’之中，使他們與香港（準）國家連結，成為‘香港公民’。”這句話恰恰說明，此時“香港人”這一身份認同是從殖民者通過管治政策賦予被殖民者，而非體現香港本地人的主體性。 

至此，吳叡人骨子裡的戀殖情節已經表露無遺，在他的論述中，西方國家的統治權，哪怕是帝國的殖民統治，也充滿合法性和認受性。吳身體裡流動的戀殖之血，或許允許他深深懷念日治時期的台灣，但他對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肯定，卻讓自己的偏見無所遁形。難道吳認為洋人較港人更有某種血統優勢？ 

香港民族論玩弄身份反中 

至於吳叡人說，97年之後，隨著中國成為“新宗主國”，香港民族進程也到了一個新階段，即從“香港本土共同體”到“香港政治共同體”，這是從英國通過“公共政治網絡”塑造的香港公民（citizens of Hong Kong），到“新殖民者”中國的官方民族主義“入侵”而激發的香港公民對“香港共同體解體危機”的抵抗。從“香港本土共同體”到“香港政治共同體”的轉變，是利用“本土思潮”完成從“戀殖（英國）”到“解殖（中國）”的概念偷換。 

而當吳叡人評說《香港民族論》時，終於將話說透：香港民族的形成史，是一部與中國逐漸劃清界限的歷史。他承認香港民族論是“政治建構物”，它的對立面是中國講血緣，講“炎黃子孫”的本質主義的民族主義。同時，“香港民族”作為一個“文化共同體”，“享有民族自決的權利，贏獨立建國”，這種“文化港獨”簡直是“文化“台獨”的翻版。 

了解了吳叡人的整個理論架構和推動“民族自決”的野心，我們就不難理解他推動、啟發而生的香港民族論和支持有關主張的本土派領袖一致以“殖民語境”形容中國對香港的管治，進而要求“香港獨立”了。吊詭的是，香港本土派口中的“中國殖民香港”的理論根源是“非本土的”，他們借“本土”播種“自決”的種子，“本土”成為“反中”的策略和用來做政治動員的手段。 

不過，台灣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王崑義近期在《多維月刊》6月份刊登的文章中直言，相對於國民黨視日本為敵人，以民進黨為代表的綠營一直以來對日本殖民佔領台灣的歷史表現出親善性和依戀，更有意無意將日本當成台灣的保護傘。在台灣新執政黨的此種史觀下，吳叡人等以所謂“民族主義”為掩護，實則鼓動“獨立建國”的香港民族論的引導和期待，與香港醞釀民族論的土壤和語境還是有些許不同。 

出版《香港民族論》的《學苑》前總編梁繼平直言，民族論將“轉化為下一波政治運動的理論基礎”。他說，“香港民族論”賴以傳播的“本土思潮”，包含“對中共的官方民族主義或大中華主義的批判”，但也必須處理“香港人的民族身份到底是什麼”這一問題。與吳叡人等“台獨”光明正大的戀殖不同，90後香港青年的民族情懷不能訴諸於英國的殖民統治，梁繼平不能直接肯定英國的殖民統治，否則便不能理直氣壯地批判“中國的殖民統治”，此時，“去歷史化”的論述就顯得必要且順理成章了。 

“香港民族論”背後“去歷史化”的史觀，與“台獨”提倡的“同心圓史觀”相似。梁繼平說，“‘香港人’的組成不應包含血緣與族裔等狹隘條件，而是更開放、多遠以及公民價值為核心‘公民民族’（civic nation）”。而這種“去歷史”，恰恰體現在用後天建構的“價值”凌駕於血緣和已有族裔的歷史，而所謂“自己政府自己揀”（來自台灣太陽花學運），不僅不是體現港人的集體意志，而是利用建構的香港民族，為他們自己組建的政府建立合法性。 

但到底“核心價值”指什麼？梁繼平等人回答不出，這也是民族論尚未形成完整論述的原因，但這並不影響傳播，越是模糊地演繹身份，越能吸引更多人自動對號入座。對身份的模糊演繹，還體現在梁繼平提出的“獅子山精神的重演繹”，告誡香港人要團結一致爭取民族，並要求繼續抗爭以孕育自己的民族身份。 

而本土派支持者動輒在香港獅子山上懸掛“我要真普選”的直幡，也不斷鞏固和深化了港人對“香港人”這個模糊身份的認同——只是曾經象徵港人對家庭、工作的價值觀，代表刻苦耐勞、勤奮拚搏、開拓進取、靈活應變、自強不息精神的獅子山精神，淪落為對抗中國的政治說辭，所謂的“爭取香港民主”和香港大中華主義者說的“建設民主中國”一樣，只是“反中”的另一個版本而已。 

