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拋出「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存亡危機事態」，暗示將武力介入台海。在引發中國大陸激烈反彈與強力反制之後，高市早苗及日本政府採用「兩手策略」：一邊運用模糊話術，試圖搪塞過關；另一邊依舊選擇硬剛到底，拒不撤回相關言論。高市早苗對中國大陸拋出的挑釁言論，引發的不良政治效應不容忽視。這是自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光復以來，日本首相首次在深具政治意涵的場合，公開將「台灣有事」與「行使集體自衛權」直接關聯的事件。此舉，不但是干涉中國內政的舉動，嚴重背離中日四個政治文件，而且是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聯合國2758號決議所確立的戰後秩序的公然衝撞，同時也是對亞太、區域及兩岸安全結構的破壞，並危及台海和平穩定。
兩岸安全結構是亞太及區域安全架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及涉外等多維度結構。其中，兩岸政治安全結構因兩岸共同政治基礎的缺失、「台獨」勢力的頻繁暴衝、台海風險係數的驟升，受到了較大程度的破壞。若非中國大陸不輕言放棄使用武力，形成了戰略威懾，以及體現「兩岸同屬一中」的台灣憲制性規定蘊含著「法律剛性」，「台獨」勢力早已突破兩岸政治安全結構，引爆全方位的「危機事態」。
在兩岸經濟、社會、文化安全結構維度，「台獨」勢力利用掌控的龐大公權力資源，企圖割裂和阻斷兩岸的歷史與現實聯結，無所不用其極地淡化乃至祛除兩岸的凝聚力與向心力，在特定程度上弱化了此一兩岸安全結構；在兩岸軍事及涉外安全結構維度，「台獨」勢力與外部勢力強化勾連力度，從軍事合作、敏感人員往來、政治話語附和、立法干涉等領域加強配合與串聯，圖謀解構此一結構。不過，由於兩岸軍事實力對比早已不在一個量級，發展「不對稱戰力」形同螳臂當車，國際社會形成的「一中框架」亦較為穩固，在可預期的未來，兩股勢力尚難以突破此一結構性框架。雖台海局勢越發複雜嚴峻，但總體而言，兩岸安全結構依舊處於可控狀態。
然而，高市早苗公開將「台灣有事」與「日本有事」牽強聯結，挑釁和暗示武力介入台海，妄圖破壞戰後秩序，已然對兩岸安全結構構成了現實與潛在的嚴重威脅，尤其是對兩岸政治安全結構，以及兩岸軍事與涉外安全結構造成了衝擊。如果說，過去的釣魚島爭端僅限於中日之間的博弈，尚不足以構成復合性與結構性影響，那麼日本威脅武力介入台海則可能引發系列不良政治效應：其一，日本公開破壞中日關係，企圖顛覆戰後秩序，復活軍國主義，在亞太製造亂源，破壞相對穩定的亞太及兩岸安全結構，升高區域風險係數；其二，跟風美國大打「台灣牌」，製造「破窗效應」，或引發更多外力介入台海，將台灣問題國際化，進而圍堵和牽制中國大陸，會衝擊兩岸軍事或涉外安全結構；其三，向「台獨」勢力傳遞錯誤訊號，營造「日台親善」假象，加劇民進黨當局「倚外謀獨」「反中抗中」的態勢，助長「綠色獨裁」「台獨專制」在島內的氣焰，對兩岸政治安全結構埋下極大隱患。
從台灣島內政治攻防的角度來看，民進黨欲營造「日本挺台」氛圍，加強與日本右翼勢力的勾連，強化所謂的「台日關係」，進而增加其「政治底氣」。一方面，歪曲日本殖民台灣歷史，灌輸錯誤史觀，並扭曲聯大2758號決議涉台議題，否認台灣光復，加強「親日抗中保台」敘事，擠壓「非綠陣營」的話語論述空間；另一方面，密集化及機制化與日本勾連，借由日本的政治話語與軍事行動，營造共同對抗中國大陸的氛圍，並渲染「中國威脅論」，為其在選舉時凝聚深綠基本盤，加強意識形態政治動員創造外部條件。
概而言之，高市早苗妄圖將兩岸事務演化為「國際事務」，是日本右翼勢力挑戰戰後秩序的表現，更是日本政府企圖重返軍國主義老路的表徵。此舉嚴重衝擊亞太安全結構，同時將對兩岸安全結構造成不良的影響，將升高台海風險係數，威脅台海和平穩定。（作者為大陸台灣問題研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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