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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亞細亞孤兒」·真「奴化」 ✨✨ 〈下〉
2023/09/27 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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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誠實的人格,浪得虛名 🔸🔸
吳濁流著作中的人物都是黑白二分,善惡對立。依附日本政權的台灣人狐假虎威,欺凌鄉里不可一世,甘做忠狗出賣同胞。光復後的中國官員甚至半山都是貪汙腐敗,奸邪虛偽,寡廉鮮恥。
所反對的都加以負面化、所贊同的都予以正面化,好人與壞人的角色分明,情節簡單劇情精彩,有如好萊塢正義警長與惡棍相鬥的B級西部老影片。而吳濁流則是一身浩然正氣,口誅筆伐伸張公平正義,懲惡揚善大快人心。

其實,這位被尊奉為台灣空前不朽的文學泰斗,「鐵和血和淚鑄成」的「鐵血詩人」、大義大勇「揮舞筆劍之文俠」。還頌讚他的民族氣節和精神人格崇高無比,不畏強權為真理而反對到底,剛烈公正的刀筆為歷史存真。
真實的面貌是他都靠著誇張對方的劣行惡跡,對之大張撻伐以突顯他仗義執言的立場和風骨,加上自鳴清高的臉上貼金,自我包裝所給人的高尚正直形象。

最荒誕離譜的是他的短篇小說〈三八淚〉,主角牛皮哥每日老實做工存錢,一心只為娶妻,終於存到一百餘萬。卻遇到舊台幣換新台幣四萬比一,牛皮哥兌換之後只領得四十餘元,終因一生積蓄化為烏有而痴顛。
難道吳濁流沒用過舊台幣和新台幣?不曉得四萬比一是等值?可能是他在公佈之後尚未實施,不明情況又懷著對國民政府的惡意,就率爾下筆吧?但是為何後來將錯就錯,讓這篇小說流傳下來?這未免居心叵測了。

在他的述說中,隨其主觀的好惡,常見到不符實際的讚美或貶斥。竄改真相或是泡製假象,以掩蓋事實或是隱飾自己的真面目,是吳濁流寫作的特點。
如他在《台灣連翹》說:七七事變後,全台上下開了「暴支膺懲」的演講會,動員…學校教師等當講師。「我們台籍教員嚐到無法說出的痛苦,遭到內心被針貶一般的經驗。……置身於不得不向祖國的敵人忠誠的地位。」

事實上抗日戰爭爆發後,皇民化進行得熱火朝天,他寫了歌頌日軍「英勇無雙」攻佔滬寧的皇民詩,為皇民化火上加油。後來去南京的日本報社當記者,回台後寫了醜化中國的《南京雜感》為皇民化推波助瀾。
又藉著《南京雜感》作為效忠日本的投名狀,求人幫忙進入報社擔任記者。未幾,日本為了方便控制言論,合併台灣的六份報紙為《台灣新報》統一發行。大概吳的「思想正確」,被分派到宣傳喉舌的〈文化部〉,這分明就是幫日本對台灣人宣傳洗腦,當了御用文人。

這段期間吳濁流的表現,與投靠日本的漢奸無異。如果他真有一絲半點「無法說出的痛苦,內心被針貶一般」的這樣感受,他會為皇民化加熱助陣,做這些靠攏討好日本的事?
可見他的說法完全不符合真實的情形,相互矛盾,明顯是在隱瞞和說謊,有不誠實的人格問題。

🔸🔸 墜入日本佈局的彀中 🔸🔸
吳濁流在1920年台北師範學校畢業時,到日本為期十幾天的修學(畢業)旅行。畢業旅行是日本教育當局安排的,行程必然預先佈局,必然要盡量展現日本高尚優美的一面,讓到訪的台灣學生留下對日本最正面的印象。
這樣子他們當教師時,就會自動自發,會有熱情致力對學生灌輸敬愛日本的教育,發揮最大的教學效果。

吳的好友鍾君(在書中或稱之為章君,本名鍾壬壽)也參與此次旅行,後來鍾通過了日本在台灣文官考試,1925年在日本長官帶領下,與其他一行六人又赴日本各地街村考察一個月。
鍾的回憶錄中說:「這次視察力及思考力較細密,視野也比較開廣,…驚訝其比臺灣文化程度高,…羨慕其家庭及部落民素養之深,及其充滿孝悌睦鄰之精神。尤其他們對待外人之親切誠懇態度,更使我感激萬分。」
因此鍾讚嘆道:「在台灣,一向被日本人歧視輕視的我們,於今親眼看到真正的日本人,真是高興至極」。(鍾壬壽後來到南京的汪政府工作,吳濁流請他幫忙推薦到汪政府找工作。)

可以想見吳濁流心目中的「真正的日本人」,是他畢業旅行時,那短短十幾天的日本旅行所植入的,好友鍾壬壽的經驗,更鞏固了他崇日親日的心態。
《亞細亞的孤兒》中影射吳濁流自己的胡太明在日本留學時,就盛讚日本是「優美的國土,優美的人民」。吳還杜撰出一段「日台友好」的溫馨情節,太明遇上的房東是溫厚明理的母女二人,母親還讓年輕的單身女兒鶴子陪太明一起出外散心。
事實上當時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台灣人是殖民地的低賤人民,台灣人要偽稱是大陸的中國人才容易租到房子。王白淵(反日的台灣文人,1902-1965)就記述過,「因為血的不同」,說自己是台灣人而租房遭拒的經驗。

吳在晚年所寫的《無花果》、《臺灣連翹》中,還花了不少篇幅述說那次修學旅行所留下的美好印象,可見吳的一生依然是充滿著傾慕日本的情結。
再從他的作品會隨著政權轉變而有立場相反的特點來看,那本《胡志明》他自稱是冒著生命危險,還把寫好的稿子東藏西躲才完成的,極可能又是在說謊騙人,是為了讓人相信他寫的是批判日本殖民的反日小說。

這本書在光復前是不是叫《胡志明》這個書名都成問題?倒是可能他在光復後,把原本是皇民小說見不得人的原稿,東藏西躲改成反日小說吧?
就是他描述台灣人受到日本歧視待遇的悽慘和苦楚,1936年的短篇小說〈水月〉,極有可能也是光復後經過他修改之後再重新發表的。最初的原文有沒有這麼誇張和露骨,也是令人懷疑?

🔸🔸 塗脂抹粉、飾非掩醜 🔸🔸
吳濁流以「揭瘡疤」來形容自己的寫作風格,並常用「拍馬屁的不是文學」來與作家共勉。可是他的作品中飾非掩醜洗白自己,遮住自己的瘡疤,塗脂抹粉包裝自己,拍自己馬屁的功夫可是一流。

在小說中,胡太明是多麼善良仁慈地讓一個衣衫襤褸,懷中抱著病孩的婦人搭他的便車。由於他穿著教員的文官制服像個日本「大人」,使得婦人仰望地感激他,因此覺得自己像是高高在上施惠予人,以至對自己感到嫌惡。
他當通譯隨行校長去訪問一位甲長(村長),甲長不敢怠慢買啤酒(當時的價錢算是昂貴的)來招待,他知道這家人生活困苦,因此感到難受而心情沈重。

太明到友人的甘蔗農場工作,女工們因為工資很低,便當往往只是蕃薯簽,他常常用一部分薪水買些蕃石榴或柿子,請女工們吃。一個懷孕足月的女工不願請假,他就盡量分配較輕便的工作給她做。
他深切地感到不僅兒童需要教育,這些無知的女工也需要教育。就利用午休的時間,每天利用大樹蔭作教室傳授基本知識。看到女工們極感興趣熱心學習,太明感到一天一天都是美好充實的。

在南京碰上一個乞丐,恰巧口袋里沒有零錢,太明目前收入未固定,不能給大鈔。乞丐悲慘地哀求一直跟隨著,聽來讓人悲痛。於是從口袋裡抓了一張十元鈔票,「沒有辦法,把這給了吧」!
在一條集結許多討錢乞丐的街上,令人酸鼻有如地獄般的悲慘情景,形形色色應有盡有,太明一一給他們零錢而走過,同行的汪政府中國人張參事卻置之不理,只顧自己走。

被派到廣東當軍屬的太明,在烈日似火的街上看到一個被日軍用鐵絲捆綁著的犯人,痛苦地對路人頻頻投以求憐的目光,但路過的中國人都裝作視若無睹的樣子。
太明便迅速解開自己的水壺,送到那人的嘴給他喝。又覺得不忍心,便從口袋掏出剩下的仁丹全數都放入那人的口中才走開。讓犯人如獲甘露,一時緩解了難忍之苦。

總之,太明這樣、太明那樣,不止善良仁慈,悲天憫人。書中還描述他義理分明,能夠有理有據排難解紛,或是勸戒他人迷途知返。而且個性正直,超然獨立不願同流合污。
求學時認真學習深得老師鍾愛,當老師時熱心教學深獲學生敬愛。對盲目追求現代女性主義,淺薄自私的妻子淑春盡量容忍,關愛體諒。可說胡太明諸善奉行,仁德義理兼備,簡直集美德於一身。

至於對自己的弱點,據吳在《無花果》與《臺灣連翹》自述:由於受到祖父告誡不可逞匹夫之勇冒然對日本抗爭,教誨他明哲保身的為第一,使得他處事偏向隱忍到了懦怯的地步。
他對自己不能燃燒起「不顧一切勇敢戰鬥的勇氣」,「我對日本人的橫暴與不正,…只是心中憤慨…,我確是在性格上有奴隸性,在意識中承認日本人的不法行為…」,他對此是十分自慚自恨的。

但是檢討和責備自己之後,仍是要粉飾自己,自美一番:「我最大的缺點是在不能圓滑,討好是我最討厭的。自己認為自己理直的時候,無論怎樣也不屈服」。真是剛正不阿,大義凜然。
在《亞細亞的孤兒》中,又透過日本友人佐藤對他的讚美和忠告:「胡君!我喜歡你這種誠實的人,我一生不會忘了你。可是你為人太過於純潔,太過於詩人氣質,拙於面對現實。…」,來對自己的懦怯作些解釋和開脫。

雖然小說中的人物不等於本人,但是《亞細亞的孤兒》是吳濁流以自己的生平作為脈絡和架構寫的,當然胡太明讓人有代表他自己形象的意味。

🔸🔸 見不賢而不內自省 🔸🔸
虛構的胡太明是抗戰前到南京,書中的妻子淑春是積極抗日的活躍份子,她對群眾的演說,太明認為只不過是生吞活剝宣傳的的話語以煽動情緒而已,沒有什麽切合實際的真正內容。妻子的演說令他想起他在台灣尊敬的同事曾導師的話:「即使知道現象,也不明白真正的現實(真相)」。

後來太明回台灣後戰爭爆發,他隨著好友佐藤相識的兩個台灣記者一起到報社參觀,其中一個記者把戰意昂揚,要在報上發表的的口號和標語獻寶似的,一一讓他們欣賞。太明感到這些宣傳只是狗皮膏藥而已,歸咎這些宣傳不知貽誤了多少純良的青年。
於是太明覺得整個報社的氣氛,都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因此太明立定志願:「覺得那些僅是迎合時世,毫無實際意義的作品,…,與其為名利而寫作,不如無為、自然,用無策來因應要好得多。」

雖然他揭櫫自己的創作原則:「無為、自然,用無策(無既定立場的策劃?)」,也就是客觀超然,不設立場;曾導師的話「明白真正的現實」,也就是探明真相,實事求是。
滿嘴漂亮話、大道理,可是胡太明在南京批評妻子的「即使知道現象,也不明白真正的現實」,正是吳濁流自己所寫的《南京雜感》的特色。在他其後的著作中,也都是充斥著從浮面表相,作出主觀片面、認知偏頗的描述和評議,毫不「無為、自然,用無策」。

而且,吳濁流自南京回台後,他本人就鑽進自己書中所痛惡的「令人難以忍受的報社氣氛」裡,一直工作到台灣光復。在《台灣連翹》中他為自己辯解,說他在報社工作「大搞現實暴露」。
這又是說謊了,在日本戰時的言論管制下,能暴露什麼真相?至多是貢獻一點建設性的正面批評,小罵大幫忙而已。

🔸🔸 主觀片面、認知偏頗 🔸🔸
在《南京雜感》吳濁流提到上海大清早居民在街上洗馬桶,他不知道上海是帝國主義國家所發展的城市,建設的規劃只顧他們的租界,對於後來外地人口大量湧入的新發展地區是漠視不理的。
民國建立以後就陷於內憂外患的困境,對上海的建設也就無力顧及。大清早在街上洗馬桶的情形,全中國只是上海才有的獨特現象,而且並非上海全區都是如此。
知識貧乏,思維淺薄的吳濁流見到之後,不僅以偏概全,還到了以點概面的程度:「啊,這是禮節之國、儒教之國的現狀嗎?」「…而現在這樣的衛生狀態,我想絕對稱不上是文明的國家。」(此段話在日後的中文版被他自己刪除)

還有在日文版的作品裡,吳濁流見到南京小孩在混濁的秦淮河游水,想到他童年在台灣清澈的溪河中游水,因此覺得「中國的小孩們真的非常可憐,他們恐怕不知道清澈的水是什麼吧?」
而以「混濁的水」形容中國的現狀,以「清澈的水」形容台灣。並且認為中國人生活在混濁的環境中習以為常,不知自拔自救,化混濁為清澈的生活和環境。
這就比喻得不倫不類了,世界上靠近大城市的河流和湖泊有哪個不是渾濁的?哪個城市之內會有清澈的溪河?吳濁流的思慮未免太粗疏輕率了,甚至根本就是見識短淺。

吳濁流對中國唯一的讚美是中國女性外在的氣質和談吐,他評述上海女性:「從她們摩登裝束中,散放著高貴的芳馨,似乎蘊藏著五千年文化傳統的奧秘。」
又說:南京女性優雅地現身於公共場所,女學生總是給予人靜謐而溫婉的印象,相對於臺灣的女性「聲音高而饒舌,三人集在一起,就吵的不得了」。這又顯現吳濁流的認知膚淺,偏頗片面了。
都市女性一般的知識水準都較高,家庭平均比較富有,上海南京又是人文薈萃之地,女性的裝扮和舉止也就大多顯得優雅。如果以大陸其他地方的女性來相比,聲高噪聒只會比台灣女人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吧?

🔸🔸 以祖國熱 掩蓋奴化 🔸🔸
早在光復前1945/3/23日,日本尚未投降,國民政府就頒佈了《台灣接管計畫綱要》,首要目標為接管後之文化設施:「應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
陳儀後來的施政談話,也經常把教育工作列為施政首位,尤其是國語的推行。顯然,對處理奴化問題,針對的是思想和意識,無關見利忘義的人格和氣節。

二二八之後國民政府所謂的「日本奴化教育之遺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闡明是崇仰日本蔑視中國的價值觀,並非台灣人自甘為奴,願做日本奴才之意。
而且指的僅是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由於在文化和民族的認同受到誤導,是思想上的選擇和歸屬問題。
而吳濁流則完全迴避思想上價值觀和認同的問題,把「奴化遺毒」詮釋為「既然受奴化教育,便多多少少有奴隸精神,…」「他們如果有這種用意的話,實在是侮辱本省人太甚。」 1972年《黎明前的台灣》

所以吳認為奴化是屬於人格問題,只有那些易為物慾所動的「皇民派」才會靦顏事仇、甘為日奴。因此他強調「中了奴化毒素的,畢竟只有一小部分利令智昏的台灣人」,就是那些「謀求自身利益的無恥御用仕紳和文人」。
而「其餘絕大多數的臺灣同胞,尤其在廣大的農民之間,依然保存著未受毒害的健全民族精神。他們雖然沒有知識和學問,卻有和鄉土發生密切關係的生活方式,…便具有不為名利、宣傳所誘惑的健全氣質。」 1962年中譯本《亞細亞的孤兒》