殖民歷史的演繹權在哪 

如果如吳叡人所說，台灣民族發展到最後，是標榜代表“本土”的民進黨，以“議會民族主義”（parliamentary nationalism）型態參與選舉政治。那麼香港民族參加選舉政治，進入議會“播獨”便有跡可尋，為期不遠矣。其實，細味這個“自己XX自己X”的邏輯，骨子裡透著一種狡詐與不負責任，即我不能許給你一個新世界，因為這是千萬個懷著不同願景的“自己”（人民）“自願”做出的選擇。但是，真的是自願嗎？每個被收編的主體性，成為社運領袖進入議會的墊腳石，但看看台灣時代力量進入“立法院”之後的表現，說好的世說新語呢？ 

看到台灣，香港未來的戰場何在？由於國家沒有對香港的殖民歷史進行清理，即沒有展開“去殖民”的工作，才讓“香港民族論”有機可乘，將中國塑造成香港的“新宗主國”，並玩弄身份政治，藉助“本土思潮”散播獨立意識。因此未來論述和意識形態的關鍵，在於香港150年的殖民歷史的演繹權究竟在何人之手？ 

不過，當台灣新任領導人蔡英文在“5.20就職演說”最後，用台語講出太陽花學運歌曲《島嶼天光》的歌詞：現在是彼一天，勇敢的台灣人，我們看到民進黨政權對這場以推翻國民黨政府，建立新政府的社運最大的肯定。也許對於台灣政府來說，獨立已經是必然的結果，如何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才是未來施政的方向。 

但是“港獨”的力量仍在為“獨立”準備，在“本土、自決”等政治修辭的庇護下養精蓄銳，伺機而動。所以，這必定是一場超越選舉的長期戰役，戰役的矛頭對準中國管治香港的歷史合法性和正當性，相信“台獨”派“革命輸出”的力度將愈演愈烈，在不能“動武”的情況下，該如何接招？ 

（作者張媞為正思香港特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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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搭橋 城市交流不能斷
2016年06月05日 04:10 蘇進強
高雄市長陳菊和台中市長林佳龍，日前相繼表達與大陸進行城市交流的意願，蔡英文總統也隨即表示支持。據聞因兩岸「根本結構」已發生變化，大陸對綠營的城市交流是否也關上大門，值得認真檢視。

自民進黨重新執政後，大陸暫時關閉自2008以來的兩會直通管道，現在也僅剩兩會傳真機「有管道，無溝通」，低層級的冷和互動，相對於陸客的大幅減少、農漁產品銷陸的急遽縮減，旅遊業、服務業的哀鴻遍野，城市交流的中斷就不令人意外了。

坦白說，民進黨內會選舉、會搞對抗的人才濟濟，但真正具備治國戰略高度的人選尚屬少數，甚至被只知戰鬥、衝突的個人英雄主義政客脅持，他們無視於陸客每年為台灣帶來的千億收益及關係數十萬人就業機會，以及每年300億農漁產銷往大陸，乃至台灣每年從大陸貿易逆差平均700億美金的事實，因為事不關己、別人孩子的死活，都沒有選舉勝負的重要。

形勢比人強，無論喜不喜歡中國大陸，台灣的經貿發展都不可能自外於大陸，台灣的產業早已洞悉兩岸的機會與風險，台積電到南京設廠，豈是傻瓜？郭台銘遍及全球的購併、投資，又豈是政府政策使然？

其實，無論是陳菊或林佳龍，他們對兩岸的城市交流乃至台海和平發展，都具有脫離意識形態的務實觀，蔡總統的支持態度自然也不是說說而已。

從國、民兩黨16年來的惡鬥經驗法則看，藍綠之間的相互否定，已是慣性的惡性循環，國共之間的「九二共識」，不為民進黨接受，代之以「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及宣示遵守《中華民國憲法》及以《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處理兩岸關係，乃至透過陸委會發言人將兩岸關係明白定位為「兩岸」關係，而非激進的「兩國」，已是綠營所能接受的極限。問題是，蔡英文的「尊重九二會談的歷史事實」說，與大陸所期待的「九二共識」並不相契。

過去，2008年以降，民進黨執政的縣市長到大陸交流、促銷農漁產品與觀光的，幾無一例外，大陸也未要求這些縣市長公開表態接受「九二共識」，而在民進黨執政後有此要求，應有藉此再確認蔡政府對憲法「一中精神」立場的考量。

城市交流與兩岸民間基層互動同樣重要，不僅不應中斷，甚且可以成為民共之間對「九二共識」相互諒解的默契。亦即雖不明說接受與否，但只要登陸即有「不挑釁」九二共識的立場，如此或許可為未來民共搭建和平的甬道。

（作者為國策研究院資深顧問）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