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台灣社會接連發生幾件令人心痛的案件，受害者與其家屬的創傷還未癒合，台灣的司法、記者、以及媒體的表現，卻讓這些傷口暴露在冷風中。這不僅是對家屬的二度傷害，更顯示出台灣整體文化中仍存在對受害者不夠理解與欠缺同理心。
在新北一起校園割頸命案二審宣判後，受害學生的父母悲痛指控司法：「我兒子被殺死了，為什麼判這麼輕？」更指出法官竟在庭上詢問他們：「能否有機會讓加害者來孝順你們？」這句話不僅讓家屬崩潰，也引發社會輿論強烈反彈，批評法官忽視受害者與其家屬的感受與尊嚴。
同時，在令人震驚的捷運隨機攻擊案後，有三立新聞的記者在採訪受害者家屬時，竟然錯誤地追問：「跟張文多久沒聯絡？」 這樣的提問讓受害者家屬錯愕不已，他們反問：「我們不是犯人的家屬，我們是受害者家屬！」記者竟持續追問、還將片段剪輯上傳，引發網路輿論批評這種追問彷彿是要逼問家屬承認自己與加害者有關聯。
同一事件中，還有部分社會聲浪將焦點放在兇嫌張文的父母身上，迫使他們在鏡頭前下跪鞠躬道歉。這種媒體利用大幅報導，施壓要求家屬以極端方式表達歉意，是否過度把責任強加在無辜者身上？媒體這樣的操作，不僅深深刺痛當事者家庭，也讓社會陷入情緒化的宣洩而非理性反思。
受害者家屬本就承受極大的悲痛，面對媒體的白目追問、司法的冷血提問或社會輿論的鍵盤責難，他們需要的是理解與支持，而不是被問責或置於道德審判的十字架上。當我們急著用尖銳的話語去表達觀點，當我們把受害者或加害者的家屬當成輿論的標的，這種在「傷口上撒鹽」的文化，就在不知不覺間助長了台灣媒體的「噬血」性格。
值得省思的是，無論是法官的提問，記者的魯莽，或是輿論對加害者家屬的放大檢視，都透露出一種隱憂：我們在追求正義與責備的同時，是否忘了基本的同理心？一個成熟的法治社會，應該能夠在追究責任與理解受害者的創傷之間取得平衡，而不是以刺激性的語言或行為加深傷痛。
每當重大悲劇發生，社會總是高喊正義、譴責暴力，卻往往在情緒高漲之際，忽略了受害者與其家屬，正在承受難以想像的痛苦。他們需要的是理解、尊重與保護，而不是一次又一次被言語、制度與輿論再次傷害。我們習慣在受害者的傷口上撒鹽，卻自以為是在追求正義。
台灣社會在面對悲劇時，太快指責、太急表態，卻太少停下來思考「此刻說這句話，對誰有幫助？」我們習慣用道德高度審判他人，卻忽略語言本身也可能成為暴力。對受害者而言，被要求理解加害者、被媒體錯誤指認、被社會輿論消費，都是一次又一次的二度傷害。
真正成熟的社會，不是看誰的譴責最激烈，而是懂得在追究責任的同時，守住人性的底線。司法應更謹慎對待受害者家屬的感受，媒體應回歸專業與節制，輿論也該學會區分情緒與正義。否則，當我們高喊正義之名，卻不斷在受害者的傷口上撒鹽，這樣的正義，只會成為另一種冷酷噬血的暴力。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芝加哥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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