把奴化的台灣人只縮限為那些一小撮「御用仕紳和文人」,吳描述台灣光復:「六百萬島民都十分興奮熱切地希望,能立刻把台灣改換為比日本時代還要好的一所樂園。」「島民似一日千秋,又像孤兒迎接溫暖的母親般的心情,等待著祖國軍隊的來臨。」
因此吳濁流宣稱「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自稱「臺灣人的心底,存在著[漢]這個美麗又偉大的祖國。…以一種近似本能的感情,愛戀著祖國,思慕著祖國」。
在還向世人宣告:「我在日據時代,沒有想到還有真正的國民可做,一旦光復,我的喜歡,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然而最早在《胡志明》地書中,胡志明說他所知道的中國是日本描述那一套:「老大之國、鴉片之國、纏足之國,打起仗來一定會敗的國家,外患內憂無常的國家。」「從那之後,就一直抱持著這樣曲解的觀念,對中國也少有研究。」
又說:到南京求職後,對中國印象和感受是:「在上海只不過三、四天的見聞就使我深感做一個中國人的悲慘」、「我在南京度過一年三個月的歲月,…對自己渡海遠涉大陸的目的,一天比一天動搖而增加不安。…還不如回臺灣,變成一隻失去自由的龞一般活著過日子」。
胡志明還說:「…我想更不幸的是生為中國人,在無意識中,意識到自己的身世,不自覺地眼淚就流了下來」。(以上文句在後來的《亞細亞孤兒》全被吳自己刪除。)

吳11歲入學到師範畢業總共受了十年日本教育,把所學到的日本教材教了小學二十年。主旨是「及早成為日本人」的〈大國民之歌〉,唱了、聽了三十年。
再從《南京雜感》和原版《胡志明》對中國的詆毀和失望來看,他童年時受到祖父的教誨,對漢唐古中國所懷抱的美好憧憬與想像,在日本教育的影響下,至此完全無影無蹤了。擁抱日本才是他的心願和新夢想。

學成後吳是小學教員和報社文人,熱心投入樂此不疲,可說他是盡心盡力當了奴化思想的傳聲筒。如果日本戰勝,或是戰敗繼續殖民台灣,吳濁流必定是另外一個人。
結果台灣光復,卻反過來說:「對祖國大地的景仰,就像追求遙遠夢中世界的美麗彩虹的心情一樣」,「美麗又偉大的祖國」「我的喜歡,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極力撇清自己的奴化,吳濁流可真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了。

🔸🔸 犯了政治大頭病 🔸🔸
光復後陳儀開放言論自由,葉明勳於《不容青史盡成灰》提到:「當時省營的報紙只有〈新生報〉一家,民營的報紙卻有十多家,爭奇制勝、大鳴大放,報紙天天批評政府,政府不加以澄清,而這些批評很少是建設性的。」 「人民不明底細,經常在看這些充滿煽惑性,逞一時之快的文章,久而久之自然積非成是,扭曲了對政府的形象。」
在林德龍輯註的《二二八官方機密史料》中,也提及:「一二文人又時以文章、筆墨,在報紙上攻擊外省人;以言詞口舌,在論壇上頌揚日人,非議祖國政治、人事者,業已數見不鮮」,「尤其在日文報上更是經常可見。」

批評政府的主要原因是不滿政府機關對台灣官員的差別待遇,另外是日本人所留下來的官位幾乎都由外省人所替代,而台灣人仍然留任於原來的低階,並且這還等於剝奪了其他台灣人進入官場的機會。

對此問題已有許多方家清楚地解釋原因,簡言之:外省官員領的薪水是依照他們在大陸所領的待遇,自然無法減薪。而光復後由於經過戰爭的破壞,通貨膨脹的襲擊,而陷於經濟蕭條民生匱乏的狀態,本省籍官員的薪資一時難以提升,可說也是不得已。
並且光復後治國的主義、政令由國民政府主導,而台灣官員在殖民政府中擔任的都是聽差應命的職位,缺乏政經專業的人才,未必具有足夠的才識配合政府。
最主要的還是欠缺中國語文的能力,當然要經過再訓練才能提拔任用。自然也就難以受到陳儀的重用,使得台灣人進入官場或晉升的機會不多。

吳濁流原先工作的〈台灣新報〉改為官營的〈新生報〉,他留任在編譯部,薪水低於大陸同事。吳又曾向台灣省國民黨黨部主任、時任社會處長的李翼中「毛遂自薦」,央請李讓他以「委派科員」名義進入社會處秘書室服務。
但是李翼中以「他雖然不以為奴化,不過只因怕共産黨,所以非訓練兩三年,恐怕不能起用」,給吳碰了軟釘子。於是吳濁流「聽了這番話,我真是失望透了!」

薪資不同等,求官又不成,「日台不一」在同胞的統治下又再重現了!不知體念時艱,只圖享受光復的現成紅利的吳濁流,他們這批人就開始扯起政府的後腿。
吳濁流還發揮他先歪曲事實再扭曲是非的慣技,繪聲繪影,活靈活現地說:「外省人又抱著反正上位都是外省同志,所謂[官官相護],互相維護…,自然會懷有優越感而去輕視本省人了。」又說:「還為了保守自己的特權…,於是把任用本省人的門戶緊緊關閉。」

他說:「並且台灣是我們的故鄉,不能不早一點把台灣建設成一個理想的故鄉;可是像你們這種拙劣的政治是沒有辦法的,讓我們來代替,好好做給你們看吧!」
吳的資歷只是當了二十年奴化學童的小學教員,接著在報社寫宣傳文章做了御用文人。會寫漢詩可是中文的說寫能力不足,居然不自量力犯了政治大頭病,不知自己有何德何能足以共治台灣,甚至還想取而代之!

就有美國駐台北總領事克藍茲(Kenneth C. Krentz)頗為同情、讚美當時的陳儀政府,在二二八事件一年多後所撰寫的政情報告中說:
「日本統治時期近半個世紀的孤立,加上和清朝極為有限的接觸,使得島上人民對外部世界幾乎一無所知,儘管當地出現不少一流人才,但對政治和經濟現實可說完全缺乏瞭解。我甚至懷疑在島上能找出一打人,能夠分析出通貨膨脹的經濟理由。」

🔸🔸 眼界偏狹,淺薄直觀 🔸🔸
意識到台灣知識階層的奴化程度極其嚴重,陳儀政府決定自1946/10/25日起廢止日文,對此吳濁流憤怒至極:
「消息一經發表,給年輕男女很大的打擊。說的誇張些,是有斷腸的感覺。(包括他自己吧?)」「尤其世界各國的文化差不多已譯成日文,…當局為何愚蠢地廢止日文,我們實在無法瞭解其用意。」

吳濁流這個觀點非常奇怪,似乎日文是了解世界文化與現代文明的唯一窗口,難道世界各國的文化沒有中文翻譯?況且既然台灣光復,台灣本該恢復中文、使用中文。
若繼續使用日文,那些只懂日文的人會以方便為主,有多少人肯花時間和心思學中文?這就無法從中文認識中國文化和中國現況的真正面貌,而看到的日文對中國又是沒有好話的,於是思想和意識豈不是繼續受奴化遺毒所左右?

吳還曾經忿忿不平地對戴國煇(1931-2001 台灣史專家)說:「阿山(大陸人)能說日本話,留學過日本的算是人才,我台籍人士能說日文的卻被貶為日本遺毒產下的奴才。」
又在《黎明前的台灣》說:「國粹論諸君,你們開口漢民族,閉口漢民族,但你們試把西裝、鞋子、洋鈕釦、領子等外國製品脫掉吧,恐怕剩下的只有髮辮一條而已。」

其實,日本帶給台灣的現代化,只是表面的生活形式與硬體建設,又在殖民教育下,台灣人學到的僅是農工醫的實用知識而已,台灣知識份子能夠了解多少現代文明的內涵與精華?
而大陸清末以來就「求進步,追歐美,慕富強」,過早過激熱血革命實行了民主化,民主失敗又經過五四運動的激情洗禮,留學歐美日先進國家的精英不可勝數。不但封建餘毒早已滌除汰盡,還「打倒孔家店」之外擁抱起共產主義。
這豈是能說日本話,只知日本偉大的台灣知識精英,尤其是如吳濁流這類眼界偏狹,淺薄直觀的井底之蛙所能夠相比的?

🔸🔸 奴化的幫兇,二二八的推手 🔸🔸
在吳濁流的小說〈狡猿〉中,光復後競選縣議員的錢江山強調:「現今的社會花樣百出,變化無窮,不比日本時代那樣單純…。現在政治是走內線的,按規矩照手續,公事公辦,擔保你搞的焦頭爛額,可是,你要懂得門路,條條馬路都是通羅馬的」。
錢江山還作出比喻:「從前(日本)二加二是四,斷無變五變六之理,如今(中國)二加二說不定是三,說不定是五,甚至變成六了。」

在《無花果》又藉著一位曾赴大陸抗日的台灣人之口,再度提出同類的比喻:「在日本,二乘二必定是一個答案:四,…但在中國大陸…變成六或八的時候也有」,來說明中國人和日本人在思維上的差異。
吳濁流說他當時聽到這些話無法理解,後來明白:「如果不把過去的(日本)觀念改變,那就不適合中國社會的一種寓意罷了。」

意思就是日本人一是一,二是二,規規矩矩,言而有信;而中國人陽奉陰違,口是心非,說一套做一套。奇怪的是:當吳濁流寫這個比喻時,怎麼忘了日本人說好的「日台如一」,所做的怎麼都是「日台不一」呢?
而光復後國民政府又騙了台灣人什麼?所謂的「對台灣人的不平等待遇」,僅是政府機構中留任的台籍官員,大陸回台的半山大都受到重用。至於農漁工商等等一般百姓,不是都視如手足同胞?有與中國大陸不同的差別對待嗎?

日本人二加(乘)二必定是四,中國人二加(乘)二可以等於三、或五、或六,這個比喻言簡意賅、通盤徹底地概述了正面看日本、負面看中國的奴化觀點。這類觀點在吳濁流的作品中不時可見,可說成了他定向的制式思維。
在這個觀點和思維下,中國政府必然是貪腐。在〈無花果〉吳記述著:「政府只一味地宣稱台灣人受到奴化,非再教育、再訓練便無法使用。本省人對此,只好指摘其貪腐無能,在報紙上爭論不已。」

吳的〈波茨坦科長〉、〈狡猿〉、〈銅臭〉等短篇小說,把來台官員描繪成貪婪無恥,唯利是圖的普遍現象,雖是二二八發生後才寫的。但是也可見當時在報社工作的吳濁流在陳儀完全開放言論自由下,他必是捕風捉影攻擊政府貪腐的先鋒和主將。
(日人瀧川勉,在他的〈殖民地統治下的台灣民眾的諸相〉中說:〈波茨坦科長〉寫作時正臨「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而所謂的貪腐問題,根據二二八專家張若彤先生的研究,貪汙案件大都出自張琴所寫的〈台灣真相〉,張琴的真名叫做胡允恭,長官公署時期化名胡邦憲來台任職,擔任宣傳委員兼圖書出版組主任,實則他是資深的中國共產黨員。
而真正比較確實的貪污案,基本都是監察院自己舉發的,後來有些判有罪。而一般會被引述的,反而是那些被判無罪的,而且幾乎不見有人會去看判決書,去了解一下為什麼他們被判無罪。

光復時以中央通訊社臺灣特派員身分,首批來台接收的葉明勳先生,自此定居台灣從事新聞業六十餘年,堅持言論自由恪守客觀報導,有守有為普受新聞界敬重。在其回憶錄《不容青史盡成灰》也記述道:
「曾有接收人員侵貪接收物資被送法辦的事件發生,…一經發覺即送法辦,已是法紀嚴明,…自此之後,頻頻謠傳在台灣本島發生類此案件,查究事件,卻是無風起浪,並無其事。可能有人故意造謠,蓄意中傷政府。…」

固然官員的貪污難以禁絕,但是陳儀為官清正,不可能容忍屬下貪污,所謂的貪腐橫行必不屬實。但是眾口鑠金、積毀銷骨,當時小小台灣的十幾家報紙,包括官營《新生報》的日文版,天天罵陳儀無能和官員貪腐。
於是不滿政府,如吳濁流之流的奴化知識份子,就與拿手好戲是宣傳鼓動的共黨份子,共同合奏出長長而激烈的二二八造反前奏曲。
吳濁流做過日本奴化工具的教員和記者,而且表現優異,在光復前他可謂是奴化的幫兇!光復後在報上帶風向攻擊政府,可謂是是二二八的推手!

🔸🔸 吹捧皇民青年 🔸🔸
《亞細亞的孤兒》記載著七七事變後,台灣男女青年都不約而同穿起「國民服」和「戰時服」,「高唱軍歌招搖過市,喪失人性的荒唐青年…」,吳濁流還以令人「不寒而慄的機械化、傀儡化」形容青年的狂熱。
在吳的筆下,這些青年在日本奴化教育和皇民化蠱惑下,就像牽線的木偶受擺佈。但是台灣一光復,日本的牽線就隨之斷掉,這些青年就即刻醒悟過來,像喪屍一樣重獲靈性恢復正常,純真熱情歡慶回歸祖國了。

吳在《無花果》大讚台灣青年在中國接收之前的空窗期,「…尤其在夜間,像冬防警衞一樣,由各地的青年輪流擔任,而一絲不亂地把真空狀態平安度過;這件事,乃是島民的榮耀而值得大書特書。」
可是,日本軍警是在光復之後才撤走,為何需要台灣青年協助治安?可能由於日本戰敗,軍警的威嚴盡失,過去盛氣凌人作威作福的作風就難以為繼了。為了避免這種尷尬的窘境,所以才發動效忠日本的皇民化青年維持治安吧?

而且,更可能是日本擔心在投降情況下,會有台灣人趁機作亂,需要這些愛日本的青年幫忙,加強保護日本平民,讓日本人夜裡安心睡覺吧?
再說民眾怕的還是這些青年背後的日本軍警,哪裡是無政府狀態台灣青年維持治安的自治奇蹟?這也只是在中國和台灣的日本報社工作過,習慣了變造事實搞宣傳的吳濁流,才編得出這樣的美妙故事。

吳濁流變造事實,如此形容二二八:「他們(台灣人)是挨了曾經以無上的榮耀心情迎接的來客(國民政府)一記猛擊,而且這一擊還是不亞於日本官憲的殘酷。」
是嗎?當日本天皇的「玉音」廣播宣佈投降,台灣的年輕學生以及很多台籍日軍如喪考妣痛不欲生,一片愁雲慘霧。這位台獨口中「為歷史存真」的吳濁流,怎麼就對此視而無見,毫無所覺了?這些年青人會「以無上的榮耀心情」迎接光復?

述及二二八,吳吹捧日本教育出來的學生所說的故事,簡直是天方夜譚:「於是青年們不約而同地起來接收武器,想自動地來維持治安。…總之,給外省人拿槍是一件頗危險的事…。」
「…由於這種極單純的想法,才把武器接收下來」。並且還是「他們以空手解除除警官們的武裝」。當政府控制局面後,「…中央一下達歸還武器的命令,就毫不猶豫地把暫時接收的武器原原本本地交還。」 《無花果》

至少,吳濁流不可能不知道參加台中的二七部隊主要是學生,高雄中學的學生也參與了抵抗彭孟緝的行動,這也叫做「解除外省人的武裝,接收武器來維持治安,中央下令就把武器原原本本地交還」?

🔸🔸 編造二二八假象 🔸🔸
雖然吳濁流一本正經自稱「把我所見所聞的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率直地描寫出來」,可是他全不探尋各種資料來查證他的見聞,僅是依著他主觀的好惡成見,信口開河率直地妄言妄議。

吳濁流記述的緝菸事件,一言以蔽之:就是貪官汙吏窮凶極惡地魚肉百姓。《台灣連翹》寫道:「專賣局查緝員六人和警察大隊員四人…查緝私煙,…這一槍竟然打中在自己家裏觀看的市民陳文溪,當場斃命。」
「為了取締私煙,並且是對一個女人,哪有理由動員這麼多的公賣局警官?並且開槍射殺了一個沒有直接關係的人。既不是強盜,也不是土匪,根本沒有必要拿出槍而又開槍殺人。」
「國家的官員僅為了取締人民就拿出槍械,…他們假藉取締私煙,事實是連同不是私煙的專賣局出品也抄去,以便自肥。…有一種說法,謂這些所謂之私煙,是專賣局的部分不屑官員,和查緝員勾結,走私進來的。」

二二八發生後,官方必然有公佈緝菸事件的始末,當時在報社工作的吳濁流不會不知道官方的報導。他是真的忘記了?竟然會說:「為了取締私煙,並且是對一個女人,哪有理由動員這麼多的公賣局警官?」
根據現在〈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的記載:專賣局接獲密報淡水港有走私船運入火柴、捲煙五十餘箱等情事,專賣局乃派專賣局六人和警察四人前往淡水查緝,僅得私煙五箱。
又據密報,走私貨已移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馬茶房附近。傍晚時當他們抵達現場,私販早已逃逸,僅查獲四十歲寡婦林江邁的私煙,而將全部公私煙及現金沒收。至少這就是發生天馬茶房事件後,當時官方公佈的原因。

而且,緝菸事件發生地天馬茶房位於台北大稻埕的太平町(現今約為延平北路一段至三段附近),左近的一帶是燈紅酒綠的風月區,酒家林立有歌舞娛客的藝旦陪酒,街巷亦是暗藏私娼、流鶯出沒之地。
在此地區必有一批地痞流氓收保護費圖利或維生,從事勒索酒家、娼妓、攤販、甚至商家。而且當中有些人是在幹著經營妓院,批發私菸、甚至買賣鴉片的勾當。
可見販賣私菸在此地極為猖獗,而緝煙人員久查此地,與這些地痞流氓早就對立衝突積怨已深。不能排除在此地執法可能已經發生過多起暴力阻擾或抵抗的事件。

日人撤離台灣時,不少台人搶占日產,日產的買賣很多是倒填日期的假合約,陳儀欲收歸國有。在緝菸事件的前一天2/26日,三千多擁有這類日產的人串連到臺北要進行拒交日產的抗議遊行,但是遊行未獲陳儀批准。 《臺灣光復日產接收真相暨檔案彙編》 武之璋
但是串連的人都到了台北,有許多酒家旅館的大稻埕就成了他們集會之處。於是大稻埕的街道就熱鬧了,天馬茶房前面的路人當然也多了,而且大都是對政府收歸日產不滿的人。

當發生女菸販林江邁緊抓查緝員傅學通不放的緝菸衝突時,必有地痞流氓在一旁鼓譟起鬨,聚集的路人必然響應,圍住爭扯的兩人。
這時可能是陷入困境的傅學通為了脫身而打傷了林江邁,後來傅逃離之後在被追打之下,情急對空鳴槍誤中了在樓上觀看的陳文溪,這與吳濁流所說的「開槍殺人」,意義相差太遠了吧?
另外一件事是蔣渭川的女兒蔣巧雲是被流彈打死,吳濁流也是杜撰為開槍殺人,栽贓陳儀的軍警抓捕蔣渭川時:「…女兒代替父親被擊斃,父親趁混亂中後門逃難。」

吳濁流自南京返台後大都居住台北,光復時,在《無花果》他說:有兩個台北的日本朋友各送了一間房子給他,另有日本記者同事要把一所豪華的房子讓給他,但被他拒絕。(應該是聰明地拒絕吧?以免太過招搖,日後容易捲入接收日產的糾紛,得不償失。)
可見他是久居台北的,不會不熟悉當時太平町的情況。然而他對緝菸事件的評議,不但刻意忽略事件的背景和環境,還人云亦云,指控查緝員連合法香菸也抄走自肥,私菸還是和官員勾結走私進來的。

🔸🔸 自己奴化反過來罵抗日半山 🔸🔸
吳的作品都是基於二元對立的視角和思維,黑白二分,透過誇張不實的美化或醜化,從而對之讚揚或詆毀,就是他寫作的格式。在對他所痛惡的半山,這套招式更是發輝得淋漓盡致,吳濁流的下流到了令人不平和不齒的地步。

在他的筆下,這些英勇熱血奔赴大陸抗日的半山,都成了大壞蛋,光復後他們站在政府立場指責台灣人奴化,都是「為了私利私欲而出賣本省人,以求得高官厚祿。」「不過在打倒本省知識階級,以求自己的飛黃騰達…。」
以及:「…他們努力於攻詰日本時代的御用紳士,以便攫取領導地位,又以本省人大衆為靠山,向政府誇示自己的實力。」
「黃朝琴、劉啓光、游彌堅、連震東等人還為了奴化教育問題而到全省各地去演講,和外省人一起攻擊本省人,普受地方的知識階級反感。本省人利用新生報的日文版予以反擊,是項論戰一直繼續到二二八事件前夕。」

從以上吳的評語來看,半山所攻擊的其實只是本省知識階級和御用紳士,然而吳濁流卻偷換概念混淆視聽,說半山「出賣本省人」「和外省人一起攻擊本省人」,在用詞上以「本省人」轉移焦點。
而且吳說漏了嘴:半山「又以本省人大衆為靠山,向政府誇示自己的實力」。從這句話足見半山是受到大眾的支持,大眾是痛恨「三腳仔」的知識階級和御用紳士這類「高級台灣人」。

當時攻擊政府的人幾乎都是左傾份子和地下共黨,以及像吳濁流自己一樣的奴化份子。他卻把造成政府與人民對立的主要責任嫁禍給半山:「…尤其是失意的半山的謾罵,左右本省人心最嚴重。」
在他的詆毀誣謗下,半山成了背叛台灣人,罪無可逭的台奸:「半山們冒出來了,取得了代表本省人的地位,加上二二八事件出賣本省人有功,遂躍上政治舞台上的主峰地位。這些半山們和外省人勾結,形成了新的貪污官僚社會」。
吳在《台灣連翹》還把二二八的暴亂嫁禍給半山王民寧、劉啓光、林頂立等人,說他們受警總參謀長柯遠芬的指使,組成「義勇總隊」擾亂並分化民眾,還燒毀外省人的商店,毆打外省人造成中央派兵鎮壓的藉口。」

吳在崇揚日本、醜詆中國的教育薰陶下長大,是不可能不受到日本教育的浸潤濡染。而且日本先進強盛、中國落後衰敗又是眼前的客觀事實,很容易受了日本觀點的左右,而以為是自己客觀的看法,不自覺自己是奴化。
然而,不論是吳濁流對自己的奴化是明知而不承認,還是無覺而不自知,一個有昭昭然奴化紀錄的人批判抗日的半山,真是令人有價值觀錯亂,忠奸顛倒,荒誕奇特之感。

吳濁流之所以痛恨仇視所有半山,極可能就是半山指責台灣知識份子和御用仕紳一樣是奴化,擋了他作官向上爬的青雲之路。此外當時在報上交鋒爭論奴化之時,可能有半山知悉了他過去不可告人的奴化言行,揭露出來讓他羞愧難當,無地自容。
他遺言《台灣連翹》所寫的二二八章節要等他死後才發表,他說:「因為把二二八事件的時候出賣了本省人的半山的行為誠實地描述下來,那麼我不但必受他們懷恨,而且還大有遭他們暗算之虞。」

哈!哈!「誠實地」描述下來,是嗎?至於出賣了「本省人」,只是像他一樣奴化的知識份子而已吧!
這裡就可以看出吳濁流的卑鄙,無中生有造謠攻擊,宣洩他對半山的痛恨,不敢公然發表,卻等到死後安全無虞才出書不負責任地胡亂放炮,以報他對半山的私仇。

🔸🔸 瞞天過海 欺世盜名 🔸🔸
總之,吳濁流有他那一套歪曲事實顛倒是非,捕風捉影製造假象,說別人壞話、講自己好話,以篡改真相的宣傳手法。毫無平心論事、正心評理,光明正大的客觀態度。卻法相莊嚴,說得像是出自他打抱不平的正直和正義。
他自稱「率直地」、「誠實地」所描述的「真相」,幾乎都是從宣洩其心中的主觀好惡出發,帶有以偏概全的誇張和曲解。僅對歷史的面貌略有參考價值,對真相的記實性有限,甚至背離真相。

除此之外,他十分死要面子,總是以美好的一面誇讚自己,如《亞細亞孤兒》中善良理性,幾乎集美德於一身的胡太明。短篇小說裡仗義執言,懲惡揚善,就像台獨所稱譽的「以筆代劍的文俠」。

並且自我臉上貼金,說自己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成功不必在我:「寧可像無花果一般,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開花,也要像堅韌的台灣連翹,用不屈的求生意志,在自己的土地上開花、結果、繁衍。」
又有滿滿的高尚情懷,與楊逵(反日左傾文學家·本名楊貴 1906—1985)都說了相同的話,:「我不是愚公,但恐怕是愚公的子孫吧,所以不惜像愚公移山一般努力奮鬥。這樣做下去,總有一天我所構想的理想世界就會出現吧。」
又是通情達理,開明包容:「…還不如設法使台灣成為烏托邦。」「這樣努力建設身心寬裕而自由的台灣就是住在台灣的人的任務,從這一點說來,是不分外省人或本省人的。」

他毫不謙虛,毫無保留地宣告自己種種優點和高尚理想,唯恐世人不知。作了宣揚奴化的幫兇和功狗,卻死不承認自己奴化,對陳儀政府和半山指他奴化,不惜造謠抹黑進行反擊。
他的後半生都是為了洗刷前半生留下的奴化污名而戰,以免身敗名裂羞於見人,死後留下臭名。光復後所有的作品都是為了否認自己奴化,這個自欺欺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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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1) :
1樓. 徐百川
2023/10/06 15:38

我還十分懷疑1936年吳37歲創作的第一篇小說〈水月〉,光復後也是經過他修改後再發表的,對台灣人受歧視待遇的描述,最初發表的原文可能沒有這麼誇張和露骨